由於我國經濟結構仍以出口導向為主，同時因屬於淺碟型市場，易受國際情勢影響而大幅波動，因此我國央行的外匯政策向來具備濃厚的干預色彩。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期間，我國股匯市因受到市場不正常預期心理影響而重挫，央行為維持外匯市場穩定，不斷地再三公開宣示捍衛新台幣匯率的決心，顯見央行對於匯率走勢的看法相當值得重視。本文以外匯市場變化對於央行進場干預之可能性的影響做為研究主題，採用Logit模型並以1997年1月6日至2009年6月8日之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研究結論簡述如下： 1.當匯率變動量變動一單位時，央行阻升可能性的增加幅度會較央行阻貶可能性的增加幅度為高，表示相較於新台幣貶值，央行對於新台幣走升的反應會更為敏感；此外整體而言，關於央行阻升的報導數遠較阻貶的報導數為多，推論此與相較於新台幣走升，央行似乎更偏好於讓新台幣匯率貶值有關。 2.當外匯市場波動度上升時，央行進場干預的可能性確實會上升，且當此情形維持得愈久，央行阻升可能性的增加幅度也會愈高，可見央行干預確實具有穩定匯率短期波動的特色。 3.當新台幣升 (貶) 值幅度大於韓元、日圓時，央行阻升 (貶) 的可能性會上升，但當新台幣升 (貶) 值幅度仍小於韓元、日圓時，央行的反應並不如升 (貶) 值幅度已大於韓元、日圓時敏感，可見南韓、日本匯率的走勢與變動確實會影響我國央行的干預政策。 4.實質有效匯率與出口成長率皆會影響央行進場干預的可能性。 關鍵字：匯率干預、口頭干預、中央銀行、Logit模型

早期文獻上有關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的研究，多半獨立進行。近年來，有些學者體認到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其實是相互影響，而非互不關連，方有將兩者結合研究的趨勢。 　　本文即在探討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共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在「同質勞動且資本完全移動」假設下，探討當局最適外我匯干預與最適工資詷整法則的制定以及之間的相互影響。第二部份則建立等損失曲線的概念，重新詮釋第一部份所得的結果。第三部份進一步將“勞動異質”與資本移動程度考慮在內，以了解兩者在當局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角色。茲將本文主要結果摘述如下： 　　1.政策工具間的相互影響具有不對稱性，需視干擾來源而定。同時，由於政策工具間相互影響的不對稱性，兩政策工具對付各種來源干擾的能力勢將有所不同。在本文架構下，最適外匯干預政策應用於穩定貨幣、國外物價、國外利率干擾，最適工資調整法則應用於穩定實質供給面干擾。 　　2.「等損失曲線分析」具有兩點特色：第一、以相當對稱的方式解釋當局最適外匯干預與最適工資調整法則的訂定，第二、將當局係依據損失極小化決定最適政策的精神表露無遺。 　　3.勞動異質對最適政策的影響視干擾來源、勞工團體採用工資指數的情形及當局賦予產出波動的權數而定。其中，就「勞工團體採用工資指數的情形」一項而言，若只有部份蔻力採行工資指數，勞動異質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兩種類型勞工團體採用相同的工資指數，勞動異質將變得較不重要。

本研究利用公開的新聞資料做分析，探討近兩任央行總裁許遠東先生以及彭淮南先生在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上有何不同，將干預新聞資料設虛擬變數利用最小平方法做迴歸分析。迴歸結果發現，彭淮南先生在外匯市場的干預是有即時的效果且對匯市的反應較為迅速。而許遠東先生在外匯市場的干預則是有遞延的效果，干預行為也相較溫和。 / This paper analyzes public news to examine different behaviors between Hsu Yuan-Tung and Peng Huai-Nan when they intervened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paper uses intervention news as dummy variables and then performs regression analysis by Ordinal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ention behavior of Mr. Peng is instant effect and the reaction to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is quick. However, it is deferred and moderate for Mr. Hsu.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捲全球金融體系，解除資本管制為世界潮流，然而對於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特別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而言，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的優勢，央行干預外匯市場已成為一種經常性政策，因此本研究根據外資在股票市場淨買超金額、各幣別兌美元匯率及路透社關於台灣、南韓、印度與菲律賓央行干預匯市報導等資料，藉由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等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研究顯示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對央行干預、外資淨買超皆呈顯著負向影響，表示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上升(下降)，該國貨幣貶值(升值)時，在市場上可觀察到央行進行阻升(阻貶)的動作以及出現質疑央行阻升(阻貶)的訊息，同時，外資也會因而退出(進入)股市。除了菲律賓外，在台灣、南韓和印度，外資於股票市場淨買超增加對本幣匯率貶值幅度的影響效果皆落後三日，才反向顯著地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表示資本移入的增加會導致外匯供給增加，進而使該國匯率升值。對台灣與南韓而言，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雖正向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即央行阻升(阻貶)行為，能讓該國匯率貶值(升值)，但並不顯著；而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則顯著正向影響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而菲律賓則為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顯著正向影響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在印度，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反向影響，而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正向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但皆不顯著。

本文主要係基於國際壓力團體的概念來探討美國多國籍企業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 經濟干預行動。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多國籍企業干預能力的基礎， 說明多國籍企業干預能力乃基於本身雄厚的能力，母國政府的支持及地主國國家能力 低落形成。第三章多國籍企業的經濟干預，探討多國籍企業對地主國的資金與技術的 控制，及國際收支的影響。第四章多國籍企業的政治干預，探討多國籍企業如何以各 種合法、非法手段干預地主國內政。第五拉丁美洲國家的反擊，說明地主國如何對抗 多國籍企業的干預。第六章評估多國籍企茉干預行動的結果，並探討多國籍企業在國 際上應有的地位。第七章結論。

本研究藉由分析台灣央行總裁彭淮南先生任職期間，央行主要官員(總裁、副總裁、外匯局長)的口頭干預新聞，探討台灣央行官員口頭干預的成效。資料期間自1998年2月26日彭淮南先生就任開始，至2011年3月31日止，共3346個外匯交易日。首先針對新聞中官員發表談話的內容，分成阻升、阻貶、關注升值趨勢、關注貶值趨勢四大類，在模型中設定虛擬變數，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分析。 　　初步新聞資料統計顯示，央行官員發表阻貶談話多於阻升，但關注升值趨勢有高過關注貶值趨勢的現象。因此央行可能在匯率趨勢升值時採取關注性談話，但在貶值趨勢時發言阻貶。 　　央行官員的口頭干預時機為「逆勢干預」，即升值時阻升，貶值時阻貶。經實證發現，口頭干預雖難達到反轉新台幣趨勢之功效，但能縮窄變動幅度，使新台幣匯率更趨穩定。

本研究藉由日本央行及財務省的官員談話，探討日本貨幣當局的干預行為，以及口頭干預和實際干預對於日圓匯率的影響。樣本期間為2000年1月3日到2011年3月1日。日本的口頭干預行為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阻止日圓繼續升值，第二種是在日圓升值期間對日圓表達關注。故本文以日圓兌美元的匯率變動率做為被解釋變數，以口頭干預的新聞做為解釋變數，探討日本貨幣當局的干預行為是否有效。 分析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分析口頭干預是否顯著有使日圓貶值的效果，除了當天的口頭干預外，亦加入前一天及前兩天的口頭干預的虛擬變數做為解釋變數，以及實際干預量做為被解釋變數，以比較不同的時間點的口頭干預以及實際干預的效果。 第二個部分則分析口頭干預是否會因為發表談話的官員身分不同，而對日圓兌美元匯率有不同的影響，結果顯示主掌國際事務的財務省副大臣對匯率發表談話最能產生使日圓貶值的效果。

近年來，隨著國際資本移動開放與金融投資工具的進步，資產組合平衡學派在國際金融領域迅速的崛起，儼然成為主流。資產組合平衡學派所強調的基本論點是央行乃透過外匯市場干預，影響不同幣別資產的風險溢酬，來達成干預的效果。即央行透過外匯市場干預能傳達有關未來市場上國內外資產相對數量的訊息，並影響外幣與本幣資產的相對風險，而導致預期匯率風險溢酬(expected risk premium)的改變，因而改變人們投資在某貨幣計價資產上的超額報酬，亦改變了人們對不同資產的需求，進而改變對不同貨幣的需求，致使匯率朝央行預定的目標方向改變之。 本文第一部份，吾欲探測央行前期之沖銷干預舉動，可否影響本期市場風險溢酬(即超額報酬)。實証上採取Dominguez & Frenkel (1990)的研究方法，其乃假設外匯市場均衡時，未拋補利率平價說不成立，存在匯率風險溢酬 ，使得 的等式成立。本模型並假設國際資本投資者在進行資產配置時，乃採平均數-變異數投資組合模式(mean-variance portfolio model)，同時考量報酬與風險，即加入限制條件 。第二部分，吾欲瞭解央行沖銷干預與相對應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溢酬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或者兩兩之間是否存在互為回饋(feedback)之關係，採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與因果關係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找出此三變數間之相互因果關係，以檢驗沖銷干預透過資產組合影響匯率此一管道是否存在。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央行沖銷式干預確實可透過資產組合管道來達成其阻升或阻降之目標，即Branson的資產組合平衡模型可用來解釋此一階段匯率的變動。

過去文獻探討干預政策影響匯率的管道主要有三個：貨幣管道、資產組合管道與訊息管道。在沖銷干預不改變貨幣基數下，無法透過貨幣管道影響匯率；而過去文獻中對於資產組合管道之實證結果非常不一致，因此，Mussa在1981提出訊息管道認為央行目前的沖銷干預政策可能隱含未來的匯率與貨幣政策進而改變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而影響目前的匯率水準。 Lewis (1995)使用1985年至1990年美國公開的外匯干預日資料估計一個兩變數的VAR模型，探討干預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同時檢定現在的外匯干預是否隱含未來貨幣政策的改變以及貨幣政策的改變是否引起央行採行逆勢操作的干預政策。Lewis的研究結果顯示，此兩個假設皆成立，表示外匯干預可能預測未來貨幣政策的改變以及貨幣政策的改變也可能使央行進場干預匯率。此外，Lewis也利用衝擊反應函數估計不同貨幣政策變數的衝擊對匯率的影響，發現非借入準備 (nonborrowed reserve) 的衝擊對匯率的影響較M1顯著。 本文參考Lewis的分析架構並且使用台灣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並進一步估計一個三變數的VAR模型欲探討干預與匯率之直接影響效果。結果發現訊息管道與逆勢操作政策皆存在，且干預對新台幣兌美元的影響較日圓顯著；在貨幣政策變數上，非借入準備對匯率之影響較M1顯著，此結果與Lewis相符。

本文章使用 Lin (2010) 的動態追蹤資料分量迴歸(DPQR)來分析匯率波動與外匯干預之間的關係。此外，本文更探討新興市場國家與非新興市場國家樣本間外匯干預對匯率波動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匯率波動較低時與外匯干預較不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然而當匯率波動較高時則與外匯干預呈現顯著 的正向關係。此外,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可發現在高匯率波動下,外匯干預與匯率波動之間為顯著的正向關係;而非新興市場國家樣本所得到的結果為外匯干預與匯率波動之間在為不顯著的正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