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派對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認識不清，造成其錯失業問題的錯誤理解。將經濟發展與失業問題混為一談，誤以為經濟發展就能解決失業問題。事實上，失業人口與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正好方便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認識上的錯誤，非但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是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並成為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的理論基礎。正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永恆、自動均衡的完善系統的世界觀，所以在政策上與理論上便受限於這樣的世界觀。而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這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性。本論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出發,有別於主流經濟學,對台灣的失業問題從不同的立場與世界觀來思考>

本論文全一冊，計十四萬字，以序言開始，本文內容自緒論至綜結，區分為八章。 第一章有兩節，係從經濟學之理論與實際來探究馬克斯政治經濟學，從導引到說明， 舉陳「研究動機」與「基本範圍」。 第二章之兩節，敘述「馬克斯的方法論」和「本論文的研究方式」。 第三章係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緣起與演變」及其「研究內容和對象」分為兩節 。 第四章是對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說明，分三節申述其「產生背景」、「學說體系 」和「性質」。 第五章以五節分別申述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從而探究其創建與議論。 第六章以四節來引述馬克斯剩餘價值說，並探討資本主義的前景。 第七章之三節，是對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整體看法，以反省其學科地位。 第八章以四節來綜結本文，其主旨係自馬克斯「政治經濟學」與當前社會經濟現實來 展望中國社會經濟之需要，並提出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看法」來終了全文。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主導建構的國際金融體制，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這個體系在一九七一年解體後，國際金融就沒有明確的制度規範，再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各國資本帳的自由化、各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大、以及多國籍企業對資金移動的需要，使得國際金融規模益大、流動速度益快、全球金融的整合益強。國際金融因此對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近二十年來國際間接連發生的金融危機，正透露出改革過程中，國家適應緩慢的徵候。以一九九四年墨西哥的債務危機為例，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墨西哥由於外匯短缺，停止償還外債，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等國亦跟進，引發債務危機，整個八０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接連遭受經濟危機的挑戰，被喻為「失去的十年」。終於從一九八０年代末期一九九０年代初期以後，拉丁美洲開始了另一次發展策略上的巨大轉折，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透過經濟開放、金融自由化和提高出口數量等方式，逐步走出債務危機的陰影，然而，這波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成功果實並沒有延續整個九０年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墨西哥當局宣布放寬政府干預披索匯率上限，從3.4712兌一美元，調整為4.0016兌一美元，此舉又再度引爆墨西哥外匯市場的大幅賣壓，帶來另一場金融危機。 墨西哥的案例或許是一個借鏡，我國於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後，金融自由化與市場開放的壓力勢必難以抵擋，如何面對國際金融體制轉變帶來的改革壓力，並承擔改革過程中經歷的變動與危機，將是本論文關注的焦點。本文將比較分析墨西哥與台灣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經驗，檢視兩國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國內金融體制如何進行調適與改革等相關議題。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如何建在歷史、勞動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之上，這是本文所要處理的論題。在研究了這些論提之後，於結論指出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把理論與實踐給結合起來，使其可以擺脫解釋世界的問題，而要求改變它。

一九九○年代學術界、媒體紛紛出現對於新經濟、知識經濟的介紹，坊間書籍多以主流經濟學觀點描繪新經濟的特性，包括資訊技術、創新、科技、金融投資增加帶來財富增加等美好榮景。然而，當知識經濟被高度稱揚時，社會上卻有越來越多的失業者。 新經濟的宣稱是否顯示資本主義已邁入另一階段的發展進程？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了嗎？新經濟的生產模式是否能解決資本主義長久以來的結構性矛盾，還是只是深化和擴大商品化的矛盾？而馬克思主義能否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 這是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源起。 每當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發生變化或經歷出乎預料的變革時，馬克思主義的範式（paradigm）就會發生危機。由於對論爭問題的舊表述不與新的現實相適應，所以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種範式（典範）本身被超越和過時了。 本論文的核心論點是：今日的資本主義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現實界的表象變化並未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在研究方法上，採馬克思的分析方式來切入比較新舊經濟的異同。

本文是以對農民健康保險政策的歷史背景分析,藉以探討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農保於1989年由政府立法全面實施,學者多半認為這項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照顧農民的德政,或以工業主義邏輯加以解釋.但由比較的觀點卻發現,農保的實施比軍公教勞保晚了30餘年,其間的差異不是上述兩種觀點可以解釋的.所以本文企圖從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個變項之間的互動出發,並且依循農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兩個脈絡,來分析農保為何在1980年代前無法實施,而在1980年代卻由試辦到全面實施的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1970年代前,世界體系與國家-社會關係都是阻止農保無法提前實施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雖然世界體系的變化已形成農保制定的充分條件,但缺乏必要條件的配合,農保仍無法實施;必須等到1980年代之後,國家-社會關係發生轉變,農保的必要條件出現,才使得農保政策由中央立法全面實施,所以農保政策的制定過程是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者互動的結果,缺一不可. 由農保的制定過程看出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似乎有提昇的趨勢,但長期看來農民仍將退居到歷史舞臺,較邊陲扮演一次要的角色.

近四、五年來台灣電影環境有一些極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面自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降，台灣電影工業在生產方面的蕭條，至今已演變到相當嚴重的狀況；另一方面，部份本地電影卻在國際影展上普遍獲得好評，屢獲大獎。凋敝與光鮮之間，有著強烈的對比。不僅如此，國家對電影工業史無前例地高度關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這「兩岸三地」的電影經濟互動頻繁；還有本地電影業者與錄影帶、有線電視等新傳播科技的分合關係……種種這些現象，在當前交織出一幅特殊且紛亂的台灣電影環境圖像。 　　本研究試圖以各類電影工業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來具體描繪出種種存在於當前電影環境的特殊現象，並說明當前電影工業的結構與運作狀況。而後將這整體電影工業狀況置放於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脈絡下，探討一九八０年代以來電影工業的發展過程，並主要從國家電影政策與電影市場動態這兩層次的影響，來分析為什麼會演變出目前電影工業的面貌。由此辨明當今台灣電影工業發展的真正問題所在，並藉以提出較為適切的政策制定與產業營運的思考方向。 　　研究指出，台灣電影工業生產量五年來持續迅速下跌，票房收入也極差。市場中充斥美國與香港影片，瓜分掉大筆資源。但少量的本地製片中，又在內容與形式方面有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一部份為製作粗糙的低俗娛樂電影，一部份為製作較嚴謹的藝術電影。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源自於早期國家設定了電影的商業娛樂取向以及依賴外來影片的電影市場供需狀況，在時間推移之中，美國與香港的通俗娛樂電影逐漸成為市場主流，大部分觀眾的電影品味也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台灣發行部門將資源轉向外來影片之發行，並集中於少數公司壟斷了發行管道，而台產影片在製片資源上的缺乏在娛樂性技術性上則更無法追上外來影片，產量與票房愈來愈少。除了這一趨勢隨著經濟自由化而愈形嚴重之外，八０年代以後架構於貧富差距拉大之上的文化品味分化，少部份文化資源較豐富的人也形成藝術電影市場。於是低成本的台產藝術電影有了基本生存條件，而低成本的娛樂電影也滿足了市場中最底層的縫隙。而不管是哪一類電影，受國外之電影標準的影響都愈來愈大。 　　因此研究建議，國家政策應從限制外片進口、化解發行管道壟斷，以及積極輔導獨立製片公司三方面齊頭並進，方能解決台灣電影生產日趨沒落的危機。而獨立製片公司、創作者，與評論者則應集結起來以較大的力量來制衡主要公司的壟斷，並監督國家進行改革。

隨著一九八○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來臨，學者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焦點乃不再僅限於經濟層面，同時也開始重視其政治發展過程以及與經濟活動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針對東亞與拉丁美洲這兩個發展中的區域；由於它們各自有一些重要國家繼引人注目的經濟表現後，接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著大幅突破，因此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重心之一。在此，我們便企圖以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區域性的代表國家為例，來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儘管上述兩個國家各自擁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組織結構，地緣環境方面也相距極遠，但它們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中，不論是政黨體系、政治運作規範、國家發展途徑、經濟成長表現、民主化變遷歷程，以及最近的整體轉型特徵方面，都有甚多可供統合歸類的相似之處；這些共通點同時也構成我們進行比較研究的根本基礎。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希望藉由對民主概念的整理，利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察視野，並透過「現代化理論」與「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間的互相補充，針對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長遠歷史進行綜合與深入的剖析；一方面設法獲致其政治發展的真實面貌，同時也期盼對區域研究以及民主化理論做出一定的貢獻。 / In the 1980s, after the coming of a strong current of democratization called "the Third Wave", scholars who study about the Third World began to transfer their main focus from the economic level to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specially to some counties in Easter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such as Taiwan and Mexico ), their achievements of refor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eye-catching.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Taiwan and Mexico have owned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for example, the party system, political norms, developing approach,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 on. Except for providing the analogy between above two countries, such similarities also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tried to view the matter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On one side, I will analyze the long history of Taiwan and Mexico deep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ope simultaneously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stud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電視產業中，商品為何、商品的特性、商品的生產過程，以及與生產結構間的對應關係。本研究採行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對台灣四十餘年來的電視事業進行考察。研究結果指出，電視事業中的商品，首要應為節目本身，而台灣的電視節目的首要消費者，是廣告業主而不是觀眾。同時因為國民黨時期無線三台特殊的經營體制，形塑本地節目製作業的特性：規模小、業務人員為公司主要人力。導致台灣節目的廉價化與廣告化，不論在三台寡占市場時期，或衛星電視頻道百家爭鳴時期，皆是如此。 / My objective is to find out the commodity in TV industry in Taiwan, and figure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dit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odity and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Therefore, I studied the TV production process in Taiwan for 40 years from an critical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At the end, I figure out that the commodity in TV industry is programmers, and the very first consumer of this commodity is advertisers rather than audience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operate model of three main TV broadcasters protected by KMT, TV program producers are small and poor, and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in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advertisers and TV managers. After all, TV program in Taiwan looks like advertis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it is low end. No matter the market is monopolized by the three main broadcasters, or opened for hundred of satellite channels, the circumstance are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