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今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宜昌村一帶之荳蘭部落（Natawlan）為一阿美族社會，吉安鄉緊鄰花蓮市，為花蓮縣人口數和密度第二高之城市，都市化程度遠較其他鄉鎮發達。於此時空環境下，原有之部落傳統文化，以及民族結構，即與其他臺灣原住民社會一樣，迅速墜入困頓劣勢中。 　　然而，儘管各方面條件對荳蘭部落之發展相對不利，部落中仍有許多傳統文化與族人之生活緊密結合，從舉行祭典到建設文物館等均顯示出荳蘭部落的傳統組織並未完全瓦解，也反映出部落生命力正逐漸復甦。 　本研究透過歷史、現況之論述分析，期能瞭解荳蘭部落傳統傳統社會的變遷脈絡與方式。第一章節以歷史文獻、田野調查等資料勾勒出荳蘭部落研究領域；第二章則透過扒梳文獻方式，詳述荳蘭部落阿美族之傳統社會文化；第三章旨在藉由實際田野調查之資料，瞭解傳統組織式微之當代，係由何種組織制度取而代之，繼續辦理所謂之傳統祭儀，並探究其轉換之模式與思維邏輯；第四章綜合前文所論及之諸多因素，論述社會文化變遷之動力與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荳蘭部落之現況雖多不具備一般印象中「部落」之條件，但族人在適應社會的洪流下，對於維持傳統社會文化之努力，實不容忽視。傳統文化的復振之路相當艱辛，內部的矛盾，以及文化衝突也不斷擊撞。對族人而言，改變雖然是痛苦的經驗，卻也是無可避免的歷程，在維持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所做之改變，也就是在固有的組織以外，以更多的地緣組織來支撐傳統文化。民族表現方式雖有所轉變，但在文化元素轉換之過程中，亦呈現出民族生命力續存的活躍動力。

本論文在研究因為石門水庫興建而被迫遷村的一群泰雅原住民。水庫移民係以原居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大嵙崁前山群)，是個相鄰多部落相鄰的泰雅人為研究對象社群，遷移前在有地域、族群、文化等多諸多共通性重認同基礎下，所產生的我群歸屬感與一體感，因而視為「社群」進行探討。這群移民為配合政府興建石門水庫之搬遷村政策，在一段長約三十餘年連續性的時間裡，前後共經歷三次遷移，並且分裂成不同的團體，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適應環境改變；，研究發現，msbtunux泰雅社群文化發展，在遷移過程的各個時期之間，仍有延續性、連貫性與因果關係，不宜只單一切割出一個時期，或一個地區孤立地看。因此，傳統方法論上，以社群研究多固著於同一地域為條件的假設，對本研究案例並不成立，不僅如此，事實上仔細分辨，這期間社群存在的狀態，從「史」的角度敘述三次遷移過程看，在幾個不同時期內，社群性質、型態、範圍不斷有了改變，社群內部也有分裂成不同發展路線的現象，有的返山，有的是最後完全打散到平地各社區，成為個別家戶存在的狀態，部落集體共居的模式消失，但最終仍未失去其社群整體感。「認同」本身的變化與多層次是本移民社群值得深入觀察之處，正如謝繼昌指出的「文化的認同及族群的認同是多層次的」，「多層次」發展可用來描述這個社群的文化與認同狀態在這三十年間的變化，最初在msbtunux淹沒區的社群認同，是依賴血緣、族群性、共居地域所產生的「族群性認同」，遷移開始之後，由於受到連續三次遷移經驗影響，原來的族群性認同已由受迫經驗而強化，成為文化認同的基礎，是在原先較大範圍的族群性認同之下，具體分化為曾經共居在大潭二十多年，以「石秀坪」(日治時期所稱之「卡拉社」)象徵受迫群體「文化認同」的標誌，誠如謝繼昌綜合Astuti與Linnekin和Poyer的研究，人我區辨不一定來自祖嗣的關係，而可能來自做什麼、住在何處的共同經驗(謝繼昌2002：300)。 因此，本論文將這群，依性質區分為四個時期：賦予這些變化以未遷之前，由於是多部落分散在msbtunux區域範圍而稱「多部落分散性社群」、初遷大溪中庄新村時期的「多部落集中性社群」、續遷觀音鄉大潭新村時期的「裂解後多部落集中性社群」、以及大潭鎘污染公害之後住戶被強迫拆遷各自散居到城市不同角落的「二次裂解後多部落散處性社群」等。 本研究是以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泰雅人遷移史，探討社群經驗與文化變遷二個焦點主題。認為其中相當值得探究的是，因遷移而產生的受迫經驗與認同，以及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由於遷移過程中，泰雅人察覺政府在遷移規劃及執行上似均有因「原住民」與生俱來的特殊身分，致配撥土地、安置地點、補償標準的處理上有民族身分上的出現「差別待遇」，導致經歷三次遷移，又因遷居之後經濟適應過程中，配撥耕地不適耕種，政府亦未輔導就業與轉作等，積累而遂產生集體的受迫意識經驗，惟隨著受迫經驗的累積，成員的集體感也隨著隨著經歷移住次數的不同增加，共同經歷的增多，而社群成員的集體感也產生內涵的強化，易言之，完整經過三次遷移，最後定居在大潭二十多年，二次最後裂解後散處性的社群，沒有共居地域的移民，集體感的經營較也返遷山的泰雅人更為迫切而顯著，我群意識也有更高的自覺，集體感最為深刻而顯著。 再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正因為遷移探討msbtunux社群泰雅人泰雅人面對淹沒與遷移的環境變動時，傳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相互激盪、交融的變局下，激發了gaga展現自我調節、適應與創新的能力。散居成員之間，憑靠著gaga實踐的力量，強化人群網絡，推促進行各種人際互動，透過內在結構與運作與緊密聯結，例如透過婚喪喜慶、清明祭祖、殺豬活動，乃至葬禮發產生了的撿骨及興建納骨塔等異於傳統禮儀的重大變遷。這些都透露出清楚地觀察到，了從傳統中創新gaga，維繫msbtunux社群認同的力量。 從散處性社群在不同區域、不同社會情境下所實踐的gaga的變遷過程觀察，本研究發現gaga作為社會規範的本質，具有「容許變動與創新」、「實踐」、「共負罪責與分享賜福的集體性」、「罪與罰的可替代性」等特性，使gaga與時俱進，呈現廣袤的內涵。本研究也指出，為了保存家族完整、我群繁衍，gaga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具有跨越時空維繫家族的三個共通核心價值，分別是：不要遺棄老人(Laxi alah bnekis!)、不要忘了親友(Laxi yungi lpiumg)、不要忘了你的根(Laxi mungi buqin su!)。第一個「不要遺棄老人」充分展現utux信仰；第二個「不要忘了親友」，則是超越了親族血緣關係，發揮家族之間橫向聯繫的作用，凝聚我群的情感；第三個「不要忘了你的根」，具有縱向內聚家族的力量，同時依此觀念的實踐，自然會超越家族認同而產生民族認同。 在葬禮演變上，由於水庫遷移的環境的變動項影響，使得原本穩定而不易變化的文化系統，在與異文化交相滲透與交融，將外來文化元素，置入gaga的文化傳統，產生漢化的撿骨行為的劇變，行之多年後，在前述三個核心價值的作用下，更發展出「家族納骨塔」的興建，其後再經「文化傳播」過程的推動，逐漸影響未受水庫遷移影響的泰雅人，推促msbtunux葬禮的變遷的動力是源自於泰雅人的主動性。 推究這個區域葬禮的變遷係導源於是水庫遷村所衍生的現象，在眾多變遷中，葬禮的改變是直接導因於水庫興建，可以說是一個地區性的、特殊時空環境下的變異，但它也有可能是點的突破，經過長期傳播，而將全面地改變泰雅的喪葬文化，也可能只是地區性的文化突變，不構成全面性文化變異的可能，然而，這也將是日後探討文化變遷時，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問題與發展。 簡言之，從從本研究案例就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社群經驗的分析，往往可看出文化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出而文化變遷又常根源於社群經驗，或者說，社群經驗可以提供解釋文化變遷的脈絡，因此欲了解一個區域特殊的文化演變，不能不從具體的、個別的、特有的社群經驗來尋繹其發展過程。 關鍵詞：msbtunux、石秀坪、社群經驗、認同、文化變遷

有時被稱為“小拉薩”的達蘭薩拉是海外藏族社會中的地理、文化、宗教與經濟上的中心。筆者2003年第一次去達蘭薩拉之前，以為這是位在山林中的一個既安寧又單純的小村莊，不過我所發現的地方既不安寧且非常不單純，並很快地察覺到了如活潑、複雜、政治化與國際化等形容詞更適合描述達蘭薩拉的環境，我到了當地後不到幾個小時就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畫面：穿著傳統服裝的藏族居民、穿著僧服的尼姑與和尚 (包括不少的外國人)、印度商人與乞丐、積極招攬客人的喀什米爾店主、穿著美國流行風衣服的年輕藏族、好幾百個外國旅客(不少正在穿印度與西藏的服裝)、義大利餐廳、啤酒屋、數不盡的網咖等等，更不用提那些混在人潮之中的牛、羊、驢子、猴子等動物，這些畫面塞滿了構成“小拉薩”的小小三條街道之中。以下希望本論文將針對這個既複雜又活潑的海外藏族之都提供新鮮的討論與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有關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是一個西方學者的成果，換言之，筆者在田野地點的印象與經驗以西方人的想法與感受為根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必定會察覺到不同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我必須承認在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進入了敏感的政治領域，在這種範圍之內，文字的使用受各方觀察者的關注，我盡量小心翼翼地選擇最適當且最中立的詞彙，不過在談及西藏問題時，「難民」、「流亡」、「入侵」與「解放」等字必然會造成部分讀者不悅，以我的看法，文字就是文字，以筆者的身分，對於陳述的內容有清楚的理解，但是談到西藏這方面，一些特定的詞彙帶著濃厚的涵義，因而在此請求讀者的理解與忍耐，至少在閱讀本論文的過程，即使碰到「錯誤」的用法，不必敏感地馬上反應，我希望在摸索的過程當中，筆者與讀者可以從中察覺文字造成的誤解是取決於各方早已經建立的成見與期望。

藏族文化自古便在世界文明中佔有獨特地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及交通工具的進步，現代的藏族已是個跨國民族，如今在世界各大國家多有藏族居住，甚至形成獨特的藏族社區及政治組織。為探討在台藏族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本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首先是從藏族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其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並對現代「藏族」的形成與歷史意義進行探索。此外，延續流亡藏族的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從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延伸到對在台藏族的生活概況與相關歷史背景之討論。 　　第二部份旨在探討有關藏族文化變遷的問題。首先說明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的聯繫關係，並在傳統藏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對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語文學習與現代經濟文化衝擊三方面的文化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並瞭解其對藏族民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部份則從台灣社會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與藏族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在台藏族流亡過程在台灣移民史上的特殊性。

本研究回歸邊政研究對新疆少數民族研究的民族史研究傳統，以新疆伊犂察布查爾的錫伯民族為中心，以同治年間所爆發的「伊犂回變」至「新疆建省」這段期間為時間主軸，藉由歷史學之考證、變偽，以及歸納、比較、綜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來處理清朝滿漢文檔案、清朝官書、遊記、回憶錄、民間文獻、田野調查等材料，具體解決1. 清朝成立伊犂錫伯營的背景；2. 伊犂錫伯營的制度；3. 錫伯文化何時產生顯著變化；4. 錫伯文化變遷的內容，等四個研究問題。通過對前述四個議題的完整檢視，本研究得以重新解讀在「伊犂回變」至「新疆建省」這段期間，錫伯民族所持的立場，並進一步填補過去學界對這一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之研究的空白或是限制。建立在這些較為微觀的民族史研究基礎之上，本研究的研究旨趣，更是要藉此說明新疆各民族文化在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現象，以及「你來我去，我來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這種新疆民族關係，而抽離當前在「內部殖民」或「愛國主義」的二元對立觀點下，或是在民族識別脈絡下所形成「分族寫志」、「分族寫史」的這一既有思維邏輯，對新疆民族關係討論的限制。進而提供當前對新疆民族關係論述的另一種正面思考的方向，以為資鑑。

基於組織、文化與社會三者具有變遷之特性，和彼此互動關係密切的假設，本研究由飲食文化的內涵切入，經由文獻回顧印證魯菜飲食文化的形成暨變遷過程，得知其乃為中國地方文化、社會等互動下的產物。而相對於川、蘇、粵菜系，其較具悠久歷史的孕育、較具有利政經因素的影響、較具獨特資源的供給和較具優勢人文的涵養，固然使魯菜飲食文化成為中國飲食文化的基礎，但也為其埋下了封閉、保守的特性。 本研究以悅賓樓為例，實證結果發現，其所經營的魯菜飲食，無論在物質面向或非物質面向，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前者包括：食材用量結合本地生產，且用量漸增；調味料亦遷就本地消費者習慣，使米酒和提鮮用量增；菜點和烹製技藝方面，則傾向增加水產類菜款，顏色趨於本色但多元，帶鹹菜款比重下降，嫩質感菜款增加和刀工變化與烹調方法趨繁。後者包含：實實在在的管理、正正派派的經營和以客為尊的服務。 由悅賓樓之經營觀之，魯菜飲食文化之變遷主要係受本土化和現代化的影響。而統計與分析顯示，本土化主要表現在菜點和員工兩方面。現代化則顯見於觀念、產品和制度三方面。 本研究其他重要發現則有： 壹、魯菜飲食文化之變遷與形成是漸進的。 貳、魯菜飲食文化變遷之內涵更趨符合現代飲食。 參、魯菜飲食文化變遷的目的非關進步。 肆、魯菜飲食文化的變遷仍持續中。 / Based upo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pecific features of changes among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y interact closely among one another, adopting method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thesis by focusing on the changing content of the cuisine culture; the author prove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is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ociety, etc. In contrast with the Sichuan cuisine, Shanghai cuisine, and Canton cuisine, which enjoy wider popular acceptance, more favorab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better supplied by unique resources, and better human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though has been the base of Chinese cuisine culture, it nevertheless has suffered from being locked-in and conservative. Yueh-Bin-Lou Restaurant is taken as the case study of this thesis.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Shantung dishes it serves shows changes to certain extent, both in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aspects.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amount of the materials used carves relative by proportion of Taiwanese product. The use of seasonings also caters to the tastes of the Taiwanese customers; the consumption of rice wine and MSG increases. The courses and the cookery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changes: increase of seafood, the color tends to stick to the original but of more varieties; the salty courses are decreasing, tender taste courses appear more often, and more varieties have shown on carving and cooking of food. As to the latter, it includes: practical management, legal operations,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From the Yueh-Bin-Lou Restaurant case,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indige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he indigenization shows mainly on the ordering of courses, and the hiring of employees; while the modernization can be depicted obviously on concepts, products and systems. Other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1.The changes and formation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progressive. 2.The content of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fits more towards modern healthy diet. 3.The purpose of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gress. 4.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still undergoing.

本文試圖以文化變遷的角度，探討回鶻遷至西域，和西域原存之文化接觸之後，在當 地所發生的新文化。希望透過西域古文化與漠北回紇文化，兩母體文化之比較研究， 以探討西域回鶻文化變遷之因素，及此新文化之內涵，俾能得知回鶻西遷對當地及其 社會文化之影響及意義。因本為涉及時間及空間因素，故首先設定三個變項：即回鶻 西遷前之西域文化、回鶻西遷前之回紇文化與回鶻西遷後之文化。文中先藉由歷史文 獻及考古所得資料之分析，再配合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之觀點，予以比較、綜合、歸 納，俾得較為正確之論證。 全文計約十三萬言，共分五章十九節。 第一章結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並界定本文所指之「西域」範疇、 解釋「文化」的定義及本文資料採用的特色及範圍、限制，作為研究的先導。 第二章探討回鶻西遷前的西域文化：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化 (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回鶻西遷前的西域文化分析。 第三章探討漠北時期的回紇傳統文化：亦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 化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漠北時期的回紇文化分析。 第四章探討回鶻西遷後的文化變遷：亦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化 (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西域回鶻文化分析。 第五章為西域回鶻文化內涵分析及融合因素之探討：就生產方式及生活文化、宗教、 工藝美術及語言文字等方面，各作其中所包含之東西方文化成份分析，並探討其融合 變遷之因素。 第六章綜合兩母體文化與西域回鶻文化之內涵，及結論其變遷之因素。

新北投地區擁有溫泉，平埔族已知道溫泉的存在，明清時期的史料文獻中，已有平埔族與漢人交易硫磺的紀錄，但除了開採硫磺之用，溫泉被視為是「毒水」，直到日本殖民台灣，發現新北投豐富的溫泉資源，開始對北投的溫泉進行改造建設，才促進北投溫泉文化的發展。 　新北投溫泉的文化景觀，是日本人將日本溫泉鄉的溫泉旅館等特色，引入新北投產生的變化；加上戰爭需要，溫泉被運用於包括療養傷兵及慰安軍人等，影響新北投當地人接納溫泉醫療及保養的功能。 　　日本人將溫泉廣泛使用於保養、醫療及慰安功能，與當初漢人及平埔族將溫泉視為毒水的觀念，產生極大的差別，一種「從無到有」、「從害怕到接受」、「毒水變益水」的觀念變化，形成極端卻特殊的文化變遷及涵化現象。 　　國民政府來台，日本於戰時使用溫泉進行慰安，卻被台籍人士吸收發揚光大，新北投溫泉、供男性浴客們「鴛鴦戲水」的侍應生與旅社間結下不解之緣，形成無法各自獨立存在的整體，並發展出有那卡西、限時專送等在地化溫泉文化的產物，渲染新北投的溫泉味，來台美軍趨之若鶩，日本人更回流享受。 　　民國68年廢娼，從溫泉旅館的數目變化即可強烈感受到新北投漸為蕭條，民國83年後，北投溫泉文化在鄉土文史研究與社區互動的密切結合下，藉由北投溫泉博物館重建等，為北投區重新打造發展的新方向，加上周休二日制度及《溫泉法》的推行，政府主導及民間爭取下，新北投再現榮景。 　　本論文旨在研究日本殖民台灣後引入的泡湯文化，對新北投區溫泉文化的在地化影響，透過筆者自身的文獻研究與田野觀察，對新北投溫泉文化的在地化過程，作民族學的解讀，作為日後進一步相關研究的基礎。

Sasalah’部落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聚落，香蘭村為一有漢人、阿美族人、排灣族人、平埔族人的多族群混居村落，各族群於不同時期進入香蘭地區定居，並在長時間的互動下形成目前所見的特殊文化樣貌。本研究透過對Sasalah’部落的歷史爬梳，以及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討論分析形成於日治時期的Sasalah’部落，在與周邊不同的族群文化互動、面對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其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與傳統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差異及其原因。 自日治時代始，原居於池上鄉的阿美族人遷移來到現今的舊香蘭聚落，同時亦有來自新竹、苗栗地區的客家人至此處開墾，為避免原漢衝突，大部分居於舊香蘭的阿美族人被日本政府強制遷移到新香蘭居住。而後陸續有來自恆春地區或其他部落的阿美族人及平埔族人遷入，加上由山區遷至香蘭村現址居住的排灣族人，新香蘭聚落於焉形成。不論是共居於新香蘭聚落的的Sasalah’部落族人及Lalauran部落族人，或是居於舊香蘭聚落的客家人及部分阿美族人，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在漫長的時間內一同生活、累積相似的歷史記憶。因此本研究之整體架構安排上並未將Sasalah’部落完全獨立討論，而是以Sasalah’部落為主、舊香蘭聚落與Lalauran部落為輔，將這些人群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變因時，產生的類似又不同的因應機制並陳。基於這樣的安排，在章節上第一章及第二章是以香蘭村整體為討論單位，第三章則以Sasalah’部落旅北族人及新香蘭聚落為主。呈現出香蘭村整體樣貌之後，第四章則回歸到Sasalah’部落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進行討論。各個章節當中的主題則分別是宗教及生計模式的變遷、旅北族人的社會組織變遷，以及原鄉部落的祭典儀式變遷。 當代的Sasalah’部落正面臨了人口流失以及部落文化傳承不易的困境，同樣居於新香蘭聚落的Lalauran部落則初嚐文化復振及部落營造工作的成果。兩個部落族際互動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正持續影響Sasalah’部落的文化復振工作，以及族人們對族群及部落的認同情感。本研究最後以虛擬社群網絡的運作及2016年尼伯特颱風災後重建為例，討論Sasalah’部落族人的動能，在當代面對重大事件時如何因應，以及過程當中持續游移、變動的部落認同和情感凝聚。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