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台北市都市更新工作由政府推動的方式，成效不彰，且近來已有停滯之虞，民間合建之現象卻非常蓬勃，因此本研究探討是否可藉獎勵力量導入參與更新？獎勵措施如何訂定？獎勵更新對環境品質造成何種影響？尋求都市更新之新方向。 本研究首先自外部性觀點出發，瞭解都市更新有其外部性，在其他規範手段有困難情況下，獎勵自有正當性。理論基礎建立之後，接著探討國內外相關之獎勵措施之缺失及值得效法之處，而後就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歸納整理分類，以便研擬措施時為通盤性之考量。 經過理論與現況之分析，進一步提出獎勵的基本構想，探討獎勵之目標、內容及程度，而獎勵項目中，僅只容積放寬一項牽涉程度問題，並對環境有某種程度之衝擊，故提出競標方式來求取最適的獎勵值，並配合環境影響評估構想，控制都市品質。 為了使本研究構想更加完備可行，透過問卷及訪談方式，聽取政府、業者、居民及學術界各方之意見，就其中所得之建設性意見，對獎勵措施作檢討與修正。

摘 要 傳統上公共設施的建設大都是由政府來扮演供給者的角色，然而政府的公共建設有兩個先天上的限制，一為財源籌措問題，二為公共部門的效率問題，因此由民間來參與各項公共設施的建設當為可行的途徑。惟就興辦公共事業而言，用地取得為其首要條件，如何取得所需用地，成為一項重要之課題。而為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之需求，以徵收方式強制取得土地所有權，輒為我國公共建設用地取得之常態。在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同時，在現行土地徵收制度下，私人得否申請徵收土地在學理上頗有爭議，然而就國外之立法例以及就我國土地徵收之立法沿革與精神觀之，土地徵收制度中確實容有私部門得以參與或介入之空間。另一方面，財產權保障為民主法治國家之職責所在，然而，由於我國徵收制度之不健全，使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往往無法得到充分之保障。就行政之法理而言，行政程序之簡嚴應與事件性質之輕重成比例，愈攸關人民權益或公益之重大事件，其行政程序愈要嚴謹。土地徵收係強制剝奪私人財產權之行政處分，為了避免政府在行使權力時，有專斷、恣意、不合理的侵犯私有財產權，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制度設計準繩，常為現代政府行政上所必須遵循之圭臬，因此徵收之行政處分自當有嚴謹、公正之程序，以維護土地權利人之權益。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擬針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潮流下，以徵收方式取得公共建設用地，其程序上應如何加以重新規劃或釐定，相關法制應如何研修，提出一個修訂之原則，以達成財產權保障以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效率目標。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內容可歸納如下： （一）藉由探討財產權保障以及民間參與之效率，分析土地徵收制度在財產權保障與效率之間取得調和下，得否由民間申請徵收土地。 （二）藉由相關文獻資料之研析，探討我國現行土地徵收程序以及其課題所在，並藉由國外相關制度之介紹，以為我國課題改進之參考。 （三）分析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徵收土地時，土地徵收制度如何建構其應有之原則及適當程序，以達成兼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與公共建設公益之目標。 關鍵詞：徵收、土地徵收、徵收程序、民間參與

本文主要目的在藉由權利金功能的探討來賦予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模式中，政府向特許公司課徵權利金的理由。 藉由經濟理論以及相關法令的分析，本文發現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機制中，權利金具有1.移轉特許公司超額利潤、2.政府財產權用益收入、3.作為特許公司取權利的代價、4.政府相關成本的回收、5.遴選特許公司的參考等幾項功能。由於權利金的功能相當多樣，故本文將權利金的各項功能加以結合，提出能包含各項權利金功能的權利金收取概念。 此外，本文並針對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和回饋金等特許公司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中可能產生的負擔與權利金進行比較，發現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只是土地□o成本之一，與民間參與的權利金意義不同；而回饋金與權利金的本質類似但缺少法源基礎。故本文透過權利金相關問題的釋義來做為主辦單位在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作業時應該特別注意的事項及參考。 最後本文以台灣大學尊賢館委外經營的案例來進行財務試算，藉由權利金在民間參與財務規劃中扮演的角色來驗證本文提出的民間參與權利金功能。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百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最迫切的緊急救災之後，家園重建問題立刻浮上檯面，這也是國家未來數年間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本研究首先對於國外災後住宅重建的經驗與台灣的政策進行比較，再以災後民間參與住宅整體重建作為研究的主體，並以一般都市更新情境與921災後更新重建情境作為兩大主軸，分析此兩種情境下所產生的差異，發現其差異主要可以分為程序上的差異和本質上的差異。至於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災區住宅所遭遇的問題，也歸納分析出下列四大項包括：居民缺乏重建共識、缺乏法令認知、新建商投入不積極與重建貸款問題等。 接下來，從民間參與災區住宅重建報酬風險評估作為切入點，討論影響住宅更新重建風險報酬的因素，進一步去探討不同角色在報酬風險計算方式的選擇，以實施者而言，本研究採取現金流量折現模型（DCF）中的NPV、ROE與IRR作為評定的基準；對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則著重在其可分回多少樓地板面積，或需要再拿出多少錢以回復其原來之生活水準面積；另外對於政府，則計算出不同模式、情境下政府所補貼的額度。關於風險分析，則利用敏感度分析，來找尋影響報酬的重要關鍵因素，發現營建成本、銷售房價、銷售率是共同關鍵變數，本研究也針對此類變數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 最後運用一個最有可能採取整體更新重建的集合住宅個案，作為模擬的例子，企圖瞭解集合式住宅，在運用整體更新重建所可能產生的分配與報酬狀況。模擬了在無任何獎勵情境下、都市更新條例情境下、921相關重建規定的情境下，不同模式：包括合建模式、部分合建與買回混合模式、部分合建與賣地混合模式的報酬與風險情況。結果發現，921情境優於都市更新條例情境更優於無任何獎勵之情境，且部分合建與買回混合模式、部分合建與賣地混合模式將會是市場上最常遭遇的狀況。但以本研究所採用的個案與假設前提而言，整體更新重建依目前的規定，實施者將不願意接受此類行投資案。就一般都市更新條例的情境，此個案應屬於更新成熟度不足的地區，除非具有強烈的不良外部性政府願意增加補貼，否則將不會自然進行更新重建，至於921情境下政府已投入較都市更新條例情境多的補貼，仍不足以吸引實施者投入，其原因可能就存在於實施者對未來市場信心不足，導致容積獎勵無法落實。 對於以上的缺失，本研究針對財務機制面與非財務機制面做出下列建議，首先對於財務機制面提出：容積獎勵的彈性運用，包括容積獎勵與補助金互補的關係和容積移轉配套實施、融資制度的建立、土地價值計算方式、拆遷補償費正當性的思考。至於非財務機制面則提出協商機制的建構，與更新機構的確實建立的建議。

本研究以「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案為例，針對污水下水道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投資案進行財務分析，透過淨現值、內部報酬率、自償率、償債比率等指標，評估可行之結果。本研究發現，在民間機構負擔所有興建成本的情況下，用戶須負擔 30.78 元/度之處理費用；若有關用戶接管之成本由政府分擔，則用戶仍須負擔 26.57 元/度之處理費用，方能使整體 BOT 案具財務可行性。由於污水處理費費率相對遠高於現行自來水價，故台灣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若以 BOT 模式推動，會產生：(1) 大幅加重用戶負擔，(2) 民間機構收費不易，(3) 未將風險充分移轉至民間機構等缺失。 由於 BOT 模式應用於我國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上存有許多令人疑慮之處，因此本研究以英國之蘇格蘭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為例，介紹 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制度。從制度之比較中，本文發現利用 PFI 制度來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不但具備與 BOT 模式相同的優點，且其具績效評估功能的付費機制與導入量能原則的處理費融通方式，更能解決 BOT 投資案在執行時所遭遇到的問題。然而，因為費用融通尚無法兼顧效率面之缺失，使蘇格蘭之污水下水道 PFI 模式是否能適用於台灣，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但 PFI 制度中部分規範與精神，確實可供國內推動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重要參考及改善方向。

當今各先進國家均正經歷人口結構老化的社會變遷課題，我國已於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政府面對人口老化所需解決的便是建構適合老人安居之住宅與居住環境。惟政府總體預算以及人力資源均屬有限，因此如何引進民間投資來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及提昇整體老人福利服務之績效與品質，已成為一大課題。本文以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為研究對象，探討民間參與高齡者住宅設施的關鍵因素，並參照日本PFI事業模式的發展經驗後，提供後續執行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以下三點，一、我國現況分析：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相關法規分析、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推動現況分析；二、日本現況分析：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相關法規分析、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推動現況分析；三、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之課題研析，並擬定其建議對策。 在民間參與老人住宅方面，原為依老人福利法設置之社會福利設施，得依促參法辦理，現已納入住宅法中社會住宅之一環，住宅法甫於2011年底公告，並將於2012年底施行，惟相關子法尚未制定，故整體配套措施及後續推動仍有待觀察。 在民間參與老人福利機構方面，除於老人福利法中即有獎勵民間興辦之相關配套措施外，亦得在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後適用促參法辦理之。惟因老人福利機構之興辦較不具自償性，故在民間參與之推動上較為困難。 本文就我國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方面提出相關課題分析，並參酌日本之相關法規及案例，研擬建議對策，以供參考。

國際會計準則IFRIC 12「服務特許權協議」 係對營運者之公辦民營服務特許權協議之會計處理提供指引，解釋範圍內之公共建設不應認列為營運者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因合約形式之服務協議並未轉移公共服務公共建設之使用控制權予營運者。營運者建造或升級用以提供公共服務之公共建設，並在約定期間內營運並維護該公共建設，應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認列與衡量所提供服務而產生之收入。 而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會計處理，除87.07.20基秘字第150號係解釋投資方於投資BOT之會計處理外，僅93.12.23基秘字第321號針對民間廠商出資興建政府各項設施之會計處理做出解釋，解釋內容規範興建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應列為特許權取得成本，且自硬體設施興建完成，開始經營特許業務時起，於受委託經營期間攤銷，此與IFRIC12之規範大相逕庭。 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就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前後之財務報表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轉換國際會計準則後對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報導，如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及獲利能力等皆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尤其是當特許公司對各項假設判斷不同時，其經營績效報導則呈現不同結果。兩種準則相較之下，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對BOT之會計處理相對較為保守，BOT計劃期間內經營績效報導呈現較為穩定。另特許公司之利害關係人，除投資人應注意不同準則下特許公司財務績效報導差異之影響外，轉換為國際會計準則後之特許公司財務報表對主辦機關財務檢查及聯合授信金融機構所訂財務比率限制尚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依據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主要方式有六種，其中又以BOT模式最具代表性，最常為世界各國所採行。 BOT專案融資之償還責任，由傳統的政府機關移轉到民間企業集團承擔，而民間企業集團除有限的自有資金部位之外，大部分資金仍需仰賴金融機構融通，亦即，政府機關移出之風險，到頭來還是會轉嫁到融資機構。因此，融資機構除了審慎評估專案融資風險或尋求其他有效方法轉嫁風險如保險或共同承貸等之外，另需透過契約妥適規範風險分攤，才能有效控制風險承受程度。 鑒於「專案融資」為BOT專案計畫最重要關鍵變數之一，本研究除了深入探討BOT專案計畫之定義、適用之先決條件、法源依據、基本契約架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涉及政府出資樣態，並述及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作業、甄審及評決、議約及簽約、興建、營運及移轉等作業流程，再就攸關BOT專案計畫成敗之「專案融資」起源、意義、計畫、類型、優缺點、與傳統融資之差異、當事人法律關係、法令規範、風險管理、政府提供融資協助機制等進一步研析；最後援引並評析臺北縣政府刻正辦理之重大BOT「徵求民間參與淡水鎮漁人碼頭休閒專用區觀光旅館暨藝術大街計畫案」，俾結合專案融資理論與實務。 綜上研究，歸納提出5項結論併相關建議，備供學界及實務界人士參考。 一、BOT專案成功關鍵繫於當事人間之風險認知與有效溝通協調。 二、政府融資協助機制相對保守。 三、現行BOT計畫之融資管道仍以間接金融為主。 四、實務上，融資機構評估意見之甄審評分權重比率並不高。 五、促參案件爭訟之實務判決案例仍然不多。 / According to our Act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private institution may participate in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y six means but BOT is the typical model that usually be adopted in the worl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bt of BOT project finance have transferred to private institution from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except limited private capital, lots of capital for BOT still needs to depend on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That is, the risk of the debt of BOT project finance will transfer to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finally. Therefore, besides evaluating the risk of project finance deliberately or looking for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transfer the risk by insurance or consortium loan, the financing institution needs to plan the appropriate risk distribution via the contract for controlling the risk that can be accepted. Because project fi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s of BOT, besid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suitable conditions, law bases, contract frame, the investment typ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feasibility study, preliminary plan, announcement by a public notic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negotiation and signing of concession agreemen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transfer, this research will further study BOT project finance, relevant risk management, law relation between the persons involved, the financing assistance by government . Then, proceeded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y domestically and laid the special emphasis on both of principal plan terms and important financing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s above, summarized five conclusions combined with suggestions as following for reference. 1.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 about BOT depend on the risk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tors. 2.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ng assistance by government is conservative relatively. 3. Indirect finance is the principle channel for BOT at present. 4. The weight of opinion of financing institution evaluating BOT is not enough. 5. There are still a few cases with regard to the law suit about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賦予民間機構從事開發交通建設所需用地，藉以提高交通建設之財務自償能力。回顧目前國內所推動之高速鐵路及捷運建設BOT案，均藉由土地開發收入以挹注建設成本，誠然所引發公共論壇的焦點環繞在土地開發利益議題上。惟土地開發收入取決於開發規模及代理人努力效果等因素，在政府與民間機構存在對土地市場價值資訊不對稱下，恐衍生委託代理問題與權力宰制。 審視現行法令賦予私有土地參與捷運場站開發制度，包括政府和所有權人合作開發、政府徵收開發、所有權人申請開發等多樣性之土地開發方式。面對具提高不動產價值之捷運場站土地開發，研究思維理應從單向滿足民間機構對土地開發需求外，亦需同時考量維護所有權人參與之權益，各方最佳的策略與報酬，並非獨立於他人的行動之外，其間之策略組合報酬主要涉及土地開發方式之權益分配率及開發回饋金，捷運場站開發制度存在策略賽局關係。 因此，如何建構兼具代理規範、參與決策及均衡結果為導向的制度經濟分析模型，已成為推動民間參與捷運場站土地開發之關鍵所在。本研究首先，嘗試以代理理論、權力面向及賽局理論分析方法，作為民間參與捷運場站土地開發制度之立論基礎；其次，深入分析土地開發之代理與權力交互效果，重新詮釋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其三，研擬民間參與之代理與賽局整合模型，經由制度賽局均衡結果以達成各方自由選擇下之同意；最後，進行案例模擬分析。 本研究所獲致之結論包括：(1)民間參與捷運場站土地開發制度得以代理理論、權力面向及賽局理論一窺全貌；(2)制度的賽局均衡觀得以降低因徵收土地開發之代理與權力交互關係對資源配置效率之衝擊；(3)模擬分析民間參與之代理與賽局整合模型具可操作性並可運用於實務界。再者，本研究所提出之建議包括：(1)建構政府與民間機構之代理模型俾以降低委託代理問題；(2)建構政府與所有權人之制度賽局模型俾以達成自願交易；(3)建構代理規範與制度賽局之整合模型以維護所有權人參與土地開發之權益。 / “Law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rovides a mechanism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develop the land for any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 so that the financial self-liquidating ratio may be increased. The financial concept of BOT projects in Taiwan, such as HSR and MRT, is to recoup the c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by land development revenues. Indeed, the public concerns focus on the revenues, which depend on the institution and scale of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venues depend on the scale of development and effect of the agent’s efforts. Whil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ists, there may arise the issues of agency and power control.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provides a diversity of l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expropria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issue has switched from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landowners. As for the payoff function of their strategy combination, it depends on the right distribution rate and feedback payment. In the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xists a form of strategic game. Therefore, how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takes agency norm, and involves decision-making and equilibrium, which forms the criterion, serving as a key to promote the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ttempts: First, to analyze the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gency theory, power dimension, and game theory. Second, to explor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und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agent and power. Third,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model of both the agent and the game, which by equilibrium-of–the-game view of institutions reach a mutual agreement among the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landowners. Finally, case simul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1)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rivate participation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may be fully reviewed by agency theory, power dimension, and game theory. (2) the equilibrium-of–the-game view of institutions may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und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agent and power. (3) by case simulation found that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both agent and game is available. It is suggested that, (1) to establish an agency model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serves to solve agency issues. (2)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ional game model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landowner functions as voluntary exchanges. (3)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model of both agent and game helps to keep landowner on the rights of participation in MRT station development.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於理由書指出：「基於法治國原則，縱令實質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即一語道出程序正義之重要性。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具專業性、複雜性及高風險性、隔代性、利益衝突等特性，在政府與民間合作理念的推動下，法律規定模式已呈現由「條件式」的模式轉向「目的式」模式，致使政府合作對象的甄審（選）成為一種高度專業趨向之判斷，並且可能陷於「決策於未知之中」的困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推動上，除技術層面之實體審查標準外，實應認真思考面對決策的程序問題，藉由程序之提升，用以補足實體規範的不足。據此，有關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法規，甄審程序選出的最佳締約對象、最優申請案件或最優申請人「是否即屬適當」，應思考甄審（或評選）程序與組織設計，是否妥適。 本文擬由正當法律程序於美國及日本之發展出發，藉以了解其規範基礎與發展情形，並分析我國司法實務有關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解釋，理解我國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與要求。其後聚焦行政實務上經常引用作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辦理依據之獎參條例、採購法及促參法，就其甄審、評選或評審程序與爭議處理程序檢視正當法律程序實踐情形。 本於基本權保障意旨及法律承認權利之保障，基本上本文認同至少應有一最低限度之保障（即聽證權）。至於其他要求為何？本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興建或營運，涉及政府有限資源之分配及申請人(營業自由、契約自由)與使用者（生命、身體、財產）之基本權保障相關，應可由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及釋字第709號解釋推導出「組織」要求，而其他如公正作為(迴避、禁止程序外接觸)、受告知權、說明理由及資訊公開，亦正是落實組織適法與聽證權，所不可或缺之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