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京都賦作一歷時性的考察，主要想探究的是：構成賦家迭代書寫京都的動力是什麼？除了是大一統王朝的禮儀所需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據此加以檢視京都賦的產生，發現京都賦的興起，起因於東漢的定都之爭。順此一脈絡檢示其他朝代，遷都爭議愈多、愈激烈的時代，京都賦的數量也相對較多。由此可知，定都之爭是促使賦家書寫京都的主要動能之一。 既然京都賦的生成與定都論述有關，於是在賦中便可見到各朝代關於建都、擇都的思維。歸納而言，不外乎「居中」與「恃險」。只不過原本由東漢開啟的非「居中」即「恃險」的對立書寫，到了宋代以後，即演變為必須「居中」與「恃險」兩者兼具，方可成為理想的國都所在。時至明代，則又開創出南面而王的新觀點。 以上是就歷代的考察而言，若再就分代的研究而論，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是在各種各樣的協力關係交互影響下，所製作而成的。因此，本文除了探討歷代賦家書寫京都的動力外，也亟欲深究京都賦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語境下，所呈顯出的意義。以這個部分的研究結果而言，本文確實有一些小發現，以下略舉數例： 如曹魏時期徐幹的〈齊都賦〉、劉楨的〈魯都賦〉、劉劭的〈趙都賦〉，學者一致認為是賦家躲避漢末動亂，避居故里時所作。但根據史料對於三人行跡的記載，以及從三人賦作結構、內容的一致性來看，極有可能是同題共作下的古都競寫。 又如左思〈三都賦〉，一般認為是頌揚晉的大一統，或者是北方士人挾著勝利姿態對南方文化加以輕蔑。但如果從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士庶之隔，以及左思在《世說》的記載中被「群嫗共唾」、〈三都賦〉初成時，時人互有譏訾的情況來看，〈三都賦〉是否真為歌頌晉的一統，消解晉人對統一的疑惑，尚有討論空間。此外，如果說左思是為挑起南北文化之爭，那麼賦成後身為吳國世家大族的陸機怎麼反而大加嘆服？如果再進一步細讀〈三都賦〉文本，其實是揚蜀、魏而抑吳國，其中對蜀、魏的贊揚，又集中在拔擢人才一事，而對吳的貶抑則多集中在世族侈靡豪奢。換句話說，〈三都賦〉有可能是為寒門庶族發聲，希望晉武帝打破「必尚閥閱」的取士原則，拔擢寒素。可惜終究沒能成功，因此〈三都賦〉即使造成洛陽紙貴，左思仍然未能獲得一官半職。 再如唐代李庾〈兩都賦〉末言及：「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學者據以認為此賦已跳脫兩都相爭議題。但考之史料，代宗曾有意遷都洛陽，卻在郭子儀等人的反對下作罷。隔年，河南洛陽人賈至即提出兩都分試，十一年後，陜西京兆人常衮則奏請取消洛陽貢舉，雖然史料並無記載此事與兩地士人相爭有無關係，但從賈至、常衮的出身地而言，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當中隱含地域之爭的可能。若再根據時人所作的〈東都父老望幸詩〉、〈上陽宮望幸賦〉、〈兩都不并建文〉，以及《唐書》中兩都士人因地域郡望不同而相爭的記載，可知當時的確存在東西都之爭。而李庾賦中東都里人所作的〈望幸賡歌〉，就是當時社會現象的反映，只是在西都里人的勸說下，才改口說「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因此，我們不能據以斷定李庾〈兩都賦〉無涉定都爭議。 又如中晚明出現的幾篇鴻幅鉅製大賦，除了與賦家多出身於吳中，本身具備博學、好古的學術特質有關外，從一些筆記中也發現，寫有〈兩都賦〉及〈兩京賦〉的桑悅、盛時泰，皆有賣文潤筆以求生計的習慣。可以說當時的詩賦作品，已成為市場中交易的商品之一。既然京都賦已成為市場商品，其銷售的對象就不再只是帝王，還包括一般的文人、雅士，甚至有錢的市民階級，當然更加要競衍侈麗之詞，才能提供消費者更廣博的想像空間，一如中晚明大量出現的長卷軸城市圖，也因其篇幅之長、之大，才能讓觀看者隨著圖卷的展開，獲得彷彿行走於城市中的效果。 此外，中晚明京都賦中出現的「崇奢黜儉」觀，也是前此京都賦中未曾出現過的論點，若從當時士大夫進奏的奏疏來看，亦可得知是當時部分社會語境的反映。 以上的發現，自然是透過文學與文化、歷史的整合及觀照，才能得到的結果。是以，本文除了試圖在縱向脈絡的尋繹中，找出迭代書寫京都賦的動力外，更著重在橫向剖面的分析中，挖掘出各朝代書寫京都賦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