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空間，時間的研究在古今中外各個領域都受到極度的重視。事實上，根據研究指出，時間的概念比空間概念生得要晚，所以從各民族的語言來看，時間概念往往要借用空間概念來表達。人類早期對時間概念的理解相當模糊，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空間的概念。儘管空間概念的形成早於時間，但是人們對於歷史、生命、歲月的關懷似乎遠遠超越於對空間的認識。 　　回顧台灣的現代散文創作，即便是近三十年來各式各樣散文題材的勃興，懷舊主題仍是歷久不衰。懷鄉、懷人、懷事、懷物一直是現代散文的創作主流。如果我們的時間概念往往依循著空間，那當這些懷舊文章無論是揭示了歲月與個人生命歷程的糾纏或是大歷史大時代的洪流沖積，散文家創作當時有意無意依循的「空間意識」為何？如果作者無意書寫空間的情況之下，他無意識透露出的空間感如何？如果是有意識書寫空間，那麼又如何進行藝術性的經營，顯示了什麼效果？除了懷舊文學之外，空間議題的漸次關注或多或少影響了創作者的視野，旅行文學與都市、鄉土文學，都是與空間書寫密切相關的文類，也勢必影響讀者的視野。諸如此類的問題，是作為散文研究時，必須思索的。 　　「空間」作為一獨立討論的範疇，關涉到散文情感和思緒的研究。 　　我們以此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將逐步顯現空間的政治性與實踐意義在散文中的構成。換言之，我們研究散文的文本空間時，無可避免地討論著不同空間型態所具備隨之相異的關懷，但是在充分掌握之後，本文企圖回歸散文藝術構成的原則──思索「空間」如何在散文中更有效地進行文學性的經營。確定了這樣的論述策略，我們就更容易分辨出既有的研究成果，能夠分別在什麼層次上給予本文協助與啟發。也就是說，從「藝術性」和「議題性」兩大方向進入散文研究，我們會發現，徒有「議題」的研究，恐怕會使文學作品成為附和「議題」的文獻／文宣；但若在缺乏議題作為討論的對象，單單從「藝術性」的角度分析散文，又有落於修辭格分析的困境。其實，題材與技巧常常在不同的程度上相互影響，我們確立了本文的策略與方法，即是將散文中的「空間意識」以及「書寫型態」提在平衡等重的位階，避免偏廢。

在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非但是一個能完整為自己發聲的女作家，也是文學史上少數未曾缺席的女性創作者，通過詞作，她向世人呈現出屬於自己的姿態，也經由詞作在歷代的傳播、接受，她獲得「婉約詞宗」的地位，更成為文學史上「女性經典」的重要代表人物。若從女性主義及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李清照女性經典地位的確定，有三個主要可以探討的重點：首先是「李清照女性性別與其創作關係」，二則為「李清照女性性別與詞書寫的關係」，三則為「李清照女性性別在接受與認同上的影響」。 因此本論文從「性別」角度切入，先探討李清照女性身分與創作主體的關係，從李清照家庭教育與婚姻，思考李清照女性主體性之所以型塑、建立的原因，並以其創作中最能抒發個人情感的詞作為主，輔以其他相關詩、文，作為解讀其女性意識的載體，試著重構出李清照在不同階段的女性創作意識，及自我形象刻畫的獨特性。接著以詞體為主，追溯詞學上「男子而作閨音」的特殊現象；再由男女性別認同的差異，分析男、女在不同文化的期待影響下，性別意識對詞作書寫的影響，並以「愛情、離亂」兩大主題，比較李清照與宋代重要男性詞家在書寫方式上的異同，更深入的探析性別意識在詞書寫上的影響。 最後再從「性別與認同」的角度，從文學接受史中文化規範和預期形塑對李清照「敘述認同」（ipse identity）所產生種種現象作分析，先依歷代詩話品評、筆記摘要、或是序跋評點的紀錄，分析文學接受史中「易安詞的經典化歷程」，再依李清照個人所形成的「召喚主題」，來分析李清照個人接受史上主要被關注的是哪些面向，又是以何種女性形象被接受、塑造。最後再將評論者在敘述上所採取的敘述主題、策略作分析，從評論中關於「再嫁、才女認同、詞之評價」等接受狀況，探討「性別」議題在李清照接受史上的影響為何？

本文試圖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為起點，探討其古典散文及小說作品如何在總督府同文政策的宣告下，書寫出對日治時期歷史、文化、文明、殖民等種種問題的回應與對話。文字背後隱藏著傳統文人在意會之餘，所嘗試拉扯出的交流、協商、混淆空間，由此梳理謝氏在「同文」政策下的漢文書寫承接或展開何種想像與實踐。故本文將以歷時性的觀察為主線，配合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多重的社會角色與活動，了解其在重述、轉譯、再寫殖民者話語的過程中，進行怎樣的理解、思辯、斷接？如何將「同文」政策注入「漢文」書寫中？若日治時期的同文概念是政治手法的操作，那麼謝雪漁如何想像同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尤其，當同文被視為輔助殖民地同化的工具時，所發展出的國民性討論會有怎樣的複雜面貌？繼而在中日戰爭如星火燎原般擴大時，同化激化為皇民化，晚年的謝氏又是如何呼喊皇民論述？因而，本文將以傳統文人謝雪漁為個案研究對象，釐清親日士紳與殖民者間糾葛的關係，跨越殖民地時期親善/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型態，以較為細膩的方式，省視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被賦予新社會身分的同時，其精神面貌/創傷如何裂變/療癒。

近年來，被評價為《西遊記》價值最高的續書《西遊補》的相關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從兩岸對於《西遊補》的幾次再版，以及期刊論文數量的增加等種種現象表明，越来越多學者認為像《西遊補》這樣的作品是具有經典化的可能性。對於《西遊補》的重視，起源於海外漢學界對《西遊補》的高度評價。在1986年出版的《印第安那傳統中國文學指南》中，倪豪士把《西遊補》和《西遊記》分別以獨立詞條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西遊補》是被當作獨立的傳統中國文學作品加以介紹，而不是作為《西遊記》的附庸。這樣的安排，展現出一種對於《西遊補》的文學地位的認定。其它例如高辛勇、白保羅的研究同樣也注意到了《西遊補》的價值不僅僅只能在「西遊故事」的脈絡中被認識，而是具有有別於所有中國古典小說的美學特質。但是，在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學術社群當中《西遊補》卻始終沒有作為一部獨立的文學作品被重視。至今沒有博士論文或專著討論過它。這樣的現象本身向我們說明了一個事實，《西遊補》是否取得文學史上的獨立地位，是決定於學術研究典範的框架。 本論文認為，《西遊補》之所以沒有被賦予獨立的地位，和現有流行的「續書研究」理論是密切相關的。當代的「續書研究」受到西方的接受理論以及讀者反應理論啟發，很大程度上關注明清文人對於續書的普遍評價。但是，研究者並沒有將明清文人的評價當成研究對象本身，反而是直接接受或者認同了他們的評價。例如，李漁、劉廷璣的著名評價。而這些早期的批評對於後世的影響深遠。到了當代，研究者看待續書，也基本是以傳統的「文學史觀」加以評判。正因如此續書一直是屬於經典文本的附庸，它的文學地位始終處於弱勢。但這種評判的標準是怎麼來的，卻很少被認真注意到，更不用談去檢視這種評價標準的可靠性。本論文推測，現有的「續書研究」存在著研究框架上的盲點。 本論文藉由分析明末清初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主題衍生而成的小說提出現有的「續書研究」理論可能存在著的幾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底本問題。在其它文學研究領域，如文學選集的編纂、編輯等問題，認定確鑿的底本這件事非常重要。可是，到了「續書研究」領域，底本問題卻通常被懸置。以《西遊記》為例，因為《西遊記》本身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流衍過程，所以《西遊記》的每一部續書究竟依照的是哪一個底本進行再創作，並不清楚。它可能的確是以世德堂本作為定本，也可能是當代的研究者約定俗成以世德堂本作為比較的基準。這一研究盲點並非不會帶來問題。例如經過陳速的考證，《續西遊記》依據的底本可能是一部已經散失的古本《西遊》，它早於世德堂本《西遊記》。《續西遊記》的普遍評價不高，這是相對於原著而言，也相對於其它續作而言的。但是，如果連底本都不統一，那基於不同的底本，文學比較的標準又如何產生呢？這是「續書研究」在預設上，首先可能遭遇的問題。 第二，就原著與續書的關聯性而言，「續書研究」的視野從一開始就假定原著跟續書之間，以及續書跟續書之間一定存在著競爭關係。這裡的競爭關係，表現為一種以原著為中心的意義上的「連貫性」。只有當兩個文本之間，預先被假定為存在著意義上的「開始」以及「接續」這樣的連貫關係，才有所謂的「原著」和「續書」的分別。而，這種意義的「連貫性」讓喜愛原著的讀者們以原著為中心，為續書進行價值評定。長期以來，這種基於預設的連貫性而使用的比較方法，影響到了所謂的續書作為一部獨立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定。以《西遊記》續書中評價最高的《西遊補》為例，朱陳曼麗指出過往的評論過於聚焦於續書與原著的連貫性。而且續書在文學史上的弱勢地位則是會進一步讓續書的價值長期隱蔽不彰。朱陳曼麗提出，續書的弱勢地位影響了我們對於整體續書文學價值的認定，這一點很有意義。但是，朱陳曼麗為了將《西遊補》的地位獨立出來，而批評過往評論家將《西遊補》與董說的佛教背景過度聯結，本論文認為，《西遊補》雖然脫胎於西遊故事，可是它同樣可能是「僧人記夢」系統的重要代表作。如果只將它看做是《西遊記》的續作，就很可能忽略了它在其它書寫脈絡中的重要意義。《圓覺經》、《心經》、《雲山夢語》與《西遊補》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對於這一層關係的認知，迫使我們必須把《西遊補》放置於另一個書寫系統當中來評價。而這剛好是挑戰了我們從前所預設的《西遊補》和《西遊記》之間的意義連貫性。通過廖肇亨、徐聖心、林順夫的研究路徑可以看到「僧人記夢」這個這一研究領域本身所具有的廣闊的可能性，而《西遊補》會是這一新研究課題當中的重要文本。在續書研究視野中居於次要地位的續作，在去除與原著的連貫性之後，其實是另一條研究路徑中的核心文本。它的價值該如何判斷？以現有的續書研究的視野，其實是沒有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 第三，關於續書生產以及消費動力的問題。黃衛總在《狗尾續貂》這一部「續書研究」的重要論文選本當中，提出了續書研究的兩個基本問題：儘管作為文學類型而言「續書」的名聲並不好，是什麼鼓勵寫作者去寫作續書？知道和原書比較而言，續書不免令人失望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共識，那麼又是什麼促使讀者還去閱讀續書？所有的續書討論即使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應該回應到這兩個問題。但是，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令人滿意的回應。 當代研究者試圖通過其它的研究方法來解決上述的續書研究框架的問題。例如，借用神話、人類學的「群落」意識或者是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的研究視野來看待續書現象，但是，文本畢竟是產品而不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人，而「互文性」關照的是文本相互交織指涉的現象。這個概念雖然在表面上打破了文本之間的不平等，顛覆了以所謂的原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但是，實質上「互文性」並不處理文本為什麼會產生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恰恰是「續書研究」的視野所關心的，卻是「續書研究」的研究框架所難以回答的。換句話說，這些研究角度與其說是解決了續書研究中的底本問題、關聯性問題以及生產及消費動力的問題，不如說是在某種程度上迴避了這些問題。但是，迴避並不意味問題不存在。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 在論文的第一部分，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來暫時取代以往「續書研究」中的「續書」一詞，也借用源於翻譯學的「元文本」概念來取代有問題的「底本」概念。使用「再書寫」這個詞，因為它不僅僅包含了續寫、補入、改寫等形式的對於「元文本」的改造和延伸，也更強調對於再書寫者的寫作動機、寫作策略以及，最重要的，寫作動力的觀照。 在第二、三、四部分，本論文分別討論了《西遊補》、《續西遊記》、《後西遊記》這三部明末清初的小說。這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中心的小說能為「續書研究」帶來的思考可以分幾個方面： 首先，「再書寫」的動機未必只是以往「續書研究」所概括的「取其易行」，內容上並不只是對於「元文本」情節和角色的進行改造或補充，效應上也不只是為了發揮「情志補憾」的功能。事實上，再書寫是藉由人們熟悉的故事遂行新的書寫策略，例如《西遊補》補入的懷古書寫、僧人記夢、彈詞；《續西遊記》中嚴格去除暴力的構思；以及《後西遊記》植入了「歷史符碼」以及「商業語境」。再書寫也可能呈現了語言層面上有意圖的操作，譬如這幾個文本中所出現的大量的語詞重複、一詞多義、意義借挪等等語言現象。以往的「續書研究」視域尚未具有容納理解這些意圖和方法的空間，以至於「續書」獨立的文學價值沒有能夠獲得足夠的重視。 本論文透過分析《西遊補》所處理的原著與續書的「連續性」的問題，以及透過分析《續西遊記》所處理的底本問題，都回應了對於現有「續書研究」模式的質疑。而對於以《後西遊記》和《西遊補》為代表的語言現象的探究，也是試圖從語言問題發展出「續書研究」的新角度。本論文嘗試對現有「續書研究」提出的建議是，可以藉由「語言」——也就是故事表達形式作為研究方法，取代基於傳統的文學史觀的研究方法。因為，表達形式既沒有價值排序的問題，也沒有主次的問題，不存在競爭關係。以這樣的方式來研究「續書」，或許更能夠注意到作品獨立的文學價值。過去學者已經指出，「續書」現象發生於世代交替的時間段。這個現象不再能夠只以出版發展、商業需求、娛樂功能等因素來解釋。續書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現象，續書內容也記錄了世代交替之時，寫作者對於語詞的使用方式。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助。在續書中所出現的新的語言現象，可能可以回應到寫作續書的動機，也可能回應到閱讀續書的動機。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助。 本論文的預期成果及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反思並重新思考現有「續書研究」的知識建構。 （二） 提出「續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底本」不統一的問題。 （三） 指出「續衍」作品與原著之間，「續衍」作品彼此之間的價值競爭關係並無根據。 （四） 從類型而言，《西遊補》與《西遊記》的關係並不密切，卻與《雲山夢語摘要》等佛教書寫中僧人記夢的文體更密切。 （五） 從「暴力」敘事角度而言，《續西遊記》獨立於《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的書寫系統，是唯一真正反暴力的「西遊故事」。《後西遊記》則為「西遊故事」的「暴力書寫」增添了金錢與性的面向。 （六） 通過詞頻分析，字詞配置，語詞意義的大量變異與替代現象，可以反思「再書寫」作為文學策略和文學意圖的研究立場，足可作為文學史觀之下的「續書研究」所補充。 （七） 中文研究領域少有提及的海外文獻譯介。 （八） 《楝花磯隨筆》抄錄、校註。 / The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three sequels of the Xiyouj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cluding Xiyoubu, Xuxiyouji, and Houxiyou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reation writ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quel works and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sequel theory. 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e research discards the literary value order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s, instead, it reconsiders the literary value of sequel writing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The reconsidering of the issue recreation writing derives from the query of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previous sequel studies. Specifically, I explore: 1) the ways in which sequels hav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n un-unified parent novel; 2) the intensive relationships that sequels with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 have in terms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recreation writing not only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meta-text (i.e. sequel, supplement, and rewriting), but also contains the selection of genre. The trend of recreation writing, which always emerges as a bottom-up literary expression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dynastiesan interregnum, hav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narrative modes including comment, interpretation, and replacement. Moreover, recreation writing develops broader possibilities of understanding the parent text compared to what the existing sequel studies have observed: it concentrates more on investigations of literary strategies as well as linguistic elements. Further, the distinctiveness of xiyou story attributes to its unique literary expression: the sequel anxiety observed in the three sequel novels does not stem from readership, but rather novel researchers, which differentiates these works from other sequels that based on historical view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verlasting trend of recreation writing makes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who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he recreation of different parent texts, to rethink the genuine intention of sequel culture, which leads back to the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within sequel studies: 1) the reasons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write sequels despite of the low reputation they will bring; 2) the reasons readers are inspired to read sequel novels even if they are always regarded as disappointing. In explo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ecreation writing in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Xiyou story and Recreation writing)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creation writing,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stery copy”/ “meta text”, “sequel studies”/ “recreation writing studies”, as well as the term “intertexuality”. Also, basic conceptual explanations of recreation writing, not only as a means of writing, but also as an issue of language, will be includ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Two (Recreation writing of Xiyoubu) develop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Xiyoubu from the framework of characte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which is absent in previous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Xiyoubu in certain plots such as religious trial, visual cognition, as well as Buddhist and dreams. Chapter Three (Recreation writing of Xuxiyouji) presents that Xuxiyouji,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sequels which pose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the issue of master copy, has challeng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iterary value in traditional sequel studies which are mainly rooted in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s. This chapter finds that the literature debate arisen in 2010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mind” in the terrain of recreation writing. The “replacement” and “anti-writing” created by Xuxiyouji resort to an anti-violence stance in contrast to Xiyouji, Xiyoubu, and Houxiyouji. Chapter Four (Recreation writing of Houxiyouji) moves on to the sequel analysis of Houxiyouji. I demonstrate that the recreation writing strategy the sequel takes is “self-degradation”, which not only accomplishes a sense of secularization,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historical mind” and “commercial context”.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where I summarise key findings and contribution to: 1) rethinking about the knowledge constitution of existing sequel studies, 2)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un-unified master copy which is inevitable for sequel studies, 3)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sequels and parent text, neither among different sequels, 4) arguing that in terms of genre, Xiyoubu does not develop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Xiyouji, but rather it is more related to Buddhist writings such as 雲山夢語摘要, 5) demonstrating that in terms of violence narrative, Xuxiyouji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writing system that Xiyouji, Xiyoubu, and Houxiyouji follow, which makes it the only anti-violence Xiyou story, while Houxiyouji adds elements as money and sex into its violence narrative, 6) finding a large amount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word us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word frequency and word configuration, which helps to reflect that the research stance of recreation writing as a kind of literary strategy and intention is able to supplement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view based sequel studies, 7) translation of oversea literature that is seldom mentioned in Chinese relating studies, 8) transcribing and collating of楝花磯隨筆.

溪蘭是目前經學者証實的嘻瑪蘭人舊社，這個聚落自1813年出現於文獻記載中，至二十世紀末仍保存其地理與人文風貌上的特殊性，現人口僅約三十位，乃今日宜蘭平原上尚具清一色平埔族裔意識者聚居的地方。本論文，以一年的田野工作期，進入溪蘭人地方生活世界，以詮譯現象學的認識論觀點，撰寫一個溪蘭人的民族誌文本，此為本論文的第一個部份。其次，以擷自此一文本的詮釋和隱喻論點，在論文第二部份中進行文化的詮釋和評論。最後筆者冀望透過田野工作的實踐和論文撰寫，為既有的人類學書寫方式，增加實證研究方法外的視角──即一種更具人文氛圍的研究與書寫方式。

台灣這一塊土地基於數百年來獨特的移民與殖民交相混融的歷史，形成多元文化共時性社會意識結構，二戰以後，面臨殖民帝國崩解、移民母國恐怖統治以及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局勢，遲緩了後殖民論述的建立，1960~70年代的紛擾與不確定因素形成庶民族群在工業化現代都會發展與資本主義勃興社會秩序重整夾擊下，巔巍巍地步入殖民想像與後殖民錯縱複雜的意識形態交織轉型網絡中，正如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所提出的社會文化變遷導致的深刻社會危機、文化斷裂、歷史轉折、命運門檻的生存災難，以台語流行歌曲的文化書寫形式，記錄了一段模糊的生活血淚，為戰後台灣歷史定位劃出鮮明的符碼。 本論文嘗試以當前對峙分明的台灣兩極意識型態之最大公約數 ── 移民與殖民的大眾文化書寫文本「1960年代台語流行歌曲」內容，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城市觀看、列斐伏爾(Henri Lefebveur)的日常生活批判、索雅(Edward W. Soja)後現代地理學空間編碼等觀點，參考一般歷史學(historicism)、法國學者傅科(Michel Foucault)提出的考古學(archeology)及系譜學(genealogy)等三個方法論層次，探討戰後二十幾年間這一群經歷殖民與再殖民雙重衝擊下，福佬移民族群生活及集體血脈中奔騰、交織的多元混融深層文化脈息，印證了巴赫汀社會與文化發生劇烈動盪與變遷的時期所呈現的社會言說「眾聲喧嘩」(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現象。 /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suggested by Lefebvre, and “City gazing” by Walter Benjamin, and “Post-modernity geography space-encoding” by Edward W. Soj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 at explicating the deeper bruise of Taiwanese in their existence, mingled with the state of 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local popular songs in the phase between 1950s and 1970s. Taiwan is an island which has a history of alternate hybridization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since five hundred years unceasingly. People reflect their everyday life through creative art works, such as popular songs. Those days of disorder and disaster will be floating to the present days via the cultural writings of the Taiwanese popular songs. In view of methodology, this study uses three layers of concepts, namely, theory of historicism, and Foucauldian theories of archeology and genealogy. This study also employs Bakhtin’s theory of heteroglossia for further discussing. Study findings would be able to signify a vivid picture of coloni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writing in Taiwanes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rough popular songs after World War II.

原住民族文學必須擺脫原運附屬品的角色，抹去抗議與控訴的色彩，才能夠擁有獨立存在的生命，因此原住民作家漸漸開始將筆尖掉頭、反身向內勇敢地面對母體文化流失的焦慮，積極深化主體認同，嘗試把口傳知識吸納成為文學創作的養料與靈魂。與傳統信仰有關的祭典儀式，本身就是部落整體傳承歷史文化經驗、知識及各種禮俗的重要憑藉之外，亦為凝聚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活動，足以代表一個族群觀看世界的方式與角度，但是卻因為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生活世界」的喪失，支撐言說智慧的知識體系行將斷裂，部落原鄉也紛紛面臨潰散崩解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之下，挪用祭儀文學來進行創作恰巧是個兩全的方法，向祖靈回歸的文字一方面可以為漢語文學開拓嶄新的創作方向，另一方面也使祭儀擁有跳脫口傳限制的機會，並且進一步凝聚族人的情感與認同。 本文選擇長期關注祭儀書寫的兩位作家作為範例進行論述，試圖探究祭儀傳統與文學創作之間究竟擁有什麼關聯？展現了何種獨特的姿態？作家為什麼要進行祭儀書寫？以什麼文學技巧來呈現？又彰顯出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及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兩人的知識養成背景雖然大不相同，但社會現實都引導他們走上背對家鄉的那條路，離自己的族群越來越遠，當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轉了一個大彎回歸主體認同時，對文化流逝的危機感受特別深刻，強烈的焦慮促使二人懷抱神聖的使命感，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文學創作的方式積極維護傳統、為歷史留下見證、也尋回了第一人稱的發言權利，雖然他們書寫祭儀的方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迷人風景，卻都在文本中建構了一個令人嚮往的桃花源，也成功地開啟了族群對話的天窗與平台，使珍貴的祭儀文化重新獲得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並且有機會以書面形式永遠流傳下去。

隨著旅遊人口的持續增加，新的旅遊地也不斷被發現，旅遊圖像因而被大量建構並隨著媒體充斥於日常生活。經由意象與符號等意義的累積過程，各個景點的旅遊框架集結起來逐步建構出大眾對某個抽象「地方」的印象，進而產生「標準版」與「類型化」的旅遊圖像。 旅遊圖像的建構實是繞著特定空間的想像以及與此想像相關的社會實踐詮釋架構。然而旅遊實踐雖然發生在具體社會空間卻也涉及想像建構面向，藉由身體的移動而將特定旅遊圖像的想像連結到具體空間。 由是觀之，旅遊書籍常成為介紹旅遊景點、提供資訊的媒介，作／旅者陳述旅遊經歷的同時當也強化、再製了特定的旅遊圖像，提供讀者觀看世界的視野與角度。換言之，人們不僅通過圖像瞭解其它地方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內容，也藉此建構了對他方的認知與想像。 / New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being discovered contin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ouristic population, therefore, tourist images are constructed and being full of daily life along with media. Though the accumulative process of image and symbol, tourist frameworks create the abstract impression of “ Place” gradually, and then generate the edition of “Standard” and ”Typed ”.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image is indeed related to the imagin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of framing around a specific space. Tourism practice, however, occurs in a concrete space but also involves imagine-constructed,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body connect a link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a specific space. Therefore, travel books are the medium which introduce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while author/ traveler describe their own experience, meanwhile, they are strengthening the vision and perspective for readers to watch the world. In other word, people not only learn the life style and cultural content by tourist images, but also construct the 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筆者發現在台灣當代的旅行文學發展中，作品大多呈現「心遊於物」的主觀心靈活動，且較具個人特色，並值得深入研究的旅行文學作家為：席慕蓉、舒國治和鍾文音。在他們的旅行散文作品中，不但都有自己的表現方式，且含有心物交融的特質，而顯得不同於一般浮泛記實的遊記，能呈顯出特殊的風貌。因此乃激發筆者想深入探討席慕蓉、舒國治、鍾文音三位作家在「心遊於物」類的旅行文學作品上所呈現的最大特色以及貢獻與地位。 本論文主要分為五章： 第一章 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席慕蓉──鄉愁之心：主要藉由席慕蓉的生平、文學創作與成就，以及「心遊於物」類的旅行文學作品特色，從主題、題材、形式和語文風格等四個面向來探析席慕蓉的旅行書寫特色。 第三章 舒國治──滄桑感懷之心：主要藉由舒國治的生平、文學創作與成就，以及「心遊於物」類的旅行文學作品特色，從主題、題材、形式和語文風格等四個面向來探析舒國治的旅行書寫特色。 第四章 鍾文音──自我追尋之心：主要藉由鍾文音的生平、文學創作與成就，以及「心遊於物」類的旅行文學作品特色，從主題、題材、形式和語文風格等四個面向來探析鍾文音的旅行書寫特色。 第五章 三家旅行書寫作品之比較：筆者欲針對三家旅行書寫作品的主題、題材、形式和語文風格來進行比較，以突顯出三家旅行文學作品的異同之處。 第六章 結論：主要總結整體研究，藉由三家各別和綜合的分析，呈顯出他們在「心遊於物」類作品裡的特色與貢獻，然後進一步說明「心遊於物」類作品在台灣旅行書寫中的地位。 關 鍵 詞：旅行書寫、旅行文學、心遊於物、席慕蓉、舒國治、鍾文音

林文月有三種不同的文筆，發展依序是學術之筆、創作之筆，以及翻譯之筆。學術方面，她專攻六朝文學；創作方面主要在散文；翻譯則以日本古典文學為主。這三種文筆相互滋養，充實她散文獨特的美學。 從1971年第一部散文集《京都一年》開始，三十多年來，林文月至今有十一本散文集。由於學術、創作、翻譯三種文筆，構成林文月散文獨特風味，因此林文月的散文，和許多名家相比，數量雖不多，但質精。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首先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次就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作釐清說明，最後整理前人對林文月散文相關的評論，做一檢討，並指出各章重點。第二章分析林文月生命各階段的重要事件、經歷對其內心世界與創作所造成的影響，以此作為進一步分析其散文創作的基礎。第三章探討林文月散文創作的歷程，依其書寫的風格特色予以分期探討。從散文創作的進程，進而觀察探究其創作觀的形塑與內涵。第四章對林文月散文作品做全面的解讀與觀照，經由主題內容的分類與探究，進而了解其散文作品所顯露的思想 內涵和風格特色。第五章深入文本，並參考當代散文理論，萃取出林文月散文的藝術性，並且歸納分析其散文書寫的策略，以觀察林文月在長期的散文創作實踐中，所形塑的個人風貌。第六章總合各章所獲致的研究成果，對林文月的散文作綜合評述。指出林文月的散文融有「白馬湖」的風格，並且透過林文月散文作品的特質，歸納其在現代散文史上的意義與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