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milton (1989)發展出馬可夫轉換模型(Markov-switching Model)，由於該模型允許母體參數在不同時期，具有間斷性跳動性質，且跳動次數並不限定為一，並利用馬可夫鏈(Markov chain)的機制來掌控狀態間切換，解決混合分配模型狀態跳動毫無規則的問題，將可適可掌握金融與經濟變數所面臨的結構改變，以及解決在計測風險值(valued at risk)過程中，所存在報酬分配的高峰厚尾問題。 本文非僅是嘗試另一種方法，而是我們在探討股市報酬波動與景氣循環變數行為後，推判它較能夠捕捉實際的報酬波動與景氣循環行為。我們除作過去文獻較未顧及的，系統性地分析各種潛在風險值計測方法所適用與不適用報酬率變異情境，並嘗試使用允許參數來自不同波動狀態，對傳統ARCH模型加以修正之SWARCH模型，希對股市報酬波動提供更佳的分析。在景氣循環探討，針對馬可夫轉換模型加以修正，掌握台灣與南韓經濟結構與美國及日本等國迥異的問題。此外，我們也回溯、討論各種處理財經變數結構問題之實證模型差異，分析馬可夫轉換模型相對優、劣點。

在過去研究犯罪經濟學的理論文獻上，失業率對各犯罪類型的影響為正向關係，但在實証文獻上的研究發現，卻有愈來愈多的証據支持此二個變數間的負向或無關係。為了解釋上述正向與負向間相反的矛盾關係，本篇論文嘗試利用兩種模型(非參數與非參數模型)與兩種效果(機會效果與動機效果)來解釋此二變數間的關係，此亦是本論文主要貢獻。其中機會效果是用以解釋失業率與犯罪間的負向關係，動機效果則用以解釋正向關係。在非參數模型中，利用失業率為景氣循環的代理變數，發現失業率與竊盜間存在正向關係，此與大多實証研究相符；失業率則和妨害風化與殺人犯罪間呈現負向相關；失業率與傷害罪間則沒有明顯正負關係。研究亦顯示，不同的犯罪類型在不同的參數模型下，統計的顯著性亦有不同，而在不同年齡層(青少年與成年人)的犯罪模型則更與理論模型結論相符。 /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criminal economics, unemployment rate tends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all types of crimes. However, more and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xploits both nonparametric and parametric models and considers two effects, including opportunity and motivation effects. The presence of the opportunity effect leads to b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crimes, while the presence of the motivation effect giv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Under nonparametric model where unemployment rate is used as a proxy for business cycles, we only found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robbery, while obscenity and homicide are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unemployment rate. This is in line with most empirical studies. Little correlation evidence is found for unemployment and other types of crimes. Under parametric model,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iffers in models, and depends on crime variable used. We found more consistent results with theoretic models for the age groups (teenagers and adults).

股票市場乃屬長期資本市場，企業家透過「資本證券化」的方式向投資人募集資金，做為公司營運及擴充規模之用。是故股票市場繫乎一國的經濟發展，乃經濟發展之櫥窗。無論基於何種因素，股價確實會有漲跌互異的現象，但消息面、心理面或其他非經濟因素並不能完全的支配股價走勢，從長期而論，股價終究會回歸基本面，所謂基本面，就是經濟之榮枯，常以景氣的好壞來表現，景氣循環即為一種經濟波動的現象。是故，雖致使股價波動的因素繁多，然而由長期基本面的觀點來看，景氣循環是否為解釋台灣股價指數長期走勢的主要力量呢？此乃本文所欲探尋的答案。本文以經建會所公佈之景氣領先指標綜合指數及其組成要素分別代表景氣狀況，從理論與文獻上整理說明股價變動與景氣循環的關係，並陳述1990年代的台灣股價指數與景氣循環走勢之關係，最後利用由Johansen所發展非常適於經濟模型的估計與檢定的計量工具---共整合分析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企圖以變數間所具有的整合線性關係作為衡量長期的均衡關係，並以均方誤差(RMSE)與絕對平均百分比誤差(MAPE)評量預測績效。 本文最終實證所得之各項重要結論如下： 一、股價與領先指標綜合指數 短期上落後一期和落後四期的領先指標綜合指數變動率與股價報酬率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此外股價與領先指標綜合指數長期存在正向共整合方程式。 二、股價與貨幣供給M1b具正向關係 長期而言依據共整合檢定，兩者具有長期均衡關係，並在同期時具顯著正向關係；在短期方面，依誤差修正模型之t檢定當期股價報酬率與落後一期之貨幣供給變動率呈現顯著正相關。 三、股價與海關出口值、新接訂單指數 股價分別在長期與兩者具均衡關係，並在同期時具顯著正向關係，但在短期上並無明顯關係。 四、股價與躉售物價、製造業平均每人每月工時、台灣地區房屋建築申請面積並無明顯關係。 五、所有五個共整合模型之預期值，均顯示出在上升波段預期值低於股價實際值，而在下跌波段預期值高於股價，此明顯反應了台灣股市投資人較不重視基本面分析，而以短線操作為主，心理因素、炒作因素影響重大，所以經濟景氣時常一窩峰買進而高估股價，反之，則大量殺出而低估股價。 六、五項共整合模型預期績效之良劣順序為：1.領先指標綜合指數與股價之ECM；2.三領先變數綜合與股價之ECM；3.M1b與股價之ECM；4.製造業新接訂單與股價之ECM；5.海關出口值之ECM由上面之順序顯示考量較多經濟變數較能涵蓋實質經濟，也能獲致較佳之預期。 總合而言，本研究各項模型雖不盡如人意，但對於大盤走勢之預期有不錯之效果，若再加入國人之心理因素，於牛市中將預期值往上修正，而於熊市將預期值往下修正，本模型應可更貼近實際股市情況。

本研究主要探討資產組合是否應隨著景氣循環進行調整的實證，並觀察在不同的景氣狀態下，各類資產的投資報酬率、投資風險、資產間相關係數與配置比例變化情形。實證結果發現： 在投資報酬率分析方面，在景氣時期，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確實高過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相對地，在不景氣時期，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就低於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再者，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的確比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要高。債券型資產雖然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稍微高過了不景氣時期的報酬率，不過高出的差異並不顯著。 在各資產的投資風險分析方面，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各資產在不景氣時期的標準差都顯著地高過景氣時期的標準差兩倍左右，代表在不景氣時期，投資組合的避險效果較差。 在報酬率相關係數分析方面，權益型資產間的相關程度比其與債券型資產的相關程度來得高，且資產間的相關程度在景氣時期較低、在不景氣時期較高，這代表在不景氣時期多角化投資的避險效果較差，在景氣時期多角化投資的避險效果較好。 在資產配置比例分析方面，在景氣時期，投資組合內權益型資產的配置比例較高；在不景氣時期，投資組合內債券型資產的配置比例較高。 此外，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得到一個較特別的發現，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權益型資產，在納入投資組合前除了要注意其與國內景氣循環的相關程度要較低之外，還要不違背「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及「權益型資產在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債券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且債券型資產在不景氣時期的投資報酬率比權益型資產的投資報酬率要來得高」的原則，如此才能真正達到納入國外資產至國內資產組合中以趨避國內系統風險的目的。

由於許多經濟指標的定義不明確，或是因為資料蒐集的時間不一，導致代表經濟景氣的數值，實際上即具有相當大的的不確定性。傳統的方法多不考慮這樣的模糊性,而傾向尋找一準確的模式轉折點。本文則以模糊數學的方法,運用模糊分類法以及模糊熵，訂定一個評判的準則。藉以找出一時間數列模式發生變化的轉折區間。最後以台灣經濟景氣指標為例，說明此方法可不需對資料的模式有任何事先的認知，即可得出與傳統方法相近，甚至更為合理的預測結果。 / Unlike conventional change points detecting, which seeks to find a decision boundary between classes for certain structural changed time se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a new approach about fuzzy change period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uzzy theory, we propose a procedure for the - level of fuzzy change period detecting and prove some useful properties for a fuzzy time series. We use some numerical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these procedures can be applied. Final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etecting approach for structure change of fuzzy time series is available and practical in identifying the alpha-level of fuzzy change period.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直接以利率特性探究景氣循環，並以景氣循環探究利率特性，以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此模型的特色，在於避開了一般總體模型共通的一項缺點 : 必須先預測外生變數。以上談到的貨幣市場利率特性，計有持有報酬率、違約貼水、期限貼水等三者，至於景氣循環則採用經建會所認定的標準。 研究發現，民國75年到84年臺灣地區貨幣市場的利率特性與實質經濟活動，的確互有解釋及預測能力，實証結果如下： 1.持有報酬率與景氣循環 持有報酬率對景氣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以持有報酬率來解釋及預測景氣機率也獲致很好的效果；另外，在景氣由盛而衰及由衰轉強此二個景氣轉折月份，持有報酬率飛高和陡降的劇烈變化特別值得注意。並且可以藉由卡曼模型改變估計方法，提高景氣對持有報酬率的解釋和預測能力。 2.違約貼水與景氣循環 從違約貼水對景氣為固定係數的負向關係來看，顯著性雖然低，卻可藉由卡曼模型改變係數估計的方法，大幅改善違約貼水與景氣相互間的解釋和預測能力。 3.期限貼水景氣循環 下降或駝峰型的利率期間結構堪稱是衰退期特有的現象，和1938(1989美國的歷史資料不謀而合。

本文主要研究外資、投信及自營商這三大法人是否有「處分效果」及「過度自信」行為上的偏誤，並想要進一步探討投資人是否可以透過觀察三大法人在不同景氣狀態下的異常行為建立投資組合以獲得顯著的超額報酬，故利用Weber and Camerer（1998）所提的處分係數（The disposition coefficient）來表示處分效果及黃坤興（2006）提出的修正過度自信係數（The overconfidence coefficient）代表過度自信現象，並採用二情境轉換模型，以馬可夫鏈描述情境轉換行為，觀察三大法人在2005年至2013年台灣股票市場上的行為。 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的景氣狀態下三大法人會有不同的異常行為產生，在景氣繁榮期外資有處分效果而無過度自信，投信則無異常行為，而自營商沒有處分效果而有過度自信傾向；在景氣低迷時期外資有處分效果而無過度自信現象，投信沒有處分效果而有過度自信，自營商則是同時有處分效果與過度自信，而投資人可以在三大法人有異常行為時，利用放空高係數資產及買入低係數資產獲取正報酬。

為瞭解地方縣市長選舉期間，候選人所爭相開立之競選支票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本研究將過去僅以中央政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景氣循環理論延伸至地方層級，期能藉此彌補相關文獻僅考量政治層面的不足。而關於政治景氣循環理論自Nordhaus(1970)正式提出至今，較具爭議之實證結果分歧的部分，本研究試圖以「執政者操控經濟之能力」的差異予以解釋。 另一方面，基於地方政府彼此間的競爭性，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應有別於中央層級。本研究遂以此現象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為焦點，藉以瞭解當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可能因執政者操控能力之有無而不必然出現時，各地方之經濟狀況是否將因此而有所差異。 經由理論模型之探討，以及蒐集台灣地區民國74年至87年各縣市之相關年資料以進行實證分析之後，本研究得到下列結論： 1. 就本研究的實證資料而言，我國地方層級存在政治景氣循環現象；而執政者為達成其連任目的而於選前採取擴張政策時，將同時考量其財政自主程度，顯示執政者之操控能力對於政治景氣循環現象的發生有相當的影響。 2. 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將伴隨房地產價格的過度資本化，而使房地產價格有相對上較高的傾向；由台灣地區相關資料所得之實證結果亦是如此。由此，可推論此一現象對於地方經濟發展有相當影響。 3. 由於政治景氣循環現象的存在，使得都市發展程度較高、財政自主程度較高的縣市，其房地產價格偏高的現象，似乎是現今民主政治制度下一種難以避免的趨勢。 4. 地方政府贏得選舉的動機，應是中央政府制訂相關政策目標或策略時所不容忽略的，特別是那些須經由地方政府所執行者，如促進區域均衡、促進城鄉發展之策略等。 此外，基於研究結果與限制，關於如何改善在總體經濟變數、政府支出等方面因政治景氣循環現象所引發之人為波動，乃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之課題。或是突破資料之限制，改以季資料或月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應能使研究成果更為清晰。再者，關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亦可為後續研究方向。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 5 第四節 研究限制 5 第五節 研究流程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三章 理論模型 15 第一節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之討論 15 第二節 結合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之資本化模型 17 第四章 地方層級政治景氣循環現象探討與實證分析 22 第一節 地方政府操控經濟之誘因與工具 22 第二節 地方政府執政者操控能力之差異 30 第三節 實證分析 36 第四節 小結 49 第五章 地方層級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實證分析 51 第一節 各縣市房地產價格概況分析 51 第二節 實證分析 62 第三章 小結 70 第六章 綜合分析與檢討 72 第一節 中央補助款角色之探討 72 第二節 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與區域均衡發展 74 第三節 實證資料之限制 76 第七章 結論 78 第一節 結論 78 第二節 後續研究方向 80 參考文獻 82 附錄 92 表目錄 表4-1：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改變，1983-1992 23 表4-2：第十屆至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當選人名單與得票率 25 表4-3：第十二屆至第十四屆縣市議會之多數黨及該黨籍議員比例 31 表4-4：各縣市之自有財源比例 33 表4-5：各縣市自有財源比例之ANOVA分析結果 35 表4-6：實證資料來源 39 表4-7：選舉循環之虛擬變數設計 40 表4-8：平均每人歲出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3 表4-9：每年新闢與維護之道路面積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5 表4-10：地價稅收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7 表5-1：各縣市房地產報酬率之ANOVA分析結果 57 表5-2：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說明 65 表5-3：OLS估計結果 68 表5-4：Parks法估計之結果 69 表a-1：「平均每人歲出」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2 表a-2：「每年新闢與維護之道路面積」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3 表a-3：「地價稅收」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4 表a-4：「房地產報酬率」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5 圖目錄 圖1-1：研究流程圖 8 圖5-1：北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2 圖5-2：中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3 圖5-3：南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4 圖5-4：東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5 圖5-5：北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58 圖5-6：中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59 圖5-7：南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60 圖5-8：東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61

金融海嘯提供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因為危機前信貸過度增長伴隨著大量的系統風險，最後導致景氣反轉時銀行業龐大損失。而這些損失將動搖整個金融體系，並引發了一連串的惡性循環(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 BCBS ,2010a, 2010b)；若依循過往個別審慎監理((Microprudential regulation)原則，將無法察覺背後隱藏的系統風險。因此目前趨勢是將以個別(Micro)與總體審慎監理原則(macro)並重，針對能夠影響整體市場金融穩定風險來源而詳加監管，同時透過規範與監理措施適度的降低系統風險，最終達到金融穩定的目的。IMF、BIS以及FSB(2009)針對G20制定的金融機構、市場與工具的指導文件(Guidance to Assess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rkets and Instruments)中，認為有效控制系統風險是現階段政策監理最重要的主軸之一。所謂系統風險是指能影響金融機構所持有的部位以及對於實體經濟存在嚴重負面影響的風險來源；此總體風險將存在負外部性而非個別審慎監理的風險因子。 因此本文由兩篇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文章所構成的研究，分別針對市場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的因子。透過非流動性賣權與逆景氣資本緩衝（CCB）買權來分析和評價兩種新的監管框架。第一篇論文的主要概念是討論市場流動性風險因子，雖然當前銀行監管的重點是資金流動性風險，如新巴塞爾協議三 (Basel III)的流動性風險覆蓋率（LCR）和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但金融機構實際上也同時面臨資金和市場流動性之間的高度順週期效應，導致流動性螺旋，並威脅到金融穩定。因此，本文提出一個市場流動性，系統性風險和宏觀審慎監理分析框架來填補這一空白。 與Drehmann和Juselius（2013B）的實證研究結果比較，我們發現利用6個月歷史波動度建構的非流動性選擇權是最有效的提前預警指標（EWIS），且符合穩定政策結構和最小監管成本。此外在三個子樣本和嚴重危機時期亦能同樣保持預警的穩健性。因此如果金融機構能透過預警減少金融機構投資種類、行業、交易對手與大額暴險的集中度時，將可以由危機發生後被動式轉變成危機發生前主動式的風險管理，將符合總體審慎監理定義：能影響所有而非單一的金融機構，以及有效控制破壞總體市場產生的系統風險。 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們專注於信用風險監管框架的避險，即Basel III的逆景氣資本緩衝(CCB)。這個新穎的監理視角將鼓勵銀行在危機前的信貸繁榮時期增加資本緩衝，而非在危機後接受援助或者增加昂貴的資本。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統計，2014年第1季全美的存款機構風險加權資產為10.27兆美金；如果最高的逆景氣資本緩衝被應用到這些銀行，將有2570億美金的資本不得不額外注資。因此本文設計了一個新的買權來符合CCB的監管框架，建立提前資本防禦措施來減輕系統性風險和整體銀行業不穩定。首先發現這款買權將能在順境時注入資本，即更低的潛在違約風險與信貸寬鬆時期，進而抵禦未來發生的金融危機。我們的建議也符合Basel III的目標，在危機前2至5年協助銀行取得資本保護。最重要的是，CCB買權可以透過提前取得資本形成一個“減震器”，舒緩隨後而來經濟衰退的壓力達到降低銀行資本順週期性目標；此外還提供了一個對於銀行過度冒險行為的抗衡力量，成為一個“自動穩定器”來達到宏觀審慎監理目標。 / Financial tsunami offered a profound lesson as the pre-crisis excessive credit growth was accompanied by huge systemic risks that ultimately led to the reversal of economy and huge losses of the banking sector. Such losses will shake the entire financial system and trigger a series of vicious cycles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2010a , 2010b ); the hidden systemic risk may not be observed if we follow the previous principles of mi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The guidance formulated by G20 to assess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rkets and instruments (IMF, BIS, and FSB, 2009) analyzes that the main issue of prior mi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is that ever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entive is to manage its own return-risk tradeoff but not necessarily manage the stability for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a whole. Consequently, the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focusing on shocks originating outside the financial system can control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systemic risk rather than mi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wo essays on the macro prudential framework of market liquidity risk and credit risk factor. We introduce, analyze, and value two new regulation frameworks via an illiquidity put option and a CCB call option respectively. The main concept of first essay is to discuss the macro prudential framework of market liquidity risk factor. Although the current banking regulation focuses on systemic funding liquidity risk such as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 and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 of Basel III,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ould actually have highly procyclical effects between funding and market liquidity at the same time, leading to liquidity spirals and threatening to financial stability. We therefore propose a market liquidity, systemic risk and macroregul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 to fill this gap. Comparison with the Drehmann and Juselius' empirical study (2013b), we find that illiquidity options by using 6-month historical volatility and forecasting short-term stock declines are effective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EWIs) having most stable policy structures and minimal regulation costs. Applying AUC macroregulation criteria, we show this illiquidity measure is also maintained fairly robustness in different intervals, e.g. during three sub-samples and serious crisis periods. I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diversify the concentration of portfolios varieties, industries, and counterparty before crises by using EWIs, the passive risk taking can be converted into the active risk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the market liquidity and macroregulation framework in advance. In the second essay, we focus the hedging product for credit risk factors, i.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CCB). This purpose of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standards is to encourage banks to increase capital buffers in credit good time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future stress. According to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the risk-weighted assets of U.S.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were $10.27trillion dollars in 2014:Q1. If the maximum CCB is applied to these banks, an additional US$257 billion of equity capital will have to be raised. Hence, we design a new option to establish the capital defenses meeting CCB framework and then mitigating systemic risk and banking instability in advance. We show this product injects capital in good times i.e., lower credit risk and more credit expansion, to weather the future financial crisis. Our proposal also complies with the goal of Basel III to obtain capital in 2 to 5 years prior to crises. Most importantly, the CCB option can provide protection with additional capital to act as a "shock absorber" reducing a procyclicality problem in the subsequent downturn. Besides, this type of option also offers a countervailing force to excessive risk-taking behaviors to act as an "automatic stabilizer" for reaching macroprudential goals.

本文探討景氣因素、研發外溢效果及技術知識特質對IC設計業研發支出遞延效應之影響。本研究主要採用Lev and Sougiannis (1996)所發展之研發支出遞延效應實證模型，以國內IC設計業上市櫃公司為對象，透過分析產業特性，區分為多應用性IC設計群組及單應用性IC之資訊、通訊及消費性群組，並探討其研發支出遞延效應。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研發支出遞延效應中，IC設計業受景氣之影響僅限於當期之研發支出；就研發支出效益受影響程度上，IC設計業亦低於其他IC產業。此結果顯示，IC設計業由於具備產品多元化和應用多元等利基市場特性，且在國內是屬於成長型產業，故景氣影響程度不如其他下游產業來的大。 二、多應用性IC設計公司之研發支出所創造之未來效益，比單應用性IC設計公司高。多應用性IC設計公司因為受到研發外溢效果之影響，其當期及遞延一期之研發支出，會比單應用性IC設計公司創造更高之效益。此結果顯示，多應用性IC設計公司投入於不同領域產品之研發支出，存在類似產業內外溢效果，因此亦加強研發支出對未來效益貢獻之程度。 三、資訊類單應用性IC設計公司之研發支出，對未來所創造之效益金額及持續年限，均未優於通訊類及消費類單應用性IC公司。本研究發現，技術路徑相依度及技術變動程度兩種技術知識特質，並不能完全解釋單應用性不同群組之研發支出所創造未來效益的程度，而必須同時考量下游應用市場之目前狀況及未來潛力，才能對其研發支出遞延效應做出更正確之推論。 / This thesis analyzes three R&D performance issues of the IC design firms in Taiwan. First, it addresses the effect of the fluctuating economic cycle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on the R&D performance of design and non-design firms in the IC industry. Second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D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R&D performance of the multifunctional and single-functional groups of IC design firms. Fi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path independence and complexity) influences the R&D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subgroups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of single-functional IC design firms. Thre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The fluctuating economic cycle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has less influence on the R&D performance of the IC design firms than that of the IC non-design firms. The fluctuation affects the R&D expenditure of IC design firms only in the current year, but that effect on the IC non-design firms exist in the current year and also the following year. The R&D performance of IC design firms is also less influenced. 2.The multifunctional IC design firms generate more benefit from R&D expenditure than single-functional ones, suggesting that the former group has a stronger R&D spillover effect. 3.Although the computer subgroup of IC design firms possesses high technological path dependence and low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its R&D performance is not better than the other subgroup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echnological path dependence and complexity do not fully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R&D performance among the three subgroups of single-functional IC design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