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歷史上，從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亦即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擊敗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倡導者王明之後，似乎中共開始走出蘇聯或傳統馬列主義的制約，逐漸展開中國式統治語言的建構，這箇中意涵究竟代表了什麼？本文將討論中共主政時期之下，中共民族主義論述中的文化角色變遷過程；從這些討論當中，試圖了解民族主義中的「文化」功用為何，人民對於中共的論述與政策建構又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並分析這種民族主義文化敘事建構對於中共政權的鞏固具有何種意義。

本研究從中國傳統民族思想、中共建立大陸政權前的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建政後的對外政策、「一國兩制」及少數民族政策等層面入手，沿著中共黨史的脈絡對中共的民族認同和階級認同進行梳理，以期找出後冷戰時期中共民族認同的形態和層次。通過對中共民族認同的形態和層次的認識，本研究也試圖比較中共先後於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在全大陸範圍宣揚「愛國主義」的意涵。本研究發現五十年代中共的「愛國主義」意涵重視劃分「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和「專政對象」、「階級敵人」，而九十年代之「愛國主義」只強調區分「公民」「愛國同胞」和「反革命動亂暴亂份子」。因此，中共意識形態在後冷戰時期可說是較淡化其階級認同，更多表現出其民族認同。

學者們很早已經發現，北亞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詩之間有其相似點，它們在題材、情節、結構、主題與人物上顯露同樣的特徵，原因應該是這些民族顯著相似的游牧文化。雖然內陸亞洲有不同的民族，但是我在本論文中會一起討論這些民族的英雄史詩，因為它們都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地區的產品，有其相似性。 筆者在本論文中要提到的幾個重要的問題是：英雄史詩的意義何在？英雄史詩為何可成為國族打造的重要工具？英雄史詩對民族認同為何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建造民族認同時，政治與文化精英如何運用史詩？ 透過介紹何謂史詩、英雄史詩、英雄史詩的分類以及它們保留的文化部份及內容，本論文要討論的是北亞游牧民族英雄史詩在建立與打造民族與國族認同上的位置、角色及重要性。

藏族文化自古便在世界文明中佔有獨特地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及交通工具的進步，現代的藏族已是個跨國民族，如今在世界各大國家多有藏族居住，甚至形成獨特的藏族社區及政治組織。為探討在台藏族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本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首先是從藏族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其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並對現代「藏族」的形成與歷史意義進行探索。此外，延續流亡藏族的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從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延伸到對在台藏族的生活概況與相關歷史背景之討論。 　　第二部份旨在探討有關藏族文化變遷的問題。首先說明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的聯繫關係，並在傳統藏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對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語文學習與現代經濟文化衝擊三方面的文化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並瞭解其對藏族民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部份則從台灣社會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與藏族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在台藏族流亡過程在台灣移民史上的特殊性。

本文旨在研究1949年前後，隨國民政府遷臺的蒙古人。紀錄他們的遷徙史與文化發展，並分析不同世代的在臺蒙古人之蒙古民族認同感。據蒙藏委員會截至2013年的統計，在臺蒙古人共有466人。本文是以家族為單位尋找研究對象，透過文獻資料、訪談及參與觀察法，進行歸納與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年來凝聚在臺蒙古人的活動主要有致祭成吉思汗大典、蒙文進修班和新春團拜。此外，還有蒙古同鄉會與蒙古文化協會兩個民間組織，負責聯繫在臺蒙古人、發展蒙古民族文化。蒙古文化協會曾經發行過雜誌、不定期辦理聚會與文化活動，是維繫民族情感重要的組織。本文以集體記憶探討遷徙與認同之間的關係、文化的傳承與失落以及影響民族認同的因素，有助於了解離散在臺灣的蒙古人。

本文旨在探討自民國成立以來至一九八八年，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的產生原因，發展以 及未來可能的變化。試圖解開中國與西藏雙方面對於西藏問題爭執的焦點，以促進此 一問題的明朗化。 首章為緒論，就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做一個整體的說明，並 對民族自決問題所涉及的相關概念先行界定。 第二章探討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產生的背景。以一九○四年英軍入侵拉薩做為中界點。 討論由於英國勢力介入西藏，造成此一地區固有政治形態瓦解的情形，以及中、英、 俄、藏在此一階段中的各項政治措施。 第三章探討民國成立以來以至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徹退來台期間，中國當局在西藏 問題上所做的宣示及努力，並以同時期西藏政治領袖對此一問題的相對性作法和意見 做為對比，以彰顯問題之核心。 第四章則討論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西藏問題的變化，仍然採用中、藏對 比的方式討論之。並且加入國際關係以及國際法的影響，同時亦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態 度亦有所討論。 第五章結論部份，則以文化差異、民族認同，政治互動以及國際關係等四層因素，討 論此一問題的根本衝突以及未來可能解決之道。

此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八、九O年代台灣所發生的民族認同問題。由於民族認同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歸屬的問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內、外的政治結構之下，此一時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對台灣的民族認同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論文所關切的主要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這民族認同爭議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研究從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和九九年「兩國論」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來探討此一時期民族認同形構的變化，並從中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過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民族認同的論述，以及媒介公共領域的性質。 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在這兩個事件中，媒介公共領域的國家與民族論述，最大的變化在於官方論述的轉變，媒介公共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兩個事件的爭議核心，都和官方試圖以新論述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定位有關；而媒介的公共論述也顯示出，媒體公共領域是論述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無論是在「亞銀年會」事件或是「兩國論」事件，有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形成與官方論述對抗的局面。由官方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變化，可以看到修憲等民主化對官方論述轉變的影響；民主化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分歧化，這點在「亞銀年會」事件尚不明顯。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中較不顯著，少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想像與晚近兩岸經貿發展之間的關聯。 這兩個事件的比較顯示出，新聞媒體在其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這顯現於兩類媒體的論述：一種是傾向於內部區分和排除的自我中心式的論述，另一種則是傾向於以他者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共同體的作為。這兩種觀點源於台灣特殊的內、外部的結構，但都不利於公民社群的團結。此論文最後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94: 134)的「共同視域」此一觀點，主張媒介公共領域的公眾溝通應根植於公民社群，並且以其歷史經驗對憲政原則的詮釋，做為公共溝通的「固定的參考點」，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民社群團結。 關鍵字： 民族認同、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共同視域、公民社群、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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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魏書》自五世紀以來並存於世近一千五百年，或許是因為性質差異過大，使三書幾乎是各別分立的存在。雖說《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在文學史中偶被並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洛陽伽藍記）其文穠麗秀逸，繁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洛陽伽藍記》更被視為可補《魏書》之闕，如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云：「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拔之別史。」但三書之間從未共同形成一張研究網脈。 因中國近百年世運對文史工作者的催逼，論者逕自反省當代文化困頓的同時，隱約靈視到三書過去不曾被揭示的內在聯繫，發現三書分別隸屬於「北魏洛陽時期」、「東魏遷鄴時期」、「北齊代魏時期」的作品。三書成書的時間先後間隔不過三十年左右，但卻是南北朝政治社會急遽變遷、文化正統爭奪最劇烈的時期，而三書的內容也各按其時地回應了當時最重要的歷史課題。 南北朝文化之爭其實是受到政治正統之爭的激化。中國雖執著於大一統，然分裂與統一的時間卻各占歷史之半，因而正統之爭無時不在，其中又以南北朝最為明顯，也最具典範性；許多立論正統的說法都是北朝人士所提出，並成為後世爭辯正統的重要通用語彙及理論依據。然而，此事實卻在崇南抑北，普遍視南朝為文化主體的研究視野中一再受到忽略。本文合議三書，透過各書的臨史心態、政治立場、正統架構、民族認同、文化態度等問題的發掘與對照，重新審視南北朝文化之爭的內涵。盼望此研究成果不僅能擴充三書的文化蘊涵，也可呈現有別以往的研究新視野。

論文的目的是想要了解羅馬尼亞自2007年成為歐盟成員後，在公共外交面對的主要挑戰。作者試圖從2007年以後，找出羅馬尼亞公共外交元素，理解該國在建立國家品牌的努力。 　　共產主義解體之後，羅馬尼亞不能夠建立自己的認同，無力面對歐洲聯盟的高期望。這兩個情況共同導致羅馬尼亞2007年之前的困境，加入歐盟之後這個困境更甚。看歐洲的環境及挑戰，羅馬尼亞爲克服挑戰努力以赴，但步履艱辛。 本論文參考資料主要是二手資料（例如：參考書，研究論文，報告，期刊文章等），但作者自信這些資料價值不容懷疑。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challeng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ase of Romania after the 2007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acceptance. The situation that presents itself after 2007 was only looked at in correlation to the country’s past attempts to create a national brand that includes elements of public diplomacy.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an identit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and high expect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gether creat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Romania finds itself not only before 2007 but more visible after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Looking at the European context and examples of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challenges a set of possible recommendations are constructed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Both challenges are present before and after 2007 but once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was granted they became even more visible. Th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secondary sources (e.g. reference books, research papers, reports, journals’ articles, etc.) from organizations, publisher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media outlets, individuals,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