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所謂的「家族書寫」是在文學範疇中透過家族歷史現實與群體活動的記錄，加上文字敘述、記憶回溯、虛構想像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書寫策略與筆法，透過經營、追溯家族史的書寫形式而成的作品，它們的特點是融合了歷史與想像，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下進行，經由書寫家族史的過程，及其內容、結構以實踐認同，重構歷史。而在此之中，個人自我認同與性別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仍在不斷地被書寫著。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當中，女性不存在於祖譜當中，女性在家族歷史裡沒有名字。女性從書寫中確立自我認同，從女性的觀點追索自我的身世，從女性群體當中的「自己」到「異己」，無論是內在血緣、情感或外在社會關係所組成的人際網絡，都可以透過回憶、想像、書寫來建立女性的自我認同。 本文欲從「女性家族書寫」的範疇當中，探討三大命題：一是歷史定義的開放與女性敘事的特點，二是記憶與書寫，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關係，第三則是透過女性書寫所建構的女性主體。 第一章共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篇章架構」簡要說明各章的論述重點。 第二章主要是探討「書寫策略」的部分，如女性書寫策略當中的「瑣碎敘事」，或是女性家族中的「姊妹情誼」，筆者認為這是女性書寫中建構記憶的「利器」，皆援引女性主義加以申論，同時也輔助主題核心論點的確立。 第三章則引用西方後結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和精神分析學派的寇多洛對於女性的研究論述，從「社會關係建構」與「精神分析」雙方面同時探究兩性構成的家庭關係、母女關係和母職等議題，以突顯九○年代之後，家族重要成員形象的轉變和家庭關係的呈現。 第四章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以及後殖民理論，析論家族與國族史交疊之下的女性書寫，進而追問女性主體在書寫過程中所展現的面貌。關於「女性主體」的部分，則援引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瑞葛來(Luce Irigagy)的「流體力學」理論，及台灣中文學界學者劉人鵬所提出的「罔兩問景」的女性閱讀法，從流動與曖昧的角度，建構女性主體的特質。 最後一章則是結論，將各章的結果綜合彙整，集結各章的分析成果，以獨立各章結論結合後，做較為宏觀的整體性析論。一方面針對本論文的分析成果所作的結論，另一方面則是從文本考察的結果中，所延伸的看法與期待。

本研究旨在探究「網路個人媒體」中自我書寫的現象與意涵。亦即，建立一套觀察解析網路自我書寫文本的架構，並探討此網路自我書寫活動的可能意義。 在文獻的探索中，第一步先探討過往關於網路與自我建構的相關論述，作為本文認識的基礎；其次，探討傳統書寫與自我相關的論述，包括主體、書寫、自我的關係，以及傳統自我書寫的形式，如自傳與日記，的社會心理意涵；第三部分，轉向探討敘事（narrative）與自我的概念，進一步思考自我建構的一種語言形式，及與自我的可能作用；最後，回歸網路個人媒體的探討，整理國內相關研究、網路書寫特質，以及提出網路個人媒體的可能意涵。 因此，本研究提出網路自我書寫的分析架構，涉及：自我的形構方式、自我敘事與其作用、自我書寫的心理與社會意涵，以及網路書寫影響因素等層面。在研究操作上，以「個人電子報」為觀察場域，並以兩個深度個案的文本分析，探詢考察個人動態自我建構的過程。 總結而言，網路自我書寫的可能意涵有三：(1)網路個人媒體提供了一個長期書寫、自我建構的機會，同時又有讀者他人的見證觀視，敘事認同因而得以成為可能。即「我是誰」、「有什麼經歷與遭遇」的獨特自我認同得以揭顯。(2)網路自我書寫具有多元的個人心理與社會意涵，既是自我面對的活動，也是面對他者、向外發聲。(3)在技術面上，網路個人媒體成為一種新的「記憶裝置」，是個人自我的載具；對使用主體而言，又具有主動操控與反身反思等特性。

本研究以敘事典範「人是喜歡說／聽故事的動物」之觀點，思考「旅行書寫」是否具有別於旅遊報導（資訊記實性）與旅行文學（想像文學性）之敘事規則，旨在探析旅行書寫「說什麼故事」及「如何說故事」，除以敘事理論判讀故事內蘊元素外，並以言說分析釐清作者運用哪些技巧及架構組成故事作品。 資料分析顯示，旅行書寫之主題及核心情節均以「旅行場景」為主要描述對象，異地既存資料（如歷史事件）則安排於衛星情節補述。為了呈現故事情節之節奏起伏，不同作者各就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搭配不同技巧組合之「觀景窗」，其中又以「言說時間」為主要操作概念。此外，言說架構分別對應核心、衛星情節觀景窗之互動關係，亦即言說命題與結構運用其所內含「宏觀─微觀規則」之階層特性安排故事素材，藉此凸顯或淡化各項「旅行經驗」而成「旅行故事」。 本研究自故事元素、言說技巧及言說架構之扣連狀態亦發現，旅行書寫之主要敘事目的在於呈現及傳達旅者實際經驗以塑造旅行之語言情境，而非條列式轉述異地基本資料。

書寫行為與書寫者的人格特質關係密切。書寫筆跡並非僅是單純的手部活動的結果， 且係書寫者人格（Personality ）的表現，書寫者的人格各有不同，則筆跡必因之而 異；從書寫行為中，我們可以推知書寫者的人格特質，而在書寫行為中，筆壓（Pen pressure）和書寫速度（Writing speed ）是較不可能被學習、模仿的，因此，在書 寫過程中，具有高度的自然性（Naturalness ）和即興、自發性（Spontaneity ）。 基於上述假設，在本論文中，我們選擇書寫行為中筆壓與時間變項來探討其與書寫者 在內－外向（Extroversion -Introversion）勇猛性（Psychoticism）、神經質（ Neuroticism ）及場地獨立－依賴性（Field independent v.s. depedent ）等四項 人格特質的關係。 本研究收集26名男女大學生及13名精神病人在書寫行為中之筆壓變項，與人格特質變 項一分別以艾氏人格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rire）、藏圖測驗二種 人格測驗測量之一間的關係。所得之主要結論如下： 1.性格愈內向的，筆壓愈重。 2.性格愈外向的，筆壓愈輕。 3.場地獨立性傾向愈高的，筆壓愈輕。 4.場地依賴性傾向愈高的，筆壓愈重。 5.精神病人之筆壓平均高於正常人組。 6.筆壓愈重者，書寫速度愈慢。 7.筆壓愈輕者，書寫速度愈快。

大陸新時期作家中，余華小說不論在敘事手法或語言風格都獨樹一幟，其作品透過翻譯，在國際間並取得相當的關注與肯定，但在台灣研究界卻相對冷清，本文於是以「毛魘記憶」為余華小說研究核心，所謂「毛魘」，在本文意指「毛權夢魘」。所謂「毛權」，在本文限定為「毛澤東於1949年建政至1976年逝世止，其間推動的政治措施與背後的意識形態」；而名之為「夢魘」，則含括「後毛澤東時代」（毛逝世迄今）中國人民受「毛權遺產」影響的趨避狀態，特別是那揮之不去、如「魘」隨行的心靈特徵，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錢理群所言今日「毛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象，潛移默化著國民性格。 本文除了試圖以「毛魘記憶」連結余華前後期貌似迥異的小說書寫風格，呈現余華筆下個人獨特的「毛魘」書寫，藉此歸納毛權對中國人民的精神戕害，從而造成國民性格的重塑和價值意識的轉變；再者，更進一步將余華置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承先啟後的獨特位置，尤其是與魯迅的遙相轉承。

本文以《文壇》為研究對象，嘗試說明文學光譜上傾向官方的文學刊物，支持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如何影響刊物的經營與文學實踐的傾向，基本上我認為支持官方立場的刊物帶給戰後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正是借用官方的資源，《文壇》的影響力才得以開展。論文以《文壇》史料的整理與閱讀為主軸，先概述刊物發行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與經營策略，說明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使經營獲得利用官方資源的優勢，再加上以讀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拉攏各界寫作人才的努力，使《文壇》在50、60年代有辦厚大刊物的實力，也有持續經營的條件。但傾官方的習性也讓編者抗拒過度商業化，難以適應商業機制的挑戰，促成此刊60年代後期之後，影響力逐漸式微，顯現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對《文壇》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其次，由《文壇》的中外文學介紹，可發現《文壇》為了解決反共困境而介紹中外文學，但意識型態不完全主導傳播效果。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造成對外國文學側重技巧面的學習，抗拒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限制心理分析技巧表現尺度，但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暗藏批判的火種，雖然因當時文學環境的禁制力量，無法完全發揮力量，但給讀者留下了文學暗示。《文壇》的中國文學介紹亦然，著重文學脈絡和知識的介紹模式，以及用「匪情描寫」的框架詮釋三十年代文藝，皆和《文壇》文學位置有關，甚至《文壇》致力於寫作教育，也為了培養反共文學寫手。但其文學教育卻不限支持反共者才可享受，而向任何有志於創作者開放。在創作實踐方面，雖然《文壇》反共立場鮮明，但反共懷鄉和台灣書寫始終是《文壇》並存的書寫趨勢。本文著眼當中的台灣書寫，發現《文壇》的台灣書寫，一方面如同范銘如討論5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般，有關注家台灣困與樂的傾向，但反共活動的支援，亦為《文壇》台灣書寫的一部分，作家們並未因為關注台灣生活，就完全放棄書寫反共或懷念原鄉，此現象給予我們補充「家台灣」論述的機會。過去，「家台灣」論述提醒研究者注意「反共之外的異聲」，但由《文壇》的個案差異，可發現家台灣書寫不一定是反共之外的異聲，而可能是反共內外作家們同時關注的課題。從不同作家書寫台灣的差異，也可發現刊物雖有特定立場，但編者極力傳播反共立場之餘，也努力實踐開放園地給創作者的初衷，盡量容納不同觀點的創作，使《文壇》中的創作彼此有對話空間，而不只是服膺官方文化政策而已。

張愛玲現象是台灣文學無法迴避的書寫主題，故本論文以台灣張學研究為出發點，探討所謂：「張迷」、「張學」、「張腔」。本論文首章整理了近三十餘年來，在台灣以張愛玲為主要考察對象的專書評論，除此之外，並論及近十餘年來，台灣以張愛玲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 綜觀張愛玲一生，其散文相較於小說在數量上誠屬不多，卻依然卓然有成，故本論文在第二章探討張愛玲散文風格，申論其精神內涵與書寫技巧。張愛玲散文亦強調參差對照的手法：既庸俗又脫俗，既艷情又絕情。 台灣女性散文藝術為一值得關注的領域，「張腔散文」便是一個極佳的觀測切入點，釐清張腔散文在台灣的流布與形塑，將可建立更完整的張學系譜，亦有助於台灣散文史的建構。本論文第三章便由張腔散文出發，並探討其周邊問題，張學在台的重要性是逐漸累積起來的，張愛玲作品的引介至台灣，前後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過程，本論文回溯張愛玲文學在台的「接受史」與「抗拒史」，不但整理了張派小說理論，並延伸討論張腔散文的成形，再論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與建立。 本論文第四章延續了第三章對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探討張腔散文的承繼與轉化。張愛玲熠熠生輝的名號也許遮蔽了張腔作家，本論文探討的張腔散文正是為了凸顯張腔女作家的成就，系譜的建立不是為了簡單的化約，而是為了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希望在與張腔女作家有關的各式議題下，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藉由研究張腔女作家文本彼此間的多重互文關係，開拓台灣女性的書寫的新視野。 本論文第五章藉由對張腔女作家文學思維的整理，以了解她們對文學的執著與堅持，並將張腔作家與其同世代、前後作家比較，並由此肯定張腔女性散文的藝術評價。 本論文冀望能藉由張腔散文系譜的建立，為張腔散文尋找更合理適切的文學定位，也為台灣文學史上的女性散文作一點小小的填補。在張腔散文中，後繼研究者將可各自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正視張腔散文，建立張腔散文系譜，台灣女性的書寫也將由邊緣漸趨向中心。

本篇論文題目為「《史記》中的復仇書寫」，共分有六章，約二十萬餘字左右。首章為緒論，略述前人研究成果與研究動機。第二章討論司馬遷與復仇書寫的關係，由司馬遷的李陵一案為起點，爬梳對司馬遷受刑後的心理，包含心理上的羞恥感、受刑之後的壓抑與苦悶的心理、背負極大的倫理壓力等，這些都使司馬遷難以承受，勢必尋求療傷止痛的途徑。司馬遷有復仇慾望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藉由書寫作為其文化復仇的方式，將復仇慾望昇華為學術生產的內在動力。第三章以迄第五章，對於《史記》中的復仇故事加以整理歸納，得出三大類型：即為己復仇、為親人復仇、為主復仇。並且就復仇事例的歷程，包含復仇者與復仇對象產生衝突，復仇者與復仇對象持續對立，復仇者透過復仇行動的實踐以取得平衡等加以分析。 其中，第三章針對為己復仇來討論，藉由為己復仇書寫之重要事例的梳理，從而分析《史記》中的為己復仇者進行復仇行動的歷程。無論復仇者與復仇對象衝突的導火線為何，復仇者都矢言復仇。復仇者多藉個人力量與第三者力量展開與復仇對象的抗衡，過當的復仇行動成為常態，復仇對象也有擴大化的傾向，復仇者與復仇對象偶有互換的情況，使得復仇行動有循環開展的現象。復仇者身分的多元，展現了復仇現象的普遍，同時復仇行動的完成兼有為己洗刷恥辱的意味。 第四章聚焦於為親人復仇之類型，司馬遷筆下為親人復仇當中，以為父母復仇者最多，尤其為父親復仇遠超過為母親。即使復仇對象與復仇者之間勢力懸殊，但復仇者的決心未曾動搖，有「匹夫報萬乘」的現象。親人遇害是否事出有因，都不影響復仇者為之復仇的行動，甚至復仇對象已死，復仇者仍將復仇利刃揮向復仇對象的子嗣，「父債子償」的現象，與古代禮書中主張的復仇不除害是相牴觸的。和為己復仇相同，為親人復仇也有明顯的過當復仇、循環復仇的現象。 第五章針對為主復仇書寫加以討論。「主」的範圍包含了國君、主君、與恩主。為主復仇者，往往犧牲個人性命，然而卻多能受到輿論的讚美與認同，例如豫讓為智伯復仇，復仇對象趙襄子許為義人。甚至連復仇者之主，都被稱許為能得人，譬如聶政為嚴仲子復仇，聶政之姐以身殉弟，天下人不惟讚美聶政姊弟，還稱頌嚴仲子能得士。加上為君主復仇與否，成為檢視忠臣的標準，在這種復仇氛圍的推波助瀾下，復仇行動也就更加活躍。復仇者之主一旦與復仇者建立恩遇的關係，復仇者即以為主復仇作為回報，也就是司馬遷所提出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復仇者在復仇行動中，同時完成了個人生命價值之圓滿達成。 第六章為總結論。從《史記》中的復仇書寫的類型與事例的剖析，歸納出司馬遷採取的敍事策略與修辭效果。司馬遷對於復仇者有意刻劃其正面形象，並呈現復仇對象的負面形象，使復仇行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得到提升。加上對於復仇事例取材異於其他典籍，流露出濃厚的復仇意識。再者處理復仇書寫時，司馬遷刻意操控敍事時間，對於傳主的復仇行動，刻意描摹，而聚焦於復仇人物的復仇行動。又注意到復仇行動影響極大，牽動國際局勢，將復仇書寫與歷史發展主軸予以連結。並且藉由復仇書寫，建立其「士為知己者死」的論述。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復仇 書寫 敘事

無

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