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動機：租稅收入與公共支出雖是政府預算之一體兩面，然而在釐定各項收入 或支出的撥款時，其政策過程卻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國在釐定公共支出水準時，究竟 是採取「量入為出」的政策，以租稅收入的預估為最重的指標；抑或以既定的公共支 出計劃所需財源為根本，而採取「量出為入」的政策，此乃動機之一。 布坎南（J ．M ．Buchanan）和華格納（R ．E ．Wagner）等認為由大於凱因斯經濟 學赤字財政的主張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使政府預算政府的性質為之改變，亦即赤字財 政幾乎缺乏任何政治上的制衡，而黑字預算則相對的形成強大的政治阻礙，因而制度 上產生一種偏差，以致財政赤字連年出現而鮮有盈餘，此反映了美國目前經濟的因境 。反觀我國，各級政府收支決算一直有所剩餘，在當今世界各民主國家普遍皆出現赤 字的同時，為何唯獨我國例外，此乃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運用公共選擇理論，藉分析預算編審的過程探討決定我國預算政策的 主要因素，及我國是「量入為出」抑或「量出為入」，同時與美國的情形做一比較。 三、研究方法：公共選擇理論乃是一種分析方法，探討政府決策如何作成和實行，主 要著重於政府預算政策的決策過程。 四、研究內容：包括公共選擇理論的介紹；中美預算編審過程之比較；利益團體與美 國預算政策；官僚制度與我國預算政策等等。

論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公共選擇觀點建立理論模型，探討政府組織之政治家與官僚之互動，並分析經濟發展、房地產景氣等經濟變數與政治過程中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之影響，其次利用追蹤資料之迴歸模型，檢定理論模型之推論及分析政治景氣循環現象，並提出改進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之參考點。 本研究發現，當政治家主導評定過程時，理論模型推導出經濟變數對土地稅稅基有正向影響，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產生不利影響，並於實證上以台灣省21個縣市，民國76年至民國90年之追蹤資料迴歸分析，證實本研究理論模型之推論，即第一任政治家於選後藉由繁榮地方建設，回饋選民和利益團體於選票上之支持，欲連任之政治家於選前一年和選舉年，透過減輕選民和利益團體土地稅負擔，達到連任之目標，產生土地稅稅基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尤其是選舉競爭程度愈激烈，愈有誘因操控土地稅稅基之評定。 綜合上述之分析結果可解釋，當政府的力量未受適當規範及運作過程中制度的缺失，排擠了技術官僚查估地價之專業，產生歷年來土地稅稅基偏低之鎖進效果，欲改善現行規則，需以漸進方式為之。短期而言，(1)藉由資訊的公開，改變經濟與政治相對價格，進而影響政治家與官僚個人偏好的改變；(2)藉由誘因機制，誘使土地稅稅基提高；(3)藉由技術的更新，促進政府組織的改良。長期而言，參考日韓經驗，建立合理有效之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 關鍵詞： 公共選擇、政治景氣循環、土地稅稅基、政治家、官僚、經濟變數和政策變數

公共投資是政府施政的表現，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舉前多以公共投資作為政見訴求重點，而執政後的政黨，更是利用掌握國家資源分配權力之便，積極進行各項公共投資，以突顯政績。這是為何在過去四十年裡，自由世界許多國家藉凱因斯的「擴張總需求」主張，大肆以赤字支用方式擴大政府規模，恣意揮霍國家資源從事各項硬體軟體公共投資。但是造成的後果是國家財政赤字龐大，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近年來，時代潮流猛然反轉，多數國家都自「大政府」的迷夢中省悟，努力抑制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擴大，採取緊縮性政策逐步削減長年累積的龐大公共債務之際，我國恰好在此時放棄了保守穩健的作風，於民國七十九年推出涵蓋七七五項計畫項目，金額高達八．二兆元的六年國建計畫。計畫推出初期，引起了排山倒海的質疑，以如此龐大的公共支出驟然在短短六年期間投入，是否超出政府財政負擔能力範圍﹖對總體經濟以及產業､就業結構之衝擊是否太大﹖公共投資的財源問題，關係了計畫的成敗，行政官署在規劃公共投資計畫時，是否對「成本效益」作了澈底的考量，並且以其為計畫推動與否的評估指標﹖如果決定推動一項需要龐大資金的計畫時，財源在那裡﹖由現有稅收支應，或以「受益者付費」原則開闢新的財源，以免增加國庫負擔。如果公共投資計畫牽涉了不同的各級政府，經費要如何分擔﹖這些都是在計畫付諸執行前必須先予確定的。我國公共政策的規劃一向有不夠嚴謹的缺失，致使執行時遭致諸多障礙，是政府施政上的弱點。六年國建計畫在整體財源籌措方面，受到了最多議論。探討六年國建中個案計畫的財源籌措過程，可以提供政府未來在規劃公共投資計畫時 ，一個檢討的方向。

鄉鎮市財政狀況不佳，多須仰賴上級政府補助的情形已存在許久，本研究的目的即以嘉義縣十八鄉鎮（市）為對象，探討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情形。影響一鄉鎮（市）補助收入的因素頗多，包括經濟性因素和政治性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討政治性因素中地方派系、縣長選舉、各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等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除了經濟性的考量之外，縣府補助鄉鎮（市）公所時有無政治性因素介入？ 　　二、鄉鎮市長與縣長派系屑性的異同對補助款的多寡有無影響？亦即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屬性相異的鄉鎮（市）公所？ 　　三、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有無增加？ 　　四、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與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不同的鄉鎮（市）的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五、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補助收入與鄉鎮（市）長首任時該鄉鎮（市）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六、對縣長支持度高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對縣長支持度低的鄉鎮（市）？ 　　再依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發展出本五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不同派系屬性的鄉鎮（市）。 　　假設二：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的補助款收入會增加。 　　假設三：選舉時封縣長支持度愈高的鄉鎮（市），選舉後的補助款入愈多。 　　假設四：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長，縣府補助收入少於鄉鎮（市）長首任的鄉鎮（市）。 　　假設五：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所獲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屆性不同的鄉鎮（市）。 　　本研究採用了補助款理論、地方派系理論及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來建構研究架構；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本研究採取三角定位法的觀點，兼採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以期對政治性因素影響鄉鎮（市）公所補助款收入的情形作更深入的瞭解。 　　研究結果發現，現行嘉義縣政府對轄十八鄉鎮（市）公所的補助中，除財政局有固定的補助標準之外，縣府其它局室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皆無一定的標準，而相對地，鄉鎮（市）公所方面對於縣府財政局的補助標準亦所知不多，因此政治性因素得以介入補助過程中。而政治性介入的情形叉如何呢？本研究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的政治性影響因素，支持度高低與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間是呈負相關，即支持度愈低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愈多，本研究的假設三無法成立。 　　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基於公共選擇理論的論點認為是因現任縣長為求下次選舉再度執政，對於一些對其支持度較低的鄉鎮（市）會增加補助，藉著補助款的撥給以換取該鄉鎮（市）的選票。 　　除一鄉鎮（市）封縣長支持度高低之外，其它政治性因素對一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情形，在本研究第六章中將有詳述，在此將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摘要於下。 　　一、在地方派系屬性封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屈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一得以成立。 　　二、在縣長選舉年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就十八鄉鎮（市）的總平均值而言，在第十、十一、十二屆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選舉前一年。 　　以上是由鄉鎮（市）公所的收入面進行分析的結果，若由縣府補助支出面的情況來加以分析，結果發現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款支出的額度大於非縣長選舉年時。因此由全體鄉鎮（市）公所的縣府補助收入總平均值及由縣政府補助支出面來看，本研究的假設二得以成立。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在第九屆及第十一屆縣長選舉後一年，各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平均值少於縣長選舉當年的平均值。如此的發現綜合上段所言就全體鄉鎮（市）公所總平均值來看，選舉年時鄉鎳（市）縣府補助收入會增加的情形，可證實除了第十屆縣長選舉年以外，整的而言嘉義縣各鄉鎮（市）在縣府補助收入層面「選舉景氣循環」的情形是存在的。 　　三、在鄉鎮（市）長連任與否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連任的鄉鎮（市）長任內該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首任時期該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本研究假設四無法成立。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認為是因在缺乏明確的補助標準的情形下，一鄉鎮（市）公所最常用以爭取補助的方法即為「透過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爭取」及「透過計畫申請」等二項方法〈見附錄四〉，連任的鄉鎮（市）長因已累積前任四年內的種種人脈及資源，較能拿捏有效的補助款爭取方法，因此在第二任任期內補助款收入會多於尚處於摸索階段的第一任任期內補助款的收入額。 　　四、在鄉鎮（市）長派系屆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情形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公所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並無增加，但此種結果是各瑯裝（市）平均值上的情形，本研究冉計算出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後再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長主政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五得以成工。 　　至於各項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依迴歸分析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決定因性，其次為鄉鎮（市）長派系屬性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至於縣長選舉年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則無如預期中地重要。 　　在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分別提出近程建議、遠程建議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在近程建議中，本研究建議宜訂定明確的補助標準，避免政治性因素太過介入補助過程，且根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財政狀況，分級要求鄉鎮（市）公所在爭取補助時提撥配合款；在遠程建議上，本研究認為鄉鎮（市）公所預算體系仍須保留，建議廢除省級機構，採行中央、縣、鄉鎮（市）三級制，並擴大縣及鄉鎮（市）的職權，切實落實地方自治乃為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

本研究透過公共選擇途徑，檢視行政機關面對主管之行政命令遭大法官會議宣告違憲後的裁量行為，藉此瞭解行政機關面對司法審查的制衡監督，將表現出哪些樣態的裁量模式；並藉由公共選擇途徑關於理性自利人的假設，以「交易」的概念連結行政與法律，以補充兩者過去缺乏交集、各說各話的現象。 本研究追蹤至民國97年底為止判決行政命令違憲的解釋，共66筆。依大法官解釋是否賦予行政機關修改命令的裁量，以及命令是否修改，將66筆解釋分成四大類，並統計修改所費的時間。透過統計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大法官未賦予行政機關修改裁量，雖然確能提高命令修改的比例，但是對於控制行政機關在一定的年限內完成修改卻未有顯著的結果。行政機關雖然原則上會停用違憲法規，但卻不一定願意將新的作法明文化，其間的理由包括節省修正命令的成本，或是爭取更多決策商議的機會等。縱使最後依然完成修正，「依法行政」卻不是其真正的動機；減少組織成本或政策執行成本、增加組織的正當性等才是行政機關決定修改、不修改命令，或是否在期限內完成修訂的真正理由。而大法官解釋對行政機關的制衡力量，也因為大法官作成解釋之後再無有效的監督機制而打了折扣。同時，司法審查與行政之間的制衡關係必須放在整個民主授權結構中進行理解；正因兩者關係並非處於真空環境，授權結構的資訊不對稱、多重委託與多重代理的問題，同樣會發生在司法對行政的監督關係中，因此大法官在結構上就無法完整地扮演制衡、監督行政機關的角色。 基於以上發現，本研究認為司法對行政的制衡，除了司法審查制度本身以外，應當依照行政機關的偏好模式設計監督機制。包括將違憲的命令交由行政院研考會統一管考、監察院可針對行政機關延遲修正命令的行為進行糾正，並要求遭判違憲的行政命令之修正、失效與廢止皆須對外公告，避免行政機關以節省成本為由，讓法規失去扮演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的功能。 /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Supreme Court Rulings have impacts on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As the superior judicial review authority, Supreme Court Rulings are usually thought as an authority which bureaucrats must obey. Is it really the case? In this research, both bureaucrats and Supreme Court are seen as rational actors who have preferences over different outcomes, as the Public Choice theorists usually depict. Author utilizes public choice theor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fiel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law on the issue.. Empirically,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administrative decrees which were announced unconstitutional by Supreme Court before the end of 2008 in Taiwan. Sixty-six Supreme Court Rulings are found and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by two dimensions: (1) whether the grand judges give the bureaucrats discretion and (2) whether the bureaucrats follow the grand judges’ will to reform the decrees. Both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used in this research to figure out bureaucrats’ preference and the way they respond to the grand judges’ decisions. The statistical result shows that after been announced unconstitutional by the Supreme Court, about 15%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crees stay the same. The reasons for this “unresponsiveness” to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s are varied case by case. Basically speaking, bureaucrats take laws as means to fulfill their tasks. They are not motivated to follow the rule of law if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pay an excessive costs to achieve the policy goals.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judicial review is high on its moral ground but sometimes it is a mechanism without an administrative devises to enforce their rulings. Also,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multi-principle and multi-agent will also be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reme Court and bureaucrats. To sum up, on the one hand, thi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o follow the rule of law is not bureaucrats’ priority. As a result, an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is needed to enforce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s.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RDEC) of Executive Yuan or the Control Yuan can be assigned to do the job.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reme Court always stands on the side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gainst government activities, sometimes the rulings might lead to government activities unworkable as we can see from the cases of the Rulings 400 and 440. How to balance the issue of 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s and govern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in order to realize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根據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經濟上那隻「不可見之手」的引導下，可 以使經濟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然而，在現實世界裡，某些經濟情況往往導致市場機 能失去作用，此時則須要政府參與資源的配置。近年來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多集中於如何透過投票行為以從事公共選擇。本文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探討如何經 由政治投票方式，正確地顯示人民對於公共財之需求；若這些偏好的顯示性愈正確， 則實際資源的配置也就愈能接近最佳境界。 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非市場經濟決策的情況與基礎。第三章為實證面的公共選擇 。第四章為規範面的公共選擇。第五章為公共選擇的實際應用。第六章為結論。

學校教育為國家培養人才庫最具組織成效之社會系統，而學校教育目前亦成為輿論批評最為強烈之教育體系。本論文嘗試以法學為經，以經濟學、公共行政學、教育學等為緯，針對近年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所開展之行政改革理念，進而觸及之公立國民學校法制改革課題，主要係以公部門及私部門有互相合作、共創雙贏之可能性為觀點，討論民間參與國民教育興辦之最新合作模式。 公立學校之改造模式，在教育改革之理論與實際均有多元發展，但美國特許學校制度則為近年獲聯邦及多數州支持之新法制，且特許學校被評價為公立學校成功之改造類型。該制度主要係透過解除法令管制手段，容許主管機關以特許使私人參與公立學校辦學，辦學者可透過引進專家、競爭觀念、自主、選擇及績效責任等機制，形成獨立性高之新型公立學校教育體制，賦予此類學校展現更具多元化及創造性之辦學環境，其亦屬廣義公立學校委託私人經營模式之一。本論文借重美國成功發展之特許學校法制及實際辦學經驗，期待我國學界及教育主管機關於積極繼受此法制之同時，亦得深切體認我國自身之教育環境與文化背景，建立適合本土教育之制度，並更兼顧教育之卓越與公平。 本文之法學分析途徑，除藉由比較法之觀察外，並以我國憲法及行政法規範體系作為論述基礎，試圖開發我國國民教育法及特許學校法制之原理原則，以作為目前相關立法草案之參考，及期望有助於我國相關類型學校興辦之完善。 / A Charter School’s Research of Law Institutions in None-Governmental Participant in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is an organized social system for nations human resource cultivation, which has becomes the most fiercely criticism in present though. Besides, the ideal of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latest New Liberalism, has been approached the debat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public school in consequences. So, our thesis applied some methodologies such as laws, econom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s, pedagogies and some other knowledge domains, primary focusing o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llaboration issues, enabling to create a win-win outcome as prospect, and discussing the latest cooperation model for non-governmental participant in education. In fact, public school transformation mode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s already advanced. However, American Charter School System, appraised as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al type of public school, is supported by new law institutions of Federal and many other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its decretal deregulation may permit competent authority’s establishers who private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school establishment with “brain-gaining” experts, competitive concept, independence, selection, accountability and other mechanisms by using Charter. Therefore, a new typical educational system conferred the environment school establishment in more plural and creative way is arised. Our thesis adduced from a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 Charter School’s experience before acdemic fields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education implementing the law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r culture background,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pedagogy for country is the first priority we expected. Finally, as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legislation and expectation to support school establishment, we are not only using a comparison method for extensional observation, but also trying to develop a pattern for nations’ pedagogy and Charter School institution. Keywords: Charter School, Nations Education, non-government education, public school, New Liberalism, Cooperated Nation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the third route, educational reform,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ing,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parents’ educational right, parents’ right to choose, elasticity, plural principle, neutrality principle, relenting principle, municipal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performance doctrine

過去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地價兩者間關係之研究，往往假設地價在實施規劃管制過程中呈中立性，且過去在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地價二者間關係之研究時，多著重在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施行後對地價之影響上，對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是否受到土地市場中地價之影響，則僅在少數的研究中被探討。故本研究首先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回顧與分析，得知規劃管制決策者有時為求得最大之政治支持，有可能會以規劃管制為其尋求最大政治利益之工具，而扭曲規劃管制之原意，使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可能受到土地市場中地價之影響，然而地價於實際經濟社會中是否會影響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是以本研究以公共選擇理論與消費者效用理論為基礎，透過台北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過程與內涵之探討，利用羅吉特(logit)迴歸分析模型，以台北市為實證範圍，並以其72至81年度之房地移轉買賣實際調查資料，進行分年橫斷面分析方式，求取選擇性偏誤訂正項後，再納入地價方程式中估計，以求地價函數一致性估計，據以逐年檢驗地價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之影響情形。再以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為個案分析之對象，檢視於現實社會中地價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之影響情形。 經由上述之實證與個案分析，得到以下之結論：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在執政者追求最大政治利益之假設下，將可能受到利益團體等相關者之壓力，而做出只利於少數人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可能會受土地市場中地價之影響。 三、地價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之影響不穩定。 四、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時應有制度性之建立以審慎考量規劃管制之旨意。 / In the literatures,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price and zoning control was assumed that land price is neutral. Moreover, the studies of land price and zoning control are more on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ontrol upon land price. The issue that impact of land prices upo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zoning control is rarely investigated. Based upon the theories of public choice and consumer's utilit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zoning control decision-making. Then, by Logit model, the transaction data of property in Taipei City from 1983 to 1992 are employ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 upo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zoning control. Furthermore, a case study of Shin-I Planning District in Taipei City is analyzed so a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 upon zoning control decision-making in the real operation.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that, land price may affect the decision making of zoning control in the long term. However,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 upon the zoning control decision-making is unstable. Finally, based upon the public choice theo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discussed so as to apply the findings to the land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