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影響效果，並且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捐贈的影響是否一致，共建立三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除了探討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不對稱性效果外，本研究亦將整體資料依所得與捐贈佔所得比率分組，探討所得低中高組別、捐贈佔所得比率低中高組別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不對稱性影響。主要結論分為以下三個，第一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進行對稱性分析，發現於景氣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於捐贈具有不對稱性效果。換句話說，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第二，在依所得分組方面，在不同所得族群中，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分析對稱性發現，對中所得族群具有不對稱性影響效果。最後，依捐贈比率分組的資料方面，不同捐贈比率族群下，其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我們亦分析其對稱性，結果發現，對於低、中捐贈比率族群具有不對稱性，表示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的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

本文主要研究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家戶消費之影響效果，並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期與衰退期波動對家戶消費影響是否一致。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所提供1979年至2011年之「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共33年度的家戶消費資料。由於樣本為時間序列資料，可能受到重大的經濟因素影響，使得過去消費和現在的費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造成迴歸關係中參數改變，故加入「結構轉變」（structural changes or structural breaks）檢定分析。除了探討總體家戶消費之外，亦將整體資料依家庭可支配所得分組，藉以了解不同所得分配的家戶消費之間差異。 本文研究方法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分別針對總體景氣波動與家戶消費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與總體景氣波動之繁榮期和衰退期間對家戶消費的影響程度是否有不對稱之影響作驗證，兩大部分別建構兩組模型。主要結論為以下三個，第一，總體景氣波動對於低所得家戶與總體家戶之消費的影響呈現正循環，且進一步發現景氣繁榮期與衰退期對於家戶消費確實存在不對稱影響。第二，由其他相關變數發現，總體家戶與高所得家戶存在財富效果，擴張性貨幣政策有效，而低所得家戶需藉由所得重分配政策才能有效改善家戶消費情況。最後，結構性轉變實證結果顯示，總體家戶與高所得家戶之消費顯著存在結構性轉變，而低所得家戶則不存在結構性轉變。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生育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針對兩個研究目的，利用1964年至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做為衡量生育水準的指標，作為被解釋變數，於解釋變數有失業率、女性勞動參與率、婦女有偶比例、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社會福利支出、都市化程度及家庭計畫實施前後，探討各變數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及方向。以上變數皆經過H-P filter去除單根問題及時間趨勢，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變數對景氣波動與生育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生育率成負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對生育率無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即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差異不大。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臺灣生育率為順景氣循環，當景氣衰退時，生育率會下降，可能為女性對小孩的需求之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所致。希冀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以提供政府制定提振生育相關政策之參考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另外，由於政府一次金融改革之推行目的在於重整金融市場秩序與降低銀行呆帳比率，因此，本文將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前後總體景氣波動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效果做比較分析，藉此觀察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管理是否具有其實質的效果。本文首先針對兩個主要研究目的，分別建構兩個假說，再利用1988年第一季至2009年第三季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經濟變數對景氣波動與銀行業逾放比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我們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成反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僅於一次金融改革後對銀行業之不良債權比率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而於一次金融改革前，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差異不大，且受金融市場景氣波動有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政府推行一次金融改革前，由於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讓許多小型新設銀行林立，種種因素使得金融秩序紊亂，銀行業之逾放比率逐年升高，其受總體景氣波動的影響已不甚明顯。政府為重整金融秩序之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後，我國銀行業之逾放比率回復到其該有的波動秩序，與相關研究文獻中各國不良債權同樣受總體經濟之負向衝擊而有顯著的影響，而非一味的上升。因此，本研究間接驗證了一次金融改革的成效，由此可見，金融市場秩序是需要政府的監督及管理。

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有普遍不足的現象，且稅收會隨景氣波動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從土地稅租稅努力角度切入，來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租稅努力是否具有不對稱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建立迴歸計量模型，配合1982年到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來驗證總體經濟變數以及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租稅努力的影響，是呈現正向或反向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波動對租稅努力是否有不對稱影響。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兩點，第一點可由迴歸結果中證明，無論是單獨探討景氣波動的影響效果，或是放入其他總體變數所建構較完整的模型之下，都顯示總體景氣衰退期間的失業率，和全國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負向關係，而實證結果也證明我國總體經濟景氣波動與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正循環，也就是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景氣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租的努力程度較低，而在景氣繁榮期間的土地稅租稅努力則較高。本文的第二發現，乃是若將景氣波動分為繁榮與衰退期間，可發現景氣衰退期間影響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這也表示總體景氣於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稅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效果較大。且經由Wald test的檢測結果中可看出總體景氣的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土地稅租稅努力有不對稱影響，故可推論景氣好壞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行為。據此，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加之後，地方政府需要更有目地的提升自我租稅努力程度，若地方政府能夠判斷景氣波動對財政造成的影響，或許可制定輔合時宜的租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