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長期穩定的經濟成長是每個國家欲追求的目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外在衝擊常常導致經濟體系的景氣循環波動，而短期間景氣循環的大幅波動將不利於經濟體系穩定發展，因為民眾的消費、廠商的投資決策以及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實施，都深深受到景氣變動的影響。因此準確預測景氣動向，深受經濟學者、政府以及一般民眾的重視。 預估景氣循環擴張和衰退持續期間的長短並不容易，由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提供的資料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景氣擴張最長的時間，曾經延續了一百零六個月，而最短的則只有十二個月；在景氣衰退方面，最短是六個月，最長則為十六個月。而二次大戰前，時間變化的幅度就更大了。由於景氣變化前的徵兆並不是很顯著，因此許多經濟學者從各種方面來探討與分析景氣循環。 本篇論文引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對 Dueker (2005) 文章作一個擴展與應用，將Dueker文中原本的二分類：景氣衰退、景氣擴張延伸為景氣三分類：景氣衰退、景氣狀態不明與景氣擴張，帶入 Qual VAR 模型並利用Gibbs sampling模擬未知參數與變數，藉由統計分析，希望能對景氣循環提出一個更為詳細的詮釋。而本篇論文的目的希望在相對於二分類模型，在總體現象上能提供一個更為完善與更明確的描述，使得在分析上能更完整。參考 NBER 所公佈的景氣轉折點並輔以其他指標，將景氣區分為三分類，以 Qual VAR 模型模擬出景氣三分類的景氣指標，再對這個指標做預測分析，並比較美國景氣在二分類與三分類之下的異同。結果指出三分類模型成功的預測出 2002 年第一季到 2003 年第三季美國景氣擴張的狀態，而三選擇模型的模型比起二選擇模型，對於預測景氣狀態有更為明確的判斷，且加入一分類指標，提供新的景氣變動解釋，幫助人們做出更為合適的決策。

景氣循環具有相當高度不確定性，企業面對景氣循環以採取不同的營運及財務的策略，以求因應不確定的景氣波動，本研究試以景氣對策燈號此一指標的數據來對財務決策的影響，試圖找出是否有較佳的財務決策方式，以維持企業的獲利性與成長性。 本研究資料期間，始自經建會公佈之台灣景氣循環之第七循環至目前之景氣循環，期間為1985年至2004年。本研究之對象為除金融業外之上市企業，曾經歷兩次以上景氣循環者，計共有210家上市企業，包括34家電子產業176家傳統產業公司，共計3018筆資料。 實證結果發現： 一、面對景氣好轉時，企業會選擇提高固定資產成長率、資產成長率、每股股利、每股現金股利，降低研發費用率、負債比率。 二、面對景氣好轉時，較佳的財務決策應是提高研發費用率、固定資產成長率，控制資產成長率，避免資產膨脹過快。提高負債的運用。並採取高股票股利低現金股利的股利政策。 三、產業變數僅在財務決策上略有差異，經營績效則無。 四、公司規模大的企業採用較高的投資、融資決策，相對較低的股利發放，然而規模大的企業經營績效，並不顯著較佳。 / Business cycle is highly uncertain and hard to predict. Firms only can respond to business cycle passively by taking appropriate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strategies. Our research aims to use monitoring indicator issu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better financial decisions in order to keep the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of the firms. Our data start from the 7th business cycle, 1985, to now cross over 3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Our research samples are companies listed on Taiwan exchange for longer than two business cycles, excluding financial industry. Therefore, total companies in our sample are 210 and the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lectronic industry with 34 compan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y with 176 companies, and the number of total data is 3018.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hen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mproved, firms would increase fixed asset growth rate, asset growth rate, dividend per share, and cash dividend per share, but decrease R&D ratio, and debt ratio at the same time. 2. Our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firms should increase R&D ratio, fixed asset growth rate, financial leverage, and control the speed of asset growth rate as the optimal financial decis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3. The proxy variable of industry is insignificant to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irms. 4. Firms with larger scale will take higher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ecisions with relatively lower dividend payout ratio. However, their financial performance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達成或超越分析師的盈餘預期為公司重要目標之一，市場包括投資人或分析師對於公司達成盈餘預期目標的反應，一直為學界所關心。文獻發現達成盈餘預期目標的公司，確實享有較未達成目標者更高的股價報酬，顯示市場對此持有正面的反應，因為達成目標的公司，未來將有較佳的獲利能力。本文延伸文獻之探討，進一步考量經濟環境因素---景氣反轉，在這一議題上可能扮演的角色，亦即試圖探討景氣反轉時市場對公司達成或超越分析師盈餘預期的反應，以及達成盈餘預期目標的資訊內涵，會如何受到景氣反轉因素的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達成或超越分析師盈餘預期事件所帶來的股價反應，不會受到景氣由上往下反轉的影響而有所差異，但分析師對此等事件的反應則會隨景氣由上往下反轉而更為強烈，在景氣由下往上反轉時則較無差異；至於此等事件所隱含公司未來將有較佳獲利能力的資訊內涵，雖不會隨著景氣由上往下反轉而有所差異，卻會隨著景氣由下往上反轉而更為增強。 / Meeting or beating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the management to achieve. As a result, the market reaction to the meeting of earnings expectations has been intensively explored. In general, the meeting of earnings expectations signals brilliant future profitability to the investors. Following this line of research,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business cyc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reaction and the meeting of earnings expectations. We find that the stock returns of firms meeting or beating analysts’ forecast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sudden downturn of the economy. On the contrary, analysts’ response to such events becomes stronger in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ough it remains the same when the economy rebounds. As for the issue of information content, meeting earnings expectations is more informative when the economy rebounds from recession but not in the downturn of the economy.

本研究以民國79年至民國87年為研究期間，探討當景氣出現波動時，企業是否有操縱盈餘的行為。首先探討景氣循環對企業經營績效的關連性，觀察不同產業企業之經營績效是否因景氣變動而有所差異。其次針對景氣循環與企業盈餘管理程度之關連性進行研究，探討不同產業企業盈餘管理的程於景氣擴張期與收縮期有無顯著的差異。 實證結果顯示：(1)整體而言，景氣循環與全體樣本公司之經營績效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個別產業而言，紡織業、塑化業及建築業在景氣擴張時期之經營績效顯著優於收縮時期；(2)當以ODACA（以總資產及成長率調整後與營業有關之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取絕對值）作為盈餘管理之代理變數探討景氣循環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時，就全體樣本公司而言，企業在景氣處於收縮期的盈餘管理程度顯著大於擴張時期，就個別產業之分析結果，食品業及塑化業盈餘管理的程度於景氣收縮時期明顯大於擴張時期；(3)當以ODACS（以淨銷貨收入及成長率調整後與營業有關之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取絕對值）作為盈餘管理之替代變數探討景氣循環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時，以整體樣本來說，企業在景氣處於收縮期的盈餘管理程度顯著大於擴張時期，觀察個別產業之情形顯示食品業、電機業及塑化業盈餘管理的程度在景氣收縮時期明顯高於景氣擴張時期；(4)當以NOI（(以總資產調整後業外收益變動取絕對值）作為盈餘管理之替代變數探討景氣循環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時，就整體而言，樣本公司在景氣處於收縮期以業外淨損益操弄盈餘的程度顯著大於擴張時期，依個別產業觀察，電子業、電機業及建築業在景氣收縮時期利用業外損益管理盈餘的程度顯著高於擴張時期。 關鍵字：盈餘管理、經營績效、景氣循環 / Focusing on the firms listed on Taiwan Stock Exchange over the period of 1990 to 1998,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sample firms manipulate earnings in the face of business cycle. First,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siness cycle and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cycle and the magnitud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document that 1) business cycle i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whole sample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founded in textile industry, plastic-chemical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2) When using the absolute value of changes of operating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djusted by total assets and growth rate (ODACA)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the magnitude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ODACA of whole sample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contraction period than in expansion period. The results are also founded in food industry and plastic-chemical industry. 3) When using the absolute value of changes of operating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djusted by net sales and growth rate (ODACS)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the magnitud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ODACS of all sample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contraction period than in expansion period. The evidence is also founded in food industry and plastic-chemical industry. 4) When using the absolute value of changes of non-operating income adjusted by total assets (NOI)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the magnitud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s that the NOI of all sample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contraction period than in expansion period. The results are also founded in electronic industry, electrical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 earnings management, operating performance, business cycle

國民黨政府自從一九四九年遷台以後，對台灣實施了四十年的威權統治，直到近十多年來，才逐步開放民主化的腳步。對國民黨政權而言，在統治的過程中，首先會遇到的就是被統治者對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如何增加其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使其統治型態與勢力能夠穩固，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經由台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吸收台籍菁英人士；另一方面，藉由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開放，獲得「由下而上」的正當性。 對執政黨而言，在開放選舉競爭後，還要盡力去維護選民對其政權的支持，而經濟層面的誘因將是影響選民支持的最佳方式。對於擁有龐大行政資源的國民黨而言，透過對股票市場的干預是獲取選民支持的最方便的管道。 從利多政策的性質，我們可以將利多政策分為兩類：貨幣性利多政策與財政性利多政策。貨幣性利多政策包含：調降存款準備率，調降重貼現率與調低利率。財政性利多政策包含：調降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所得稅，調整漲跌幅度限制，調整信用交易之融資成數與融券保證金比率。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發現貨幣性的利多政策較財政性的利多政策更常使用。此外，從不同的政策間，藉著比較對股市所產生的影響，我們發現：不論是利多的貨幣政策或利多的財政政策，其短期效果都非常有限，頂多只能發揮2、3天的效果而已，以調整存款準備率為最佳，其次是調整重貼現率與利率、調整證交稅與證所稅和調整信用交易比例，以調整單日漲跌幅限制為最差。 從過去學者們對歷次選舉政黨獲選因素的分析，選民在形成投票決定時，多以「候選人因素」作為最重要的考量，再輔以「政黨認同」、「議題因素」及其它的因素作為考慮。然而就本文探討的重心而言，「股票市場的利多政策」僅能算是「議題因素」中的「經濟性議題」，很顯然的，這不是這段期間內決定選民行為的主要因素。 從「國民黨利用利多政策，掩護出脫黨營事業持股，募集選舉資金」來進行檢驗，我們發現：國民黨申報持股轉讓的時間與股價高點時間高度契合，在考量「選舉年」的因素下，更為明顯。 從申報持股轉讓與選舉週期的時間關係來看，在選舉年的時候，國民黨的申報轉讓動作集中於選舉前的十個月到選舉前三個月的時間。另外，從申報持股轉讓與利多政策施放的時間關係來看，在利多政策出現後的三到六個月，是國民黨密集申報持股轉讓的時間。所以，我們聲稱「國民黨利用股票市場利多政策的施放，藉機籌措黨務經費和選舉資金」的命題是成立的。 從利多政策大多集中於選舉前三個月到選舉前五個月施放的時間點來看，再加上對股票價格的預期，我們可以說：選舉前三到五個月施放的利多政策，營造了選舉後三到六個月的股市行情。 換句話說，國民黨籌措選舉資金的模式就是：在選舉前六個月，逐漸施放利多政策，在刺激股市加權指數走高的同時，進行申報轉讓持股，將選前申報轉讓持股所得到的資進轉入選戰的工作所需；但是，由於大量的持股轉讓，必然會影響加權指數，所以在選舉前一個月時，再配合最後一波的利多政策施放，使加權指數維持比較好看的點數，也附帶加強選民對執政黨處理經濟事物能力的印象；在選舉過後的三到六個月期間，選舉前的利多政策發酵，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的推動效果時，則進行另一次的選後持股申報轉讓。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生育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針對兩個研究目的，利用1964年至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做為衡量生育水準的指標，作為被解釋變數，於解釋變數有失業率、女性勞動參與率、婦女有偶比例、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社會福利支出、都市化程度及家庭計畫實施前後，探討各變數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及方向。以上變數皆經過H-P filter去除單根問題及時間趨勢，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變數對景氣波動與生育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生育率成負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對生育率無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即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差異不大。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臺灣生育率為順景氣循環，當景氣衰退時，生育率會下降，可能為女性對小孩的需求之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所致。希冀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以提供政府制定提振生育相關政策之參考

從Fama and French(1993)提出三因子模型以降，便持續有質疑的論點認為三因子仍然不夠完整且不夠有說服力，除非能夠找到更多潛藏的風險因子。這樣的批評是因為SMB、HML是依照「規模(size)」、「淨價市值比(bm)」等『特徵』分類之投資組合的報酬，而這卻和系統風險沒有足夠經濟意涵上的關聯。Hahn and Lee(2006)研究認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兩種利差可以替代規模 (size)、淨價市值比 (bm)的角色去解釋風險與報酬抵換的關係，因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已為眾人所知可以預測總體股票市場報酬，甚至這兩個變數已經長期被視為信用市場狀況以及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也就是說這兩個變數可以捕捉市場報酬對於信用市場狀況、利率的變化。 故本文採用Hahn and Lee(2006)的研究方法，探討違約利差與期間利差是否能夠解釋SMB、HML兩個變數與景氣循環的關聯，如果可以解釋，代表利差可以進而代替SMB、HML成為資產報酬的解釋變數，甚至更富總體經濟意涵。 實證結果發現，違約利差的變動Δdefault spread對SMB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期間利差的變動Δterm spread對HML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小規模公司由於資訊不對稱的緣故，對貨幣政策以及景氣循環都有不對稱的反應，面對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小規模公司的信用條件惡化、暴露在違約風險之中，迴歸實證結果亦發現此時小規模公司的表現較差，故SMB下降。同樣地，在景氣不好的時候，期間利差縮小，高淨價市值比公司的股票報酬較低，故HML縮小。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另外，由於政府一次金融改革之推行目的在於重整金融市場秩序與降低銀行呆帳比率，因此，本文將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前後總體景氣波動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效果做比較分析，藉此觀察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管理是否具有其實質的效果。本文首先針對兩個主要研究目的，分別建構兩個假說，再利用1988年第一季至2009年第三季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經濟變數對景氣波動與銀行業逾放比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我們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成反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僅於一次金融改革後對銀行業之不良債權比率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而於一次金融改革前，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差異不大，且受金融市場景氣波動有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政府推行一次金融改革前，由於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讓許多小型新設銀行林立，種種因素使得金融秩序紊亂，銀行業之逾放比率逐年升高，其受總體景氣波動的影響已不甚明顯。政府為重整金融秩序之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後，我國銀行業之逾放比率回復到其該有的波動秩序，與相關研究文獻中各國不良債權同樣受總體經濟之負向衝擊而有顯著的影響，而非一味的上升。因此，本研究間接驗證了一次金融改革的成效，由此可見，金融市場秩序是需要政府的監督及管理。

台灣擁有許多很好很賺錢的企業，這些企業形成高獲利投資的明星產業。為尋找台灣股市波動因素對股價的影響，與股票市場投資正確方法與目標，本研究試圖從高價電子產業股中以企業背景、產業特性、重大事件等依據研究出投資行為是否有跡可尋，進而擬定適當的投資策略，成為高價電子股是否可以追尋與研究之重要課題。爰此，本文旨在探討台灣股市波動因素研究與企業股價波動因素之關連研究，藉由電子相關類股研究以產業因素、大環境景氣循環統計變數及企業經營策略來進行討論研究，並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及歷史資料事件分析，以高價電子股票來進行市場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股市波動因素可以經由企業經營策略、市場競爭資訊來源、景氣評估準則、重大事件特性與產業循環等方面予以適當解釋。此外，可將高價股企業股價波動因素研究分為三個區隔研究，並對此三個區隔研究目標研擬有效的投資策略。本研究之結果可藉由產業角度來分析股價波動因素有用之資訊，對台灣高價股價高股股價波動因素找尋一些投資策略的蛛絲馬跡亦有一定之對高價電子股之企業股價之參考價值。 / Taiwan and discuss factors affecting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in quality companies by the corresponding industry structures,The existence of quality companies that are well positioned to benefit from the economic trends in Taiwan has developed into a unique industry for investment choice. In order to search for a proper method and objective for investing in the Taiwanese stock marke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fer a favorable investment behavior from the company backgrou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vent studies of specific growth stocks, and further proposes appropriate investing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duct stock market research with quality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discuss factors affecting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in quality companies by the corresponding industry structures,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economic cycle and event studie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in quality companies can be justified by company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formation source from the market, evaluation guidance for economic cycle, characteristic of event studies and industry cycle. Moreover, the research in sock price fluctuations in quality compan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ndividual research areas and three effective investment strategies can be proposed accordingly.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factors affecting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analysis and would contribute in providing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proposing the appropriate investment strategies.

論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公共選擇觀點建立理論模型，探討政府組織之政治家與官僚之互動，並分析經濟發展、房地產景氣等經濟變數與政治過程中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之影響，其次利用追蹤資料之迴歸模型，檢定理論模型之推論及分析政治景氣循環現象，並提出改進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之參考點。 本研究發現，當政治家主導評定過程時，理論模型推導出經濟變數對土地稅稅基有正向影響，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產生不利影響，並於實證上以台灣省21個縣市，民國76年至民國90年之追蹤資料迴歸分析，證實本研究理論模型之推論，即第一任政治家於選後藉由繁榮地方建設，回饋選民和利益團體於選票上之支持，欲連任之政治家於選前一年和選舉年，透過減輕選民和利益團體土地稅負擔，達到連任之目標，產生土地稅稅基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尤其是選舉競爭程度愈激烈，愈有誘因操控土地稅稅基之評定。 綜合上述之分析結果可解釋，當政府的力量未受適當規範及運作過程中制度的缺失，排擠了技術官僚查估地價之專業，產生歷年來土地稅稅基偏低之鎖進效果，欲改善現行規則，需以漸進方式為之。短期而言，(1)藉由資訊的公開，改變經濟與政治相對價格，進而影響政治家與官僚個人偏好的改變；(2)藉由誘因機制，誘使土地稅稅基提高；(3)藉由技術的更新，促進政府組織的改良。長期而言，參考日韓經驗，建立合理有效之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 關鍵詞： 公共選擇、政治景氣循環、土地稅稅基、政治家、官僚、經濟變數和政策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