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間任誕之風流行，然而儒家之禮，非但未在此思潮下衰弱，反而藉由士人熱烈 之議論，益見發展．針對此一思想特色，故筆者乃思從史料、典籍著手，從社會、政 治、文化之角度作一通盤檢討，以明於魏、晉政局紛亂、社會失序之際，禮所顯現之 意義及其在人類群體綱紀中之適切性． 本篇論文共分六章研討如下： 第一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方法，及外緣問題之概述． 第二章：共分為四節．從社會風氣，以及實際環境之需要，考察士人論議禮之背景． 第三章：共分為三節，就士人本身之意識型態及行為，探求禮於當時社會之定位． 第四章：共分為五節，就以喪服議為主之論題，作一內容分析． 第五章：共分為三節．據上述之肉容分析，探求魏、晉禮論之特質． 第六章：結論．

本論文共一冊，八章，都二十萬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檢討以往研究之成果，並陳述研究之步驟與 論述之程序。 第二章：皇侃所處之時代。說明南北朝之政治現象與學術風尚。 第三章：皇侃之生平與著作。旨在參證皇侃之生平，考辨皇侃之著作。 第四章：皇侃之禮記學。對輯佚諸本提出檢討，析論禮記義疏佚文之形式與內容，並 評論其得失。 第五章：皇侃之考經學。重探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之作者，考辨與析論考經義疏之 佚文。 第六章：皇侃之論語學（上）。旨在探研論語義疏之流傳、板本、真貌三者。 第七章：皇侃之論語學（下）。旨在探研論語義疏之體例、思想，並加以評論。 第八章：結論。簡述本題之要點，皇侃治經之特色與經學之貢獻，並說明本題研究之 不足及今後研究之方向。

論文的架構上可以劃分五個部份，共十二個章節來探討《大般涅槃經》傳譯到中國以來從南北朝過渡到隋初各論師對於佛性義涵、特質的討論和定位。第一部份為涅槃經的佛性義涵及屬性分類說明。第二部份探討南朝涅槃師們的佛性觀。第三部份為探討北朝攝論師及地論師與佛性相關的概念。第四部份為隋初吉藏、智者等大師如何融攝南北朝的佛性思想，進而開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獨創性的佛性理論。第五部份則對於前述南朝各論師佛性觀、北朝各論師佛性觀之交集與差異作一論述，同時探討南北朝過渡隋初佛性思想的發展歷程與變化。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708号 / 文博第666号 / 新制||文||612(附属図書館) / 31659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平田 昌司, 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987号 / 文博第931号 / 新制||文||73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筒井 忠仁, 教授 宇佐美 文理, 教授 稲本 泰生, 教授 根立 研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佛教的醫療知識為幫助其傳播之利器，佛教於漢魏兩晉南北朝傳入中國之時，正遭遇中國歷史上疾疫流行高峰期，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東漢桓、靈、獻帝時期，中國飽受疾疫之害，安世高等沙門譯介不少涉及醫學理論與醫藥知識的佛經，為其能在漢地扎根與勃興的理由之一。佛教有布施、福田的概念，僧尼認為施醫藥既能拯救受病苦的眾生，又是修行的方式，是一項自利利人的行為，故積極地行醫。兩晉寺院為施醫藥之地，至南北朝，南、北方在佛教影響下，皆發展出類似慈善醫療機構的組織，寺院中常儲藏藥材，甚至設置藥藏。僧尼有行醫的動機，又具備醫學知識與醫藥資源，故能通過醫療弘法。 僧傳已經記載沙門學習五明、醫方明或通曉醫藥。沙門翻譯論及佛教醫藥、解剖、生理、病理、養生、食療及以佛醫思想貫穿全文的佛經，還有印度五明學術體系的書，並且撰述醫書或醫方，與世俗醫者交流醫術。經藏中有為數眾多關涉醫學理論、醫喻、醫療事例、禪定、藥物、飲食與咒語的佛經。律藏也有不少藥物使用、外科手術、瞻病細則及日常保健的記載。 　　僧尼能夠提供多種醫療服務，包括助產，治療流行病、腳疾、腹疾、精神疾病和眼疾，所使用的醫療方式可分為俗世醫學與宗教醫療。前者包括針術(針灸與「金針撥障術」)、灸法、藥物和調氣。後者為齋講與持咒。行醫的僧尼常以儀式專家的樣貌出現，充滿神異性格，且佛教文獻努力形塑他們聖手仁心的形象。疾病也是促進僧尼入道的重要原因，而後續發展的描述多側重個人修行，強調他們如何獲得解脫之道。 　　疾病在佛教文獻中常作為一種懲戒、恫嚇的手段，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者經常罹患重症如痲瘋病，病況怪誕慘烈，以此警告信眾，勸他們敬信佛法並禮敬三寶。佛教醫療常從冤業病、業障病與果報觀的角度來詮釋現世身心病痛，此外信奉外道、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皆為宗教性病因，佛教靈驗故事罕見四大不調的生理性病因，因為僧尼行醫，弘法為主要的目的，這些故事旨在將佛教的宇宙論教導給信眾，勸誘民眾敬畏佛法、禮敬三寶，並且貶抑外道。一般信仰者奉佛原則為「惟靈是信」，巫覡與道士是僧尼弘法時的競爭對手，故釋氏輔教之書彰顯自身神效外，常貶低巫覡、道士的療效，強調信外道會致病，外道專職人員必須皈依佛教，方能得到救治。

魏晉南北朝在歷史上是一個充滿困惑的時代。他歷經了價值混淆、崩潰與重建，但也因為處在激於世變與時代苦悶的氛圍下，因此激盪出中國思想史上，具有個體自覺與自我發現特質的一種高度思辨性學術，後人稱此為「玄學」。 玄學又稱「玄遠之學」，意旨「清遠」、「虛靜」，所探討的中心論題是「天人關係」。 到了魏晉時代，在「自然」與「名教」等範疇下，學者研究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依存關係，而且對天道與人事、本體與現象…等方面作新的論證。 玄學憑清簡雋逸的語辭、精練名理的玄遠談風，掃卻兩漢時期的讖緯迷信與牽強附會的繁瑣經釋，開啟了有別於前代的哲學之風，故今日學界或以「新道家」稱之 ，而當時因「名教禮法」與「自然自在」衝擊下所產生的反思，也成為此一時期的重要課題。所以，「自然與名教」除了在現實生存方面形成衝突外，當理論本身落實於現實世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往往產生了矛盾，魏晉思想因此有了多元化的哲學問題與不同的論題核心。 魏晉時期所謂的「名教」係指人文設制，原來是以君臣父子之義為教，後來泛指整個人倫秩序。 因此，魏晉名士面對著，道德禮法構成的綱常名教世界與個體自然自在二者所產生的長久衝突下，除了將有限生命固著在由無數禮教織網所形成的矛盾中，也企圖以吸收佛教教義的方式，來消解兩者衝突，甚至於期望藉由超越道德性，而達到個體生命的自由性與深刻化。 其中，竹林七賢之一以儒家思想為內、道家思想為外的嵇康，當面對時代衝突時，個人生命情調是如何的開展？所以，本論題焦點鎖定於嵇氏，並將其生命衝突的歷程與轉折，除了聚焦於嵇康的思維背景外，進一步探論其玄理思維是如何形塑之？另外，現實世界中，嵇康在探索個人生命的過程中，又是如何定位自己？也是本論文核心關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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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妖」一語包羅了「衣裳服飾」與「怪異之妖」兩大意義元素，敘述著史家或文人們對於看到的自然真實之描繪，在書寫時候表達了作者的理念與精神世界；而就服妖文本的閱聽者而言，藉由文本反映的真實，未必能等於現實中具體的事物但卻是我們企圖接近真實的方法與過程。 因此，為了闡發「服妖」一詞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本文以魏晉南北朝史書〈五行志〉裡的服妖事例主要研究對象，將服飾視為具強烈象徵意味的一種符號表徵。並且，將「服妖」事件放回當時代藉由陰陽五行、氣類感應來說災異的語境框架裡頭，以來解析及探究史家書寫服妖事例時，所採取的敘述策略、敘述結構及欲達到書寫目的。試圖從服妖的歷史論述中，解讀出其所承繼的其實乃是儒家以服制做為常服而建立的一套禮治、秩序原則；以及在史家多言怪異非常之妖服的敘述話語底下，史志所寓含的，乃是在充滿危機末世感的魏晉南北朝裡，對正常、常道的高度重視與強烈的渴求。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撰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並簡述相關的學術研究資訊。第二章為〈建構與想像：魏晉南北朝「服妖」書寫的形成語境〉，針對魏晉南北朝服妖形成的語境進行分析，即藉由考察服妖一詞的「語言環境」與「客觀環境」，來溯源、反省服妖做為一個詞語，它是如何被建構與想像的？並推究服妖發生的最根本原因乃是人的態度不恭敬、不嚴肅因而產生的奇裝異服的行為。其次，服妖是被記載於史書內的，是屬於歷史的書寫與敘述，透過敘事學理論裡的「書寫形式」與「書寫內容」兩個層面，可看到服妖的書寫乃是人為的知識，同時也是一套已存有先入意識的組織和已被架構設計的概念。 第三章則是〈衣裝秘境：魏晉南北朝「服妖」現象考察〉，乃藉由服妖事例中的相關服飾，描摹魏晉服飾整體的風氣與傾向，而此一服飾風氣的變化，隱微地與社會風俗、學術思想有互相呼應。本章以服妖事例做為觀看的線索，並考察此時的整體服飾文化氛圍的兩大特點：第一，以服飾的「鬆／緊」來觀看當時「情性/禮法」之間的衝突與張力，並勾勒出魏晉時期逐漸由束緊至寬鬆的服飾變化。第二，以魏晉服飾文化裡一大特點──胡漢服飾融合，來觀察史家書寫〈五行志〉時所用的「異己」眼光，呈現了「中心」華夏與「四方」胡蠻的區別。 第四章為〈常服與妖服──從「常」與「非常」結構看六朝服妖事例的敘述意涵〉。此章乃藉由常／非常的結構性理論，來分梳文本裡的眾多實例，經從服妖書寫的表層敘事裡，看到服妖話語底層，實蘊含著常／非常的文化深層結構。主要的論證乃從倫理上的二元──常/非常、善/惡、是/否切入，發現相對於範式下的「常服」，「非常之妖服」顯然被當做差別和錯誤的存在，而這種界限差異以及早已寓含判斷的預設立場，所顯現的乃是魏晉南北朝一代以「服飾」為喻的特殊發聲與用語。 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總結，即總束歸納各章的分佈要旨與趨勢，因而提出的幾點觀察與結論，其旨為：史書服妖事例的怪異書寫揭示了人們當秩序被顛覆時將會帶來的災害與危難，但是，若將服妖文本對照其所位處的〈五行志〉文本，史家所欲敘說的，乃是欲由樹「反」而立「正」的心理，也就是對於回歸「常服」的欲求和盼望。

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