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架構除了第一章的緒論與第六章的結論之外。第二章集中討論的是台灣「自然寫作」產生的背景、原因與初期的兩種類型。第三章到第五章是以類型研究（generic study ）的方式來進行，特別要說明的是，劉克襄的作品數量與種類眾多，必須要分別放在三個章節中才能處理完成，而且，經由他創作歷程這條線索，可以將三種類型之間的發展關係串連起來。在研究方法與精神上，本論文強調的是跨學科整合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底下便試著說明本文在每一個章節中所呈現的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共分四小節，分別處理的是研究動機、研究範圍、文獻檢討與研究方法等問題。 第二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是探討台灣「自然寫作」與起時的諸多背景與原因，以及「自然寫作」初期的兩種類型。第一小節準備援引發展社會學對台灣政治經濟情勢的相關研究作為論述的背景，以凸顯1945到1980年代的台灣，是透過怎樣一種資本主義在全球運作流動的情勢，導致了台灣捨本逐末的國家發展政策的制定。造成台灣在世界體系中依賴與邊陲的性格，對於這種社會貧富情勢的拉大，與山水田園的破壞，正是導致台灣環保運動與「自然寫作」與起的主要背景與原因。第二小節則從國外生態學思潮的導入，本論造成台灣「自然寫作」運動的另外一個不可或缺之因素。第三小節則是從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論「自然寫作」興起的原因，這包括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和「報導文學」的興起這兩點。最後，第四節則是從文學史描述的進路，將「自然寫作」初期的「環保文學」（韓韓、馬以工、心岱、楊憲宏）與「隱逸文學」（陳冠學、孟東籬、粟耘）這兩種主要的類型作品，作一梳理。 第三章共分為五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的「觀察記錄」類型，分別談及劉克襄、陳煌、洪素麗、沈振中與徐仁修。這一種類型可說是台灣「自然寫作」的重要基礎，許多作家都是從這個類型的磨練中走出自己風格。 第四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的「自然誌」類型，分別談及劉克襄、楊南郡、陳玉峰和「地方誌」類作品。這一種類型可說替台淺「自然寫作」加強了歷史的縱深度與人文思考的面相。 第五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無法歸類在前兩種類型的「其他」作品。分別談及劉克襄、王家祥、廖鴻基和陳月霞。這些無法歸成一類的作品，可以說五彩繽紛，各具特色，有「動物小說」、「歷史小說」、「自然繪本」輿「攝影文集」等。 第六章為結論，共分為兩小節。在第一小節的部份，先替當前的台灣「自然寫作」的成果作一個總整理與回顧，並舉出目前「自然寫作」發展的危機在那裡，另外，我要將它放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詮釋這個文類的獨特意義。第二小節則是根據之前的文本考察與歷史分析，試圖替台灣「自然寫作」的未來性問題提出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是對當前「晚期資本主義與後現代社會」困境的回應，將「自然寫作」當作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運作核心，從文學（語言和敘事）、思想（後殖民論述和生態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社區意識和自然教育）等三大層面，由文本的內部往外推移，藉由一種整合式的眼光，指出「書寫」與「社會」的未來性究竟在什麼地方。

本文主要是以中國的文藝政策與體制轉變的發展為框架，藉由個案的認識與分析，進而切入來理解、認識中國電影的發展與複雜。之所以選擇進行個案的分析與挖掘，目的是為了理解在中國電影界中既存的限制裡，不同的行為者如何因應、面對結構的限制，並從而開展其能動性與抉擇。縱觀了中國電影發展的歷程發現中國電影在不同時期時，市場與政治上的勢力消長各異，而夾雜著行為者本身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個人特質，因而形塑出各自的判斷與抉擇。個體的行為與選擇鑲嵌於在國家控制與市場需求的拉扯，另一方面也影響著國家控制的鬆動與市場需求的轉變，在這種動態過程裡，轉變是一種累積的能量爆發，也是置於內個體行為者能動性的開展。

「新北京，新奧運」標示著中國對「奧林匹克」注入新的內涵，本論文將從文化研究取徑，以「體育文化研究」與「奧林匹克系譜」為理論框架，以北京奧運相關政策做為文本，分析在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操作下，奧林匹克精神如何被具體化，做為文化理念教育其人民，並將其視為中國成為全球化選民的努力，其中涉及奧林匹克論述的轉移，與西方體育文化進入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奧林匹克從以神為主體的祭神慶典，轉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國力競爭，並在資本主義的深化下成為以消費為主體的嘉年華會。承接奧林匹克現有的框架，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再現西方價值傳統的奧林匹克，將奧林匹克鑲嵌入「三個代表」的發展策略，並意味中國告別反和平演變的思維，進入奧林匹克精神為普世價值的全球化過程。奧運作為載體在權力實踐中呈現的是各取所需滿足於各方需求的一個節點，一方面藉由奧運，中國找到了主體，同時國內各實踐者也由此找到了主體，二方面各國也較為容易地將北京定位。奧運雖然是全球化符號，但是實踐起來卻充滿了不連續性，這種不連續性是權力主體掙扎的結果，偶然的連續性則是刻意的經營。

本文將京都賦作一歷時性的考察，主要想探究的是：構成賦家迭代書寫京都的動力是什麼？除了是大一統王朝的禮儀所需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據此加以檢視京都賦的產生，發現京都賦的興起，起因於東漢的定都之爭。順此一脈絡檢示其他朝代，遷都爭議愈多、愈激烈的時代，京都賦的數量也相對較多。由此可知，定都之爭是促使賦家書寫京都的主要動能之一。 既然京都賦的生成與定都論述有關，於是在賦中便可見到各朝代關於建都、擇都的思維。歸納而言，不外乎「居中」與「恃險」。只不過原本由東漢開啟的非「居中」即「恃險」的對立書寫，到了宋代以後，即演變為必須「居中」與「恃險」兩者兼具，方可成為理想的國都所在。時至明代，則又開創出南面而王的新觀點。 以上是就歷代的考察而言，若再就分代的研究而論，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是在各種各樣的協力關係交互影響下，所製作而成的。因此，本文除了探討歷代賦家書寫京都的動力外，也亟欲深究京都賦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語境下，所呈顯出的意義。以這個部分的研究結果而言，本文確實有一些小發現，以下略舉數例： 如曹魏時期徐幹的〈齊都賦〉、劉楨的〈魯都賦〉、劉劭的〈趙都賦〉，學者一致認為是賦家躲避漢末動亂，避居故里時所作。但根據史料對於三人行跡的記載，以及從三人賦作結構、內容的一致性來看，極有可能是同題共作下的古都競寫。 又如左思〈三都賦〉，一般認為是頌揚晉的大一統，或者是北方士人挾著勝利姿態對南方文化加以輕蔑。但如果從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士庶之隔，以及左思在《世說》的記載中被「群嫗共唾」、〈三都賦〉初成時，時人互有譏訾的情況來看，〈三都賦〉是否真為歌頌晉的一統，消解晉人對統一的疑惑，尚有討論空間。此外，如果說左思是為挑起南北文化之爭，那麼賦成後身為吳國世家大族的陸機怎麼反而大加嘆服？如果再進一步細讀〈三都賦〉文本，其實是揚蜀、魏而抑吳國，其中對蜀、魏的贊揚，又集中在拔擢人才一事，而對吳的貶抑則多集中在世族侈靡豪奢。換句話說，〈三都賦〉有可能是為寒門庶族發聲，希望晉武帝打破「必尚閥閱」的取士原則，拔擢寒素。可惜終究沒能成功，因此〈三都賦〉即使造成洛陽紙貴，左思仍然未能獲得一官半職。 再如唐代李庾〈兩都賦〉末言及：「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學者據以認為此賦已跳脫兩都相爭議題。但考之史料，代宗曾有意遷都洛陽，卻在郭子儀等人的反對下作罷。隔年，河南洛陽人賈至即提出兩都分試，十一年後，陜西京兆人常衮則奏請取消洛陽貢舉，雖然史料並無記載此事與兩地士人相爭有無關係，但從賈至、常衮的出身地而言，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當中隱含地域之爭的可能。若再根據時人所作的〈東都父老望幸詩〉、〈上陽宮望幸賦〉、〈兩都不并建文〉，以及《唐書》中兩都士人因地域郡望不同而相爭的記載，可知當時的確存在東西都之爭。而李庾賦中東都里人所作的〈望幸賡歌〉，就是當時社會現象的反映，只是在西都里人的勸說下，才改口說「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因此，我們不能據以斷定李庾〈兩都賦〉無涉定都爭議。 又如中晚明出現的幾篇鴻幅鉅製大賦，除了與賦家多出身於吳中，本身具備博學、好古的學術特質有關外，從一些筆記中也發現，寫有〈兩都賦〉及〈兩京賦〉的桑悅、盛時泰，皆有賣文潤筆以求生計的習慣。可以說當時的詩賦作品，已成為市場中交易的商品之一。既然京都賦已成為市場商品，其銷售的對象就不再只是帝王，還包括一般的文人、雅士，甚至有錢的市民階級，當然更加要競衍侈麗之詞，才能提供消費者更廣博的想像空間，一如中晚明大量出現的長卷軸城市圖，也因其篇幅之長、之大，才能讓觀看者隨著圖卷的展開，獲得彷彿行走於城市中的效果。 此外，中晚明京都賦中出現的「崇奢黜儉」觀，也是前此京都賦中未曾出現過的論點，若從當時士大夫進奏的奏疏來看，亦可得知是當時部分社會語境的反映。 以上的發現，自然是透過文學與文化、歷史的整合及觀照，才能得到的結果。是以，本文除了試圖在縱向脈絡的尋繹中，找出迭代書寫京都賦的動力外，更著重在橫向剖面的分析中，挖掘出各朝代書寫京都賦的時代意義。

本研究嘗試由「生活風格」觀點探討彩券消費者對公益彩券新聞的解讀。在理論部分，一方面希望能夠深入瞭解閱聽人個別的解讀情形，而不擬將閱聽人的解讀結果簡單分類；另一方面，也將探討閱聽人的生活風格與多重主體性，對閱聽人的彩券消費與新聞解讀情形之關係，以替代傳統接收分析的做法。 研究結果發現，彩券消費者對彩券新聞的解讀情形多元豐富，除了意義解讀尚包括各種「踰越」意義場域，自行進行的想像、遊移、情緒感受、愉悅等。研究並發現，彩券消費者的生活風格與多重主體性確實與其彩券消費與新聞解讀結果有關。但生活風格與閱聽人解讀的相關程度，似乎又與台灣社會的現代性與議題相關。

韓少功是八０年代崛起的知青小說作家、尋根文學先鋒，於西方文學對大陸文壇浸漬漸廣背景下，明確提出關注本土文化、文學傳統的理念。這樣的思考路數以更複雜的呈現方式貫穿於他「後新時期」的創作裡，且表現在他的「打破文體」嘗試中。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為何以韓少功「後新時期（一九八九年起）」的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選擇「後新時期」作為概要的研究時間範圍，是因從八0年代末尾開始的「後新時期」無論在文學或政治上，都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轉變，韓少功亦明顯意識到文學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相應的創作實踐。 　　論文第二章全面探討韓少功研究中罕為人系統論述的散文創作，韓少功「後新時期」以來減少中短篇小說的創作而轉向更多「散文」創作，乃和九０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及後期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對他的思想刺激密切相關，散文中的重要主題皆意在回應論爭中的焦點概念。 　　論文第三章分析「後新時期」韓少功雖減產但仍傾注關懷的中短篇小說。這些文本中無論是對文革創傷或革命化記憶、知識份子啟蒙角色或知識菁英醜態，都以諧謔反諷風格淋漓解剖，但一代人的理想消失與沉痛恆在隱然其間。 　　論文第四章析論《馬橋詞典》如何以傳統文學中「筆記」形式結構小說，用以呈現駁雜紛繁的民間生活，顛覆以往文藝政策對「真實」的規範。此外，析述文本如何以對「小說語言」重要性的強調取代對小說思想標準的強調，融古漢語、方言、歐化普通白話、大眾化政治話語於一爐以進行思考，借此思考漢語如何現代化、並達到抵抗西方文藝主導權的意圖。 　　第五章分析長篇小說《暗示》裡如何對文革經典象符、現代化媒象進行解讀，以瓦解革命意識形態及進步主義迷思。其次，析論《暗示》如何仿擬九０年代盛行於大陸的「文化研究」策略，由此形構出《暗示》擷取文化象符以進行拆解的文本結構特色。 　　第六章探討長篇散文《山南水北》如何承《馬橋詞典》的「筆記」實錄風格，記錄遷居湖南八溪鄉後鄉土生活種種，其次，探討文本如何對比城鄉生存處境、又如何重新觀照傳統文化、展現與大自然對話的意圖，以此與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及當代鄉土寫作對話。

將本論文比較出生於1980年至1997年之東西方社會年輕人的社會價值與態度。 這群年輕人通稱為「千禧世代」。在新千禧長大的他們被視為歷史上平均受教育最多的一群人， 世界的未來也剛好在他們手上。因此，深入瞭解千禧世代的個人態度與行為模式相當重要。本論文與過往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比較此世代在東方與西方社會中的區別。 本論文聚焦在個人學歷對 其社會價值及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衡量當地不同文化帶來的效果。 / This research compares socials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individuals born i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societies after 1980 to 1997. The aforementioned time frame encompasses a generation that has been labeled Millennial, for it accounts for individuals who came of ag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It is considered the biggest and best educated generation in history and is the leader of the tomorrow’s economy; hence, it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pic fo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study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hose existent, in that it focuses on comparing Millennials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 origins and cultural zones —East Asi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It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individuals’ attitudes toward the self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ir geographic zones of origin. The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origin on Millennials’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of social interest such as: abortion, homosexuality, divorce, sex before marriage and women emancipation; having East Asians, a more conservative approach than Westerns have. Furthermore, contrary to what it was expected, it was observed higher levels of self-centered attitude among East Asians when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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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愈來愈受重視的文化認同議題上，譚恩美在《喜福會》中充分地展現了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環境中的認同困境。面對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華裔美國人往往採取抗拒的態度，這常使得中國認同成為她們的包袱，誤以為只有拋棄中國認同才能使她們在美國被認同與接受。本論文提供了三個主題，分別從華裔美人的自我認同、語言和時空變化中打破華裔美國人普遍的迷思，亦即隱藏甚至打壓自己的中國認同才能使自己的認同不致混亂而獲得平衡。這三項主題同時也顯示在文中的華裔美人的內心成長，從抗拒到認同，她們終對自我肯定並創造出獨立的華裔美國人的歷史。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Disintegration of a Unitary Chinese or American Self: Emergence of New Female Selfhood Chapter Two: Decentering the Languages Chapter Three: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Conclusion / Amy Tan has created The Joy Luck Club a book with Chinese Americans' struggles and inner conflicts in American context. In this book, Tan manages four pairs of Chinese American mothers and daughters to demonstrate their conflicts in both generation gap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searching of cultural identities, we see resistance, negoti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others and the daughters. This book successfully portraits the becoming process of the in-between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troduction, three chapters, and Conclusion. Three chapters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via the themes of self-construction, language application,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ime and space not only to abolish monolithic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to motivate an equal valuation for Chinese identity. By exploring these themes in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Joy Luck Club, I would like to inspire a border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Americans to reach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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