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自1992年起，外商直接投資（FDI）出現快速增長。若以鄧小平1992年南巡發表談話，做為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轉變的初始點，迄今已經歷近20年的發展。目前中國大陸正積極走出以往追求經濟「成長」的思維，而改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考量。中國大陸也自2007年起公佈多項新經濟政策，如調降或取消出口退稅、新勞動合同法，以及兩稅合一等等。而許多研究皆指出，在實施一連串的產業調整政策後，在中國大陸的外商將調整他們的投資方式，以因應可能的成本上升。 對此，在這個時間點研究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其重要性存在。而本論文與過去研究之處在於，針對較少的，且以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體的城市，做為量化研究對象。透過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主要影響的區位要素有四：勞動力品質、產業聚集程度、政府政策及時間。其中，有趣的是工資率在本論文的數據分析中，並不符合文獻檢閱中，絕大部分研究為顯著的結果。可見雖然中國大陸是以勞動力價格優勢吸引外資前來投資，但在研究上仍有不同的差異，應該按照不同的產業主體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行為。 / Mainland China from 1992,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had the swift growth. The former China leader- Deng Xiaoping made a statement in 1992 and transformed China’s FDI policy. It has experienced near 20 year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ainland China goes out formerly pursued the “economy growth”, but changes take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Mainland China also announces many new policies from 2007, like the lowering or cancels the tax reimbursement for export, the new law about protecting labors. But many research all pointed out that after implementing a successio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policy, Firms will adjust their investment in mainland by in accordance to possible cost rise. This study has base on fewer samples and these samples possess technical crowded industry as the main body city. By estimation of the fixed-effect model, major essential factor has four: quality of labor force, industrial accumulation, government policy and time.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e wage rate had not included in essential factors which compared with former researches have a remarkable result. Obviously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ha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wage to attractive FDI, but we should analyze depend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近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促使全球經濟加速整合的主要媒介。各個國家、地區或生產部門因為擁有不同的自然條件、資源環境及生產傳統等因素而存在不同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及其他生產要素條件，資本也就受到各地生產條件相異的影響而出現流動，以尋求市場利基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1981年上海開始引進外資以來，港滬即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經濟連結，並建立起聯繫機制。但是，一方面內外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及政治環境對此一聯繫關係一直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新建立的經濟連結也對彼此原有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產生許多正面或負面的、直接或間接的、長期或短暫的影響及挑戰，進而促使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地建構出特定的協作模式。 本論文係就港資在上海的投資結構、經濟聯繫、經濟發展影響及經濟競合等方面進行分析評估，並在資料上與台灣作一綜合探討，以提出對台灣的意涵與影響作為政府或廠商訂定政策之參考，並從宏觀的角度檢視上海（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地所建構的動態經濟關聯體系。 由研究成果可知，自1981年至2000年間，港資投入上海的資金結構在「量」與「質」上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而每一階段的轉換皆與引資政策鬆綁、政治環境之穩定度、經濟走向及全球經濟景氣等因素密切相關。上海在各個階段的引資策略作用下，製造業中的優勢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轉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成為工業發展的主力。香港也由於工業大量外移至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而積極轉向發展第三產業，並未出現「脫離工業化」（即所謂的「產業空洞化」）後的系統性經濟衰退現象。 此外，上海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不同時期及不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不同的競合模式。 另一方面，香港不論是在投資、貿易，甚或是政治方面，也扮演了台灣與上海（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亦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策略佈局，在國際經濟建制的規範下，未來更是可能發展出經濟整合的契機。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合資經營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中相當重要的一種形式，再加上有別於外商獨資企業、中國大陸的內資企業或國營企業，係為由中方投資者與外方投資者雙方在約定的期限內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享利潤與共擔風險之一種企業形式，究竟對企業內部能帶來哪些正面積極的作用？更深一層來說，是否能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作出貢獻？這些均是相當引人注意的課題。有關合資經營企業的相關研究文獻，大多偏重於個體面，而有關總體面的分析則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合資經營企業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並檢視目前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以展望合資經營企業乃至於外商直接投資的未來發展。 有關合資經營企業的總體經濟成效，本研究將分成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以及技術移轉效果等三方面來加以探討。 一、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 (一)資本形成效果 合資經營企業外商實際投資額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呈現逐年攀升的現象，在1994年達到最高峰。從1995年到1997年，雖然出現了小幅度的衰退，但對於資本形成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有鑒於不宜以整個地區來衡量外資之資本形成效果，因此以合資經營企業所在地的資本形成額來推測其貢獻。將分析的範圍縮小，僅以廣東一省為例，可以發現合資經營企業對當地資本形成的貢獻更為顯著。 (二)產出效果 觀察合資經營工業企業對中國大陸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以估測產出效果。1997年合資經營工業企業數有12833家，工業產值5751億元人民幣，佔全中國大陸工業企業數與工業總產值之比重，分別為0.16%與5.06%，故以如此微小的企業比重，卻能達對全中國大陸的工業總產值作出相當程度的貢獻，實屬難能可貴。 (三)就業效果 從1988年到1992年，全中國大陸合資經營企業職工人數之成長幅度均超過同時期全國職工人數的成長幅度，而且，所佔比重也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合資經營企業職工人數與工資總額佔全國總額的比重，幾乎每年都是後者較前者高，這反映出合資經營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普遍高於全國職工的平均水準之事實，雖然有助於提高合資經營企業職工的所得水準，但是卻有加深中國大陸所得分配更加不均之虞。 二、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一)對外貿出口之影響 合資經營企業的出口金額逐年提昇，1997年已佔全國出口總額的18.98%，接近五分之一的比重。再者，合資經營企業的出口創匯率一直表現亮麗，顯示其偏向出口導向甚於進口替代。然而，合資經營企業出口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東、深圳、上海等地，而且出口貿易方式以進料加工佔絕大多數，可以看出，合資經營企業大多為出口導向型的初級加工出口產業，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獲取報酬，雖然有效促進了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並促進了地區的繁榮，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結構的提昇，恐怕貢獻並不大。 (二)國際收支效果 合資經營企業的外匯淨流入佔中國大陸外匯存底的比重，在1993年達16.77%為歷史高峰，1993年以後，雖然比重呈現下滑，但大致上保持在10%左右的水準。雖然上述的分析並沒有考慮外商匯出國外的利潤、資本與管理費用時所使用的外匯，若將此部份的因素考慮進去，則上面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外匯存底的貢獻應該會再小一些。儘管如此，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國際收支大致上仍存有正面的貢獻。 (三)對政府稅收之影響 將中國大陸涉外稅收的成長與合資經營企業的發展相配合，可以發現兩者密切的關係。以1995年為例，該年合資經營企業上繳的涉外稅收為375億餘元人民幣，佔當年全國涉外稅收的比重達57.28%，充分顯示合資經營企業相較於其他經濟類型的企業，對於中國大陸涉外稅收的貢獻卓著。 三、技術移轉效果 諸如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中國迅達電梯有限公司等進口替代型的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彌補中國大陸生產技術的貧乏產生一定的技術移轉效果。然而，這些具有先進技術的合資經營企業，畢竟只是少數，而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經濟技術基礎較佳的大城市，相較於其他大部分技術水準偏低的合資經營企業而言，所佔的比例偏低。同時也反映出合資經營企業的技術移轉是極不均衡的。 最後，檢視中國大陸目前的投資環境以展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優勢與劣勢。分別從經濟、地理、勞動、投資獎勵制度以及外匯與租稅等五項條件來比較中國大陸與東協五國，即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的投資環境。評比的結果，中國大陸居於第二位，次於新加坡，而優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印尼。 經由分析與評比後，可以歸納出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之特色與優缺點。首先，將中國大陸與新加坡投資環境之優缺點做一比較，可以發現：新加坡由於勞動力不足且勞工薪資昂貴，於是運用其公共設施、外資與獎勵制度、租稅制度等優勢，積極吸收外商投資在高科技、高自動化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大陸則與新加坡正好相反，其優勢存在於充沛而廉價之勞動力，若吸收外資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方面能有效降低城鄉廣大的失業人口，另一方面更能發揮工業生產成長迅速之特色。其次，比較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與新加坡相似，勞動條件的優勢仍然是中國大陸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有利的籌碼之一。至於與菲律賓、泰國與印尼做比較，勞動條件對這些國家而言，已不具有相對優勢，但經濟活動水準、工廠用地以及公共設施等條件，中國大陸則明顯優於菲律賓等國，尤其是經濟活動水準方面，更遠遠拉開彼此的差距。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三節 文獻探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開發中國家引進外資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第二節 國際資本移動的經濟動 第三節 引入外資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第四節 運用外資成功的條件 第三章 中國大陸的合資經營企業 第一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概念 第二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相關法規與政策 第三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投資領域 第四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第四章 合資經營企業的總體經濟成效 第一節 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 第二節 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第三節 技術移轉效果 第五章 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 第一節 經濟條件 第二節 地理條件 第三節 勞動條件 第四節 投資獎勵制度 第五節 外匯與租稅條件 第六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文獻

本研究採取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 panel data模型，分析影響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 FDI )的決定性因素，共分為三個面向進行實證，第一個面向係按FDI投資區域之不同，而分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進行估計；第二個面向則按FDI投資產業之不同，分為三大產業進行分析；第三個面向係以FDI之來源地區為依據，共分為八個主要FDI來源地區探討其決定性因素。 在分區估計方面，透過一般化最小平方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進行估計，得到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來吸引FDI前來投資，例如市場商機與較高的對外開放程度；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來吸引FDI，如低廉的勞動成本、地方基礎建設水準，換言之，兩地區之間在影響FDI的因素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針對固定效果的觀察發現，地理位置位在東部地區的省市，固定效果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確比中西部地區具有較佳的條件以吸引FDI。 若按FDI所投資的三大產業進行實證，以探討FDI之決定性因素，其估計結果顯示，第一產業( 農、林、漁、牧業 ) FDI的影響因素為對外開放程度，具有負面排擠FDI的效果，而第二產業( 製造業、建築業等 ) FDI的影響因素則為市場規模、工資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與對外開放程度，除工資率為負面影響外，其他因素皆為正向效果，第三產業( 服務業 )因樣本期間中國大陸尚未放寬外資的進入限制，故僅有基礎建設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是影響FDI的決定性因素。 在中國大陸不同來源國FDI之決定性因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高速的經濟成長率會吸引美國、新加坡、台灣的廠商前來投資，低廉的工資水準則形成對美國、南韓、新加坡以及台灣的吸引力，而中國大陸若加強研發能力，可促使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增加直接投資，但廠商過度集中所導致的高度競爭環境，卻會排擠掉英國、香港的FDI，本研究也考慮高品質勞動供應的影響，以香港、台灣廠商較注重高品質勞動力是否充分供應，另一方面，對外開放程度的高低對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的廠商具有正面效果，對德國廠商則有負面影響。 隨著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政策勢必更加開放，在中國大陸龐大市場與廉價生產要素的誘惑下，預期會有更多外國資金投入中國大陸，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更加穩固，對我國而言，面對中國經濟崛起所導致的全球經濟整合以及產業分工趨勢，我國必須採取正面的態度來思考中國大陸問題，善用本身所具備的充沛資金與研發能力，以及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積極進入大陸市場，一方面應用其廉價勞動力，一方面搶佔大陸市場佔有率，將中國大陸做為我國經濟實力的延伸，我國廠商方能在國際競爭潮流下取得生存利基，進而從中國市場打入全球市場，則我國未來的經濟前景必將大有可為！

中國在經過20多年來持續的經濟改革，已然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門地區。在外商評估赴中國各地區投資的眾多決定因素中，各地區的租稅優惠條件可能是其重要考量因素之ㄧ。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中國地方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吸引外資之間的關係。利用2000-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提供的中國30個地區自2000-2004年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本文主要研究結果為，就整體與東、中部而言，地方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吸引外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當中國西部地方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愈低時，即會增加外商直接投資該地區的意願。也就是說，相較於投資於東部及中部區域，外商投資在西部區域，更注重當地政府所能提供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優惠條件。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東、中、西部在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 After 2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most popular host count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u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in China. Using official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during 2000-2004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empirical model,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in general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does not affect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However, as categorizing all regions into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nd estimating the regression for respective area, the influence of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exists in the western area. In additi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a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three areas.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上海房地產業頓時成為全世界投資者所矚目的焦點。伴隨著上海經濟的急速成長、房地產市場的豐厚利潤、以及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境外資金不斷湧入上海市進行房地產投資。節節高升的房價最終造成中國政府的注意，限制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成為大陸宏觀調控的重點。然而外資是否為房價高漲的主因，至今為止依然是爭論不休。到底外資是大陸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還是宏觀調控政策下的代罪羔羊，為了清楚了解FDI對大陸房地產價格到底造成何種影響，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兩點：一為探討FDI金額的變動對上海房地產價格波動是否造成影響，二為研究影響上海房價波動的總體經濟因素為何。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就長期關係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物價、利率、匯率、收入，皆與房價呈現正向關係，股價則與房價呈現反向關係。就短期關係而言，影響房價的因素有外商直接投資、利率、收入、以及房價本身，以上皆與房價呈現正向關係；整體而言短期物價對房價沒有顯著影響，但就個別月份而言，落後兩期的物價指數與房價指數呈現反向關係；短期匯率波動對房價的影響相互抵銷，加總後的影響效果為零，而短期股價則對房價沒有顯著影響，宏觀調控脈絡下的「限外令」並沒能使房市降溫。總的來說，外商直接投資雖對房價有正向影響，但影響最劇的因素卻是匯率與利率，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並非上海房價飆漲的罪魁禍首，亦不是宏觀調控政策下的代罪羔羊。大陸政府拿外資開刀，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殺雞儆猴」，借此達到抑制房價的目的。 / The real estate has become a burgeon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since the Mainland deceased leader Deng Xiao-ping made his remarkabl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outh in 1992. Due to the fast growing market and desirable profit, uncountable foreign capital has flowed in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of Shanghai. Housing prices have soared and alread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which causes the restraint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Does foreign capital matter to real estate prices? What economic factors cause the movement of real estate prices?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prices of Shanghai.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FDI, CPI,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and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the long run. Nevertheless, stock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FDI, interest rate, income and housing price itself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addition, overall CPI has no effect on real estate prices while some individual months of CPI have negative effect; exchange rate and stock market also have no effect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general. Furthermore, the policy of restraining foreign capital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does not induce declining housing prices. To sum up, exchange rate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affects real estate prices of Shanghai. FDI is not the “chief criminal” nor a scapegoat, neither. Penalizing the foreign capital is simply a warning fro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o seize the “hot money”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國大陸自1979年對外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在分析上，從中共的外資政策、外商在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結構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等三方面加以論述。研究發現：外商直接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主要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資本形成、產出、進出口貿易等方所佔的份額不斷上升，同時也表現在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技術轉移。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正面臨經濟體制和發展策略的轉型期，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這包括外商來源與投資區域過度集中、外商投資的行業投向不合理。

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吹皺經濟市場一池春水。住房公有制、住房福利制觀念相繼被打破，揭開房產制度改革曙光。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後，定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路線，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經濟意識形態問題，自此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活水澈底被激發。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全國商品房平均價格從2000年2,112元人民幣，攀升至2010年5,032元人民幣，部分重點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更早已突破萬元人民幣大關。 房產市場不對稱發展加深中國大陸社會結構性矛盾與衝突對立，高房價顯然無益其國內經濟健全發展，這也讓大陸中央不得不正視此一嚴肅問題積極採取宏觀調控手段，企圖壓制漲勢不斷的房價期能消彌廣大民怨。而與之同時因為覬覦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背後廣大利益而競相投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也就格外引起大陸政府的關注，因為「外資炒房」的傳言與疑慮一直困擾著中共當局，在高房價、高民怨的氛圍壟罩下，產官學界檢討外資聲浪甚囂塵上；然而，高房價的背後是否一定有外資刻意炒作？值得探究與思考。 本研究嘗試以中國大陸天津做為觀察標的，運用共整合ARDL模型探討外商直接投資（FDI）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釐清外資在房地產價格所扮演的角色。實證模型並納入物價指數（CPI）、人均收入（INC）、貸款利率（INT）、匯率（EXC）與股價（STOCK）為解釋變數，以做為觀察總體經濟因素對大陸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在短期關係上外資的確有拉抬房價效果，不過長期關係影響並不顯著，顯示外資不是實際推升房地產價格的主因，角色定位應為「從犯」而非「主嫌」。研究結果並發現，匯率變動對房地產價格有著顯著實質影響，這意味如果大陸政府要運用匯率這項工具來抑制漲勢不斷的房價，就必須讓人民幣適時升值。不過目前中國大陸仍屬以出口導向為大宗的國家，長期而言，人民幣升值將對其出口造成某種程度衝擊，是以在匯率政策的操作上恐陷入兩難（升值或貶值)的困境。 / The reform and opening in mainland China in 1978 had fretted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of the economic market. The concepts of public housing and housing welfare system had been broken, leading to a line of hope in the reform of the house property system. After Xiaoping Deng's speech during his south tour, he set up the basic route of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features", resolving the market economy ideology issue from the root. Since then, the house property market in Chine has been activated. In the recent decade, the average price of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d increased from YMB$2,112 in 2000 to YMB$5,032 in 2010.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 prices had already went over YMB$10,000. The asymmetric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 property market has further caused structural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pparently, high housing prices were not beneficial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u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had to face up to this serious problem and aggressively took the microscope controlling measure in the attempt to suppress the 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to resolve people's complaints. In the mean time, under the desire for the great profits behi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Mainland China, foreign funds had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one by one, getting some extra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rumor of "foreign funds in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and some doubles had continuously bothe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the atmosphere with high housing prices and high social grievance, requests for reviewing foreign funds in the industrial, government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circles were very broad. However, whether there was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with foreign funds behind high housing prices is worth thinking and studying. Using Tianjin City in Mainland China as a target for observatio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apply the autoregressive ARDL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price changes in housing propert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ole foreign funds play in real estate price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 model wer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per capita income (INC), loan interest (INT), exchange rate (EXC), and stock price (STOCK),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s of the macro economical factors on the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short run, foreign funds could indeed drive up housing prices.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 influ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his means foreign funds are not the main cause driving up real estate prices. The role they played was a "partner in crime" instead of a "main suspec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indeed a significant and substantial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real estate prices, meaning tha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surprise 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using exchange rates as a tool, it is necessary to allow YMB appreciation. However, currently, Mainland China is still a country with mainly exports. In the long run, YMB appreciation may lead to certain impact on China's exportation. Therefore, operating exchange rate related policies may lead to a dilemma (to appreciate or depreciate).

捷克共和國（簡稱捷克）自建國以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維持著正式的外交關係。2004年，捷克加入歐盟後，兩國關係更快速進展，乃因中國視捷克為策略夥伴。 為了最佳檢視捷中關係，本論文採用新自由主義當作研究方法，從國際政經的角度來探討，而非從國際安全的角度。 本論文檢視了現任總統執政期間，捷克為深化與中國合作所採取的各種措施。捷克總統曾積極地推動捷中經濟往來以及吸引中國各種可能的投資。除了經濟合作之外，捷中兩國擁有正向的政治關係。捷克政府改變了對中國既有的態度，從“因違反人權而譴責中國以及對捷中進一步合作興趣缺缺”的負面態度大幅度轉變成致力於“維持捷中良好關係、避開敏感話題以及發展實質的合作”的正面態度。本論文藉檢視捷中已簽訂的協議以及捷克官員的言論來探討政治面的議題。此外，也利用其中一個章節來探討捷克與台灣間的非正式關係，以及此一關係如何影響捷中關係。 在歐洲的中部與西部地區當中，捷克並非是中國唯一有興趣往來的國家，本論文透過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等四國與中國關係的比較來探討中國是否給予捷克任何較為特殊的待遇。 /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zech Republic has had an 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evolving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notably from the year 2004 when the Czech Republic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made her a strategic partner in China’s eyes. To provide the best examination of Czech-China relations, I use neoliberalism a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I apply neoliberalism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uring the current Presidency period we can examine step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the Czech Republic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Czech president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especially in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in attracting possible investment. Besides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had a positiv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The Czech government has changed the unofficial approach from 'blaming China for violating human rights and lack of interest in further cooper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Czech side' into a focus on 'keeping good relations, avoiding sensitive topics, and aiming at developing solid cooperation'. This signals a dramatic change in focus for the Czech Republic. The political section of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examination of agreements and statemen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ne chapter of this section is devoted to un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aiwan and how it influences Czech-China relations. The Czech Republic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reg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ina is interested in. Comparing the Czech Republic to other Visegrád group (V4) countries leads us to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China provides any special treatment to the Czech Republic, therefore an analysis of V4 countries-China relations is also shown in this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