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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緒論，就本文撰寫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限制、文獻述評、章節安排，並對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背景與發展做一個概述。 第二章中亞地區的變遷。本章將從中亞地緣戰略地位及該地區成員國之簡史，本章接著點出過去中國及俄羅斯競奪，之後再逐一指出冷戰後中亞五國的轉型情形。 第三章上海合作組織的誕生。首先分析上海五國機制形成緣由，本章接著點出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的沿革，之後再就上海合作組織逐一指出相關組織機構及其架構。 第四章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俄中的競合。主要分析中亞國家其基本國家利益，其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所採取包括能源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之戰略互動，之後再就中亞五國與中國、俄羅斯及中國、俄羅斯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相互競逐。 第五章911事件對上海合作組織之衝擊。主要分析大國與中亞五國之外交互動，及911事件後美國勢力趁機進入，對區域集體安全與反恐發展之戰略互動，及美中俄三國在中亞相互競爭的情形。 第六章上海合作組織之展望。主要分析探討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十年展望與前景，包括該組織從地區安全機制轉變成全球戰略乙環，另點出中國及俄羅斯聯合軍演與該組織角色的變動的戰略作為。 第七章結論。綜合全文探討對台灣的戰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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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11事件後恐怖主義對國際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長期以來中共對恐怖主義認知並不強烈，反恐在中共外交政策亦未成為主要議題，一是中共具高度國內控制力，二是傳統的軍事安全仍是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二、在承續鄧小平國際戰略指導下，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集團開始思考超越冷戰思維，探索新型安全觀、新型國家關係和區域合作模式，進而推動反恐外交，建立「中國和平發展」、「建設和諧、和平新世界」之良好形象。 三、90年代末，中共率先在週邊區域推動反恐外交，以「上海合作組織」達成「安邊、固本」之戰略目標，除為消解中亞各國複雜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以突破美國與亞太親美國家建立的「扇形戰略」（fan-spread），次之則為其能源戰略佈局。 四、911事件後，中共更順勢將反恐外交延伸至全球層次，建構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及多邊反恐框架，並藉此期望獲得三項利益，一是防範恐怖主義蔓延新疆地區構成威脅，二是運用反恐開展全方位外交，三是確保北京奧運及世博會安全。 五、由於美國在911事件後國家安全戰略有所變化，以「先發制人」戰略代替以往威脅和遏制戰略，其積極對阿富汗及伊拉克等中亞地區從事軍擴張及政治介入，等於在地緣戰略上完成北約東擴，導致中共「上海合作組織」功能萎縮，更影響中共西部邊境能源安全，使中共反恐外交上遭受不利。 六、中共未來區域性反恐外交主要走向有六，一深化反恐安全合作事宜；二防止組織內部分化裂解；三經濟發展是未來組織轉型的熱點項目；四「 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影響著中共「新安全觀」的生命力；五賡續強化能源安全；六積極進行國際宣傳，強化反恐論述。 關鍵詞：上海合作組織、恐怖主義、東突、新安全觀

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出現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土庫曼五個新興國家。中亞不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傳統上屬於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地區，並與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國際強權為鄰，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區，自然吸引各種國際勢力競相進入。911事件後，美國軍事力量正式進駐中亞，使其得以牽制俄羅斯與中國，中亞地區再次成為國際政治中的焦點。 本論文首先探討多邊外交的由來、理論與優點，接下來以冷戰後中共與中亞國家多邊外交合作關係為重點，討論中共採取多邊外交的活動，從一開始運用邊界安全談判為起點，與中亞國家逐漸進行全方位的合作與發展，進而提升至政治、軍事以至於經濟領域。 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成立於2001年新興的國際組織，成員國涵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塔吉克。本文透過「多邊外交」的框架，來觀察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與前景；首先，本文說明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以觀察各成員國為解決共同問題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介紹上海合作組織的組織結構。同時，探討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基礎，說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各國間基於共同利益與解決共同問題所形成的結果，並進一步透過多邊外交的架構來分析成員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後的合作成果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與中亞國家的第一次「接觸」場合，也是第一個合作對話的管道，從2001年以降所達的共識，及成果，顯見雙方之外交互動已有明顯的增加趨勢，其所轉變的多邊外交實質內容與彰顯的安全合作意義，便是本篇論文研究重點，因此本文重點在介紹「上海合作組織」，與「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共多邊外交中所表現出的重要性與代表性。 本篇論文即在此上述國際情勢背景下，試圖瞭解冷戰前後中共外交政策及其戰略環境之演變，進而據此解釋為何中共改變其過去的外交原則與方向，轉而與其周邊國家所進行之多邊外交互動，另外試圖從上海合作組織出發，為中共的多邊外交做一討論與預測。最後本章總結研究結果，提出結論。

張娟. / "2013年8月". / "2013 nian 8 yue". / Thesis (M.Phil.)--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System requirements: Adobe Acrobat Reader. Available via World Wide Web. / Abstrac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Zhang Juan.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已是當代全球人們普遍的日常生活現象，流行文化呈現多方集結又散落四處景況。幾經浪奔浪流變遷滄海桑田，「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已是上海流行文化充滿蓬勃生機的真實寫照。本研究以上海(Shanghai)為研究對象，流行文化變遷是研究主軸，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上海流行文化的發展、上海流行文化與城市、社會、人的關係、與上海流行文化變遷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是中國與台灣論述上海流行文化初探性學術研究，從上海流行文化的歷史發展解析，包括上海歷史沿革、社會文化、流行文化、服裝、電影的演變過程；並從海派文化、上海人、小資牽動上海流行文化、上海的台北熱、上海都會的消費娛樂生活現象、上海流行文化的城市社會觀向度深入探討。研究發現，影響上海流行文化因素包括：文化全球化的衝擊、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國流行文化演進、小資的出現。 研究結論為：1、中國改革開放後，上海流行文化呈現趨新善變發展趨勢。2、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上海流行文化正朝混種融合(hybridization)發展。3、上海流行文化反映崇尚洋派、風尚西方文化價值。4、上海流行文化投射出中國流行文化與台灣流行文化風貌。5、小資引領上海都會消費娛樂生活。6、上海流行文化與城市、社會、人之間緊密相關。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浪潮。学校变革能力的不足，成为各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专业学习社群的出现，为整体提升学校改革能力带来了希望。而专业学习社群概念产生于西方，已有关于专业学习社群的研究也大多基于西方的教育情境，对于具有丰富教师合作实践的中国学校的研究很少。 /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取向，探讨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国大陆上海学校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特点及对教师发展的影响。首先对10所学校的教师进行个案研究，初步探索专业学习社群的特点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适用于上海情境的专业学习社群及其影响的概念框架，并据此形成专业学习社群特点及效果问卷，对31所学校进行调查，以验证和修订概念框架，并考察专业学习社群对教师发展的影响。研究进一步选取4所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探究专业学习社群影响教师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影响专业学习社群效果及发展水平的因素。问卷调查、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和文件收集是获取资料的主要手段。 / 研究发现上海学校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在个体层面表现出集体探究与分享、共享目标与责任两个特点，在组织层面表现出支持性领导、文化支持、组织结构、文化障碍、制度障碍五个特点，从而揭示出上海学校专业学习社群的独特特点。上海学校专业学习社群在整体上具有良好的发展水平，对教师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包括增强教师的教学效能，提高其对学生学习的承诺水平，并提升工作满意度。发展水平高和发展水平低的专业学习社群对教师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更能促进全体教师的发展与变革，并对教学与学生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高发展水平的专业学习社群与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紧密相关，并强调平等对话和民主交流，为教师提供了探究性的学习环境。 / 本研究通过上海学校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实践回应了专业学习社群的情境依赖性，揭示出专业学习社群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并丰富了专业学习社群对教师发展影响过程与机制的研究。研究还阐述了不同于合作文化和硬造合作的系统、协调的专业学习社群发展取向，从而为理解专业学习社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基于研究所见，为进一步促进上海学校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发展，不仅要加强学校层面在领导、文化和结构上的支持，也要强化地区教育部门在政策制度、领导和资源上对专业学习社群的支持。 / Since the 1980s, a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has shown up on a global scale.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ed by various countries is the lack of schools’ reform capacity.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seems promisi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s’ comprehensive change capacity. While the idea of PLC originate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research has been based on western context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LCs in Chinese schools where there are rich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teacher collaboration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 The present study is loc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Adopting a mixed-method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LCs in schools in Shanghai and their impacts on teacher development. First,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in ten schools were conducted to preliminari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of PLCs in Shanghai schools. Based on thi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PLC was initiated, and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accordingly. The author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eachers in thirty-one schools to verify and modif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C and examine its impact on teacher development. After that, four representative schools were selected and in-depth case studies were implement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how PLCs impacted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what the key factors were in this process.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collection were the main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PLCs in Shanghai schools could be conceptualized in individual level in terms of collective inquiry and sharing and shared goal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in terms of supportive leadership, cultur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cultural barriers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which indicat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LCs in Shanghai schools. Teachers’ PLCs in the schools in Shanghai performed well in general,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eacher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i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ommitment to student leaning,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level PLCs and low-level PLCs in terms of their influences on teacher development, i.e. the former had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whole teacher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also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and student learning. This is because high-level PLCs focused on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s and emphasized equal dialogue and democratic exchanges, which provided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inquiry and learning. / This study, by presenting the practices of PLCs in the schools in Shanghai, responded to the context specificity of PLCs, disclo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Cs and education reform, and enriched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LCs on teacher development.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d a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develop PLCs,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collaborative culture and contrived collegiaty and thus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PLC.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actices of PLCs in the schools in Shanghai, support at both the school level such as leadership, culture and structure, and the district level such as policy, leadership and resourc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張佳. / Parallel title from added title page. / Thesis (Ph.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eaves 305-339). / Abstracts also in English. / Zhang Jia.

上海租界的開闢，就像一個集各種不平等條款於一身的中國的縮影。在這裡，中國第一次接受西方列強所強加於她的砲艦外交、外國租界、領事裁判權、外國的殖民統治等慘痛的經驗。然而上海租界創設初始，其原意只是一塊專供外人居住的居留地性質，但到後來的發展卻陰錯陽差的，外國人得寸進尺，中國人則步步退讓，使得後來公共租界的性質轉變成為介於居留地與租借地之間，而且更近似於後者。在名義上，公共租界的土地管轄權屬於中國，但實際上，公共租界內的一切事務，中國政府一概無權插手，甚至連租界內的中國人都不歸中國政府管轄。中國的主權淪落至此，租界性質轉變到這般地步，英國人（尤其是英國領事）的勢力是其中的關鍵，因此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引發筆者進一步研究的動機。本論文除了希望對領事的角色有較深刻的認識外，還預計從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等三個層面的關係及交往情形，希望能較完整的呈現英國領事角色的多面向：看看他們如何代代努力的在中國領土之上建構起外人自己的天堂；而從英國政府----英國領事----上海當地英籍僑民三者之間權力（利）與利益的互動及衝突關係，來探究夾處在二者之間的英國領事如何自處；透過二國地方層級的外交往來的研究，則希望能凸顯兩國辦理外交人員的迥異心態，以及因而造成的結果。本文研究的斷限自1843年上海開埠為起始，到1928年北京政府結束為止。全文結構共分成六章，除第一章「序論」外，正文分成四章：第二章「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之確立」，主要敘述上海開埠的經過、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建立的經過情形，然後略述英國領事的主要職權職權及其擴張的情形。第三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主要分析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的領導地位，以及英國領事與公共租界的行政機構----工部局的合作關係。第四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英國政府」，首先分析英國在華之利益以及對華政策之演變，然後再探討因為上海英商勢力團體的利益與英國政府對華整體利益發生衝突時，英國領事面臨母國及上海英商勢力的雙重壓力所造成政策執行上的顧慮及難處。第五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中國朝野之交往」，分析中英兩國地方層級外交人員辦理外交的迥異心態，華人在公共租界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五卅群眾運動的發生，使得外人在租界的統治權發生動搖。第六章「結論」則總結前文，並為英國駐上海領事的角色做一定位。

中亞地區自古以來即為列強爭奪的場域。冷戰結束後，中亞五國，即哈薩克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烏茲別克共和國、土庫曼共和國紛紛脫離蘇聯獨立，這一地區因蘇聯勢力退卻呈現「權力真空」狀態，各主要強國及其周遭國家紛紛開展對中亞國家的競逐，中共做為冷戰後的區域強國，自然對中亞地區有著極大的關注。再者，中共與中亞地區的邊界長達三千多公里，新疆內部之少數民族在種族、文化、語言及宗教上與其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在經濟上，中共亦謀藉由與中亞各國關係之推展，得以擴展其市場與戰略資源，同時對於中共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亦多有助益。 故此，中共面對冷戰後地緣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勢必要有其因應的新戰略與適當的作為。本論文欲探究的目標有：冷戰後影響中共的中亞戰略之主要因素為何？「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發展過程及關注之議題；「九一一事件」後的中亞情勢與中共的中亞戰略之變化；冷戰後中共的中亞戰略的前景與可能面臨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