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探討莎士比亞《第一四部曲》中皇后的政治生涯。此探討之目的在証明瑪格麗特及伊莉莎白二位皇后在政治領域中之所以遭逢不幸，主要因為她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已內化父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父權壓迫的共犯；她們終能解放自己，因其能從經驗中學習到共同合作以抵抗壓迫。 全文共分為一篇序論、兩個章節及一篇總論。序論中簡介本主題的研究動機、方法及目的。第一章分為三部份，主要在探討瑪格麗特的政治經驗。第一部份『皇后的頭銜』」，說明瑪格麗特因執著於〝皇后頭銜〞的虛名而喪失自我，卻絲毫未察覺此頭銜不過是附屬於國王之下一個不穩定的身份標幟。第二部份『父權主義與女性無權（能）』，揭露瑪格麗特雖極力爭取政權卻無法獨立使用它。因其女性的角色，瑪格麗特在垂簾聽政之際，不但被有心人利用，而且被恥為越權。第三部份『自覺』，說明瑪格麗特在察覺自己成為父權壓迫的共犯後，給能擺脫皇后頭銜的束縛，進而重塑自我。第二章分為兩部份，探究伊莉莎白約遭遇與成長。第一部份『不幸的皇后』，揭發伊莉莎白受迫害，主要是因為她毫無抵抗地接受男人所給予的不平等地位。在第二部份『女性聯盟』中，藉由檢視瑪格麗特與伊莉莎白間的互動，我將証明女人間的互助關係可以減弱父權壓迫的程度。最後的總論是一則呼應正文的簡短摘要。其中說明女人處於任何地位，皆無法擺脫被排擠於政治領域之外及受父權壓迫的命運，除非她們能夠自覺受迫，並且合作以抵抗壓迫者。 / This thesis is an attempt to study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the queens in Shakespeare's first tetralogy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My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at Queen Margaret and Queen Elizabeth suffer misfortun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primarily because they are taugh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o internalize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so are conditioned to cooperate in their own oppression; they can finally liberate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learn from experience to resist patriarchal oppression by struggling together. The whole study is composed of one introduction, two chapters, and a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briefly outlines the motivation, method, and objectives of my research. Chapter one, including three sections, is an analysis of Margaret's experience.“The Title of Queen” uncovers how Margaret loses her sense of self because of her obsession with the title of Queen, an unstable identity to be set upon by the king.“Patriarchy and Female Powerlessness” focuses on Margaret's struggle and her incapability of exerting public power independently. Owing to her gender role as a female, she is simply used by ambitious men and scorned for her transgressions when she holds power in lieu of the king.“Self-awareness” exposes that an awareness other own cooperation in patriarchal oppression enables Margaret to get rid of the confinement of the unstable title of Queen and to reconstitute her selfhood. Chapter two, organized into two sections, discusses Elizabeth's suffering and growth.“The Queen of Sad Mischance” explores Elizabeth's victimization which is mainly due to her compliant acceptance of the unequal place allotted by men.“Female Bonding”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garet and Elizabeth, disclosing that the women-aiding-women relationship can probably weaken the process of patriarchal oppression. The conclusion is a concise summary in which I suggest that women of any rank are incapable of altering their fate of being estranged from politics and being oppressed by male power unless they have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own victimization and try to establish a kind of supportive group in resistance to the oppressors.

《阿信》是一齣日本NHK電視臺於一九八○年代初期製播的連續劇，其劇本由女劇作家橋田壽賀子綜合親友與女性雜誌讀者提供的許多昔日生活經驗，然後融入一名虛構的人物－阿信的生活歷程撰寫而成。本劇在日本播出後大受歡迎，在日本曾經創下百分之六十三的高收視率，甚至在播出後的十數年多次重播，還是相當受歡迎。本劇也曾在許多日本以外的四十三的國家播出，而且同樣受到相當的歡迎（即使在曾經受到日本侵略的許多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從收視率看來，本劇與《朱門恩怨》(Dallas)一樣，是一部成功的跨國大眾文化商品。此劇在日本剛播出時，本地就曾經以側錄錄影帶的方式引進，並在報端引起介紹興討論，甚至在日劇尚未解禁之際，幾近完全取材自此劇的國語與臺語連續劇版本，也受到相當的歡迎，日劇解禁之後，在1994年中，本劇正式引進國內，並受到空前的歡迎，形成一種文化現象，並掀起一股『日劇熱』。至1996年年初，還有有線電視頻道以原音播出。這股阿信狂朝，也受到一些批評與反彈，此間的電視演員工會發表聲明，直指引進日劇的中視是在從事『文化販毒』的『漢奸』行為，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與觀眾批評，此間如此熱烈的讚揚、收視《阿信》是一種落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陷阱而不自知的行為，這些批評隨即受到許多觀眾的反擊，指稱這些觀點無疑是一種以『保護文化』為外衣，實為清算『民族仇恨』的幌子，這種以偏概全的作法無疑地抹煞了本劇難能可貴的女性意涵與批判意識。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其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峻，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絡，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具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酸，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的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路，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研究者的文本分析指出，就文本的內容而言，《阿信》確實具有批判潛力的社會寫實劇特質，其以女性為敘事主體，從『政治正確』的角度正面描述左傾的農民運動、指控戰爭以及財團不擇手段的壓迫中小企業的劇情也是電視連續劇中極為罕見的。從內容來看，本劇確實具備了進步的寫實劇的特質。然而若還原本劇的產製脈絡，這些值得稱道的特質，是為了取得觀眾的信任，不得不然的妥協。研究者認為，基本上，《阿信》是一部為了解決日本國民面對血腥的歷史、外人的『經濟動物』譏評、傳統道德價值淪喪的焦慮，而產製的新的歷史建構與國家神話。其次，就其的表現形式而言，依循銀幕理論的思考，這些具有批判潛力的特質的劇情，反而有助於建立其『寫貿性』(realism)，除了可增加文本的權威感之外，還可以拉近觀眾與文本之間的距離，降低觀眾在詮釋層次挑戰這個論述的可能，有助於灌輸其隱含的意識形態。本文作者認為，其寫實主義的敘事形式，反而是一種『文本機制』(text device)，其『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意念的劇情，反而成為傳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有力見證，複製與強化了資本主義價值，而不是表面上所陳述的的反資本主義的立場。此外，本劇的戰爭論述也有許多可議之處，除了缺乏反省誠意之外，而劇情以後方的女性、兒童為敘事主體且偏重戰爭對日本的傷害的敘事方式，不但避開直接論及戰爭責任，也不斷的傳遞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觀念。這些都在在的顯示本劇在許多方面，都不是稱不上是有批判力的，其反而是一部文過飾非、沒有反省誠意，只想滌清其惡劣國族形象的『教化劇』。 訪談結果指出，教育系統與歷史記憶所建立的殘酷、好戰的日本人形象還是深植於受訪者心中。多數受訪者對日本人不表好感，然而這齣戲的劇情以及劇中的主人翁『阿信』還是受到多數觀眾的肯定與歡迎。受訪者對這出戲的評價與劇中人物阿信的良好評價，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日本人的觀感。從受訪者的陳述來看，大半的受訪者確實還是依循文本所提供的閱讀位置來解讀文本，對日本人抱予同情的立場。然而，這些詮釋主要不是來自於文本，而是文本呼應了受訪者對日本人的印象、以及教育體系的解釋、還有同樣曾處於威權社會生活氛圍體驗與同情。基本上，受訪者多半把這齣戲視為一齣本土的『鄉土劇』。而劇中國的國族論述，對全部的受訪者而言，只是故事背景而已。大部分的受訪者對其中涉及國族意識形態的劇情，傾向以個人化的角度去理解，對劇情的種種安排也覺得自然，沒有唐突之處，只有三位男性觀眾認為這出戲是宣傳劇，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其中兩位還是照常收看這齣戲。這兩位受訪者和其他受訪者一樣，認為本劇所傳遞出來的鼓勵向上的價值觀，以及阿信勇於面對生活困難的毅力與精神，才是他們收看這齣連續劇最大的樂趣所在。大多數受訪者起初選擇阿信的原因在於，無法在同檔的本土連續劇中找到可以滿足他們認為言之有物、製作精良的連續劇，所以才收看阿信。對大多數受訪者而言，《阿信》與製作精良的日本商品沒有什麼不同，看阿信是無關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說，從本研究的觀眾訪談中，文化帝國主義論者或是媒介決定論者力陳的文本宰制效果並不是很強。儘管如此，本文作者認為，我們還是必須注意媒介的長期影響，我們固然不必採取狹隘的『影視鎖國』政策，然而維持某種程度的管制，以提高本土戲劇的自製能力還是有其必要。

藉由接觸《女聲》網站，研究者得知兩位女性站長獨立經營網站五年多，從中理解站長強調各種女性的發聲權，並以書寫日常生活事件作為論述基調，以及鼓勵女性網友發言，引發研究者對兩位站長本身產生濃厚興趣，欲探討兩位女性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過程、參與女性運動的經歷，及其與網路科技的密切關係。 本論文採用生命故事研究取徑，透過接觸網站與親身訪談，理解兩位女性站長的生命內涵與故事。本研究發現兩位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與其個人婦運經驗，呈現彼此辯證的情形，具體顯現經驗與覺醒，或說實踐與意識，兩兩交互影響，以循環或螺旋方式持續進展，非線性走向，不斷歷經微妙或戲劇性轉折；此外，兩位站長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則呈現親近與親密的樣貌。換言之，兩位女性的個別經驗與感受，實則展現性別、科技與運動主體性交織的生命故事。

本項次級研究(secondary study)係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的資料進行分析，旨在探討教育與職業地位取得之性別差異與變遷，透過女性主義觀點的檢視，體現近代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趨勢。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計有：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問卷與Trieman的「國際職業聲望量表」，共計擇用有效樣本2198人進行分析，並利用迴歸分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等統計分法，進行模式之檢證。主要發現如后： 一、 兩性的教育取得具有性別差異，惟其差距日趨降低；而教育總年數因隨時間變遷的漸次提增，為兩性在教育取得的共同趨勢。在同一人口年輪教育取得的性別差異比較中，男性較女性具有教育取得的優勢，尤其在1967年以前出生的人口群中更為顯著。然而在教育取得的變遷中，教育取得的愈佳化，是一無性別差異的共同趨勢，亦即兩性的教育取得均日趨提昇。 二、 兩性的職業地位取得具有性別差異，尤其在職業收入上更甚顯著。在同一人口年輪職業地位取得的性別差異比較中，男性較女性具有職業地位取得的優勢。尤其兩性職業收入的差異，在1967年以前出生的人口群中更是明顯。而職業聲望的性別差距，在1967年以後出生的女性人口群中，即便其職業收入與男性的差異已大幅減低，但因其從事的職業結構，反使其職業聲望居處劣勢。惟就女性職業地位取得的變遷而論，在時間的嬗變中，女性的職業聲望與收入均已大幅的提昇。 三、教育取得對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具有兩性的性別差異。在同一人口年輪的性別差異比較裡，男性的教育取得對其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甚於女性，故而在女性教育程度亦漸趨提昇之際，教育取得對女性職業地位取得的助益，相對於男性是較低的，故而教育水準的提昇，將會是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的必須，但其未必能成為社會地位晉升的最佳途徑。惟女性的教育取得，在社會變遷的氛圍裡，對其職業聲望的助益是較有利的，因教育的取得將有助於其在主流職業結構中從事較專業、職業聲望較高的工作。

一個人的一生都與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從出生開始，就在家庭之中成長茁壯，到就學年齡就到學校接受教育，就學時期，也參加各式的活動、社團，更長則進入社會，加入企業、政府、軍隊等組織。組織的成立都有其目的，參與的成員都希望能夠達到組織的目的，這與組織的「人」和「事」，有相當大的關連。 組織架構是眾人組成之合作體系，其運作則為資源應用、創造價值與分配價值的過程。組織能否順利營運，需要靠「人」（理念、文化、成員）與「事」（活動、技術、結構）的互相配合，建立協調性與共榮性以便發揮協力之效。 在企業的組織研究之中，性別的議題也慢慢地被重視，從研究管理者的性別差異開始。若將組織類同於人，人有生命週期，組織也有生命週期，從人有性別的觀點來看組織是否有性別，進而討論不同的性別下其行為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在一個陽剛特質高的組織，組織的目標為功能性的，溝通多為工作需要，溝通方向多為由上向下，主要以命令的口氣與下屬溝通，決策的過程偏向理性，領導者利用獎懲來使員工工作。但在一個陰柔特質高的組織，組織目標多為共同性的，因情感而發生溝通的需要，由下向上的溝通也非常的重要，較多的以直覺來做決策，組織關注在「人」，領導者藉由個人的魅力來將使命移轉給員工，使員工的個人目標能與組織的目標一致。 由個人的社會性別的觀點，分別由陽剛特質及陰柔特質的高低，將組織區分為陽性組織、陰性組織、未分化組織、及陰陽同體組織。而陽性組織由軍隊組織來代表，陰性組織由宗教組織來代表，未分化組織由政府組織來代表，陰陽同體組織以企業組織為代表。 從組織的社會性別觀點來檢視一個組織，不同於過往的組織理論的概念，這個架構的建立，提供了另一種用來觀察組織的角度，即一套分析工具。這樣的架構可以用來研究組織之間的差異，以及四種類型組織內的差異。因此可以應用在組織的建構或發展，或是組織改變的依據。

戰後台灣由農業社會逐步轉型為工業化社會，因應龐大的就業需求促成居住人口的遷徙與移動，進一步形成自六○年代起，台灣社會都市化加速發展的現象。傳統都市書寫多將都市視為台灣本土的他者、外來者，以負面形象在文本中現身，本研究以「台灣女性小說與都市發展」為題，欲探討台灣社會都市化快速發展的六、七○年代，女性作家如何書寫都市。除了宏觀地看見從政經權力、外資美援等外在勢力影響都市的面貌之外，能不能由女性都市書寫的小說文本中看見更微觀的內在力量？本論文以繁露、孟瑤、郭良蕙、童真、蕭颯五位女作家書寫都市經驗，或以都市為背景描繪人與城市之間關係的小說作品為文本，藉由空間理論的閱讀方法作為文本分析的取徑，並以女性主義者如吳爾芙、西蒙．波娃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及基進派女性主義為切入觀點，對上述女作家的小說進行文本分析，欲挖掘出六、七○年代女性書寫都市的多種樣貌。期能呈現出台灣都市發展中，女性小說中空間意義和書寫意義的興起與轉型，進而探討女作家筆下都市對女性社會及角色形象的衝突，以及都市興起帶來的經濟繁榮與城市地景變化，對文本的氛圍和小說的形式所帶來的影響。

臺灣女性主義的性侵害研究，發展出被害人「無聲—現身／聲—失語」困境研究的學術脈絡。本論文嘗試在這樣的本土學術脈絡中，從論述的層次，探討女性被害人形象的社會建構與性侵害案件「真相」建構之間的關聯性。本論文援引論述分析的理論架構，並利用「從屬位置」（subject position）作為概念工具，詮釋臺灣當代司法實務判決與媒體言說如何論述具體性侵案件的女性被害人。本文認為，判決心證中的法律論述，與媒體言說中的道德論述，在具體性侵害案件的討論上，均建構出相似的、單一的女性被害者從屬位置。前者以去脈絡化、去關係化的方式解讀性侵害被害人的故事，形塑出原子式的主體位置，後者則是以性別化的道德標準對女性被害人課以嚴苛的道德責任。兩者互為援引，支持彼此的正當性，進而形成一不利於女性被害人敘事的論述結構。一方面，她無法成為判決心證論述中全知全能的原子式主體，另一方面，她也未能符合道德論述中那個對性（sexuality）有著高度警覺性的主體。因此，具體案件中的女性被害人，作為性侵害事件中的主體無法被看見、承認，而成為「失格」的被害人，從而，她的性侵敘事也成了「失真」的故事。

凱蘿‧邱琪兒在《醋湯姆》和《頂尖女孩》主要運用社會女性主義的觀點，探討女性在資本主義與父權的宰制下所遭受的壓迫。兩部作品中不但關注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更重視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下，女性會因階級上的差異而自我分化。 第二章在分析《醋湯姆》 中，邊緣弱勢女性在面對父權壓迫時的種種煎熬、憤怒、 與掙扎。《醋湯姆》以十七世紀基督徒獵殺女巫事件為背景，劇中被指控為女巫者，大多為社會邊緣人。其中指控他人為女巫者，竟也不乏女性，他們為了自我的利益和生存，願與父權共謀，欺壓弱勢階級，但自身也受父權機制的壓制。此外，本劇穿插的歌曲將十七世紀迫害女巫的厭女思想連結到二十世紀持續詆毀女性的態度。 第三章則著重《頂尖女孩》，雖然劇中出現諸位歷史上的成功女性，但至今女性仍 為了追求成功而缺乏團結甚至放棄母職。1980年代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成功女性」可以跨越階級的藩籬並獲取職場上的成就。但劇中批評Marlene，這種為了事業成功而放棄家庭的女性，不過是複製了另一種父權思維而已。另外，第三章也探討邱琪兒創新的寫作手法，她認為向父權屈從的女性角色在性別扮演上皆有其目的。女性角色過度強調外在的服裝藉此討好男性支配者，並展現自已的社會地位。例如，Marlene刻意穿著女性服裝遮掩自身，實際上是在遵從父權體制。 第四章為總結，邱琪兒在兩部劇本中指出部分的女性不願意團結，也拒絕幫助大多數的女性尋求轉變。藉由這兩部作品邱琪兒檢視女性間的階級衝突：女性為了自身利益和成就壓迫其他女性；遭受壓迫的女性因難以離開困境而敵對成功的女性。那些屈服於父權的女性不單強化了父權體制，更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造就更加無望的未來。 / This study of Vinegar Tom and Top Girls demonstrates how Caryl Churchill asserts her socialist feminist concerns of intertwining class and gender issues. Both plays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situation and gender oppression. She makes explicit that the class hierarch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women’s experiences. The power and injustice are practiced by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which uphold the oppression for women. The main concern of both plays is the indictment of the women in powerful clas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In Vinegar Tom, the witch accusations result from the patriarchal and class prejudice against poor and marginalized women. Th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s manifested by some women who are patriarchal agents to victimize the women of lower class. In addition, by using the songs, Churchill presents shocking connection between medieval misogynist attitudes to witches and people’s continuing denigrating attitudes to women in general. Top Girls manifests, in spite of the historical women’s success, lack of solidarity and abandonment of motherhood remain unchanged in the present time. Thatcherite politics promoted the image of the high-flying female achiever who was capable of transcending class boundaries and of attaining material success in the work place. However, in this play, the successful woman, Marlene is a believer of patriarchy in disguise of a woman who forsakes her origins and family. In addition, there is a theme of performed gender roles in both plays. The women who collude with patriarchy focus on their dressing to achieve the practical purpose. In both plays, Churchill addresses the women who do not build solidarity or foster change for the majority of women. The women of upper class oppress the other women to attain their achievements or pursue their own benefit. The women of lower class cannot escape the plight and they are hostile to those upper class women’s advances. The women’s collusion with patriarchy strengthens the stabl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causes a bleaker environment for those disadvantaged women.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女校長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這兩種生活所面臨的壓力與因應壓力的策略，最後並對於女校長因應壓力的策略及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一位新竹縣國中女性校長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 一、女校長面臨的家庭生活壓力為：（一）金錢的壓力；（二）家庭圖像無法建構的壓力；（三）害怕失去依靠的壓力；（四）遭人品頭論足的壓力；（五）弱勢女人的壓力；（六）親子溝通的壓力；（七）「愛情紅綠燈」－婚姻生變的壓力。 二、女校長面臨的學校生活壓力為：（一）初任校長時的壓力：1.交際應酬的壓力；2.與屬下認知落差的壓力；（二）校內人際相處的壓力：1.被要求滿足眾人需求的壓力；2.「人很難搞」的壓力；3.不知道如何安置「不屑之人」的壓力；（三）自我實現的壓力：1.實現教育理想的壓力；2.專業進修的壓力。 三、女校長因應家庭生活壓力的策略為：（一）學習放下自己；（二）和先生溝通，尋求協助；（三）倚靠宗教信仰的力量；（四）做好親子溝通，經營親子關係；（五）動態減壓－培養運動習慣；（六）靜態減壓－音樂與書籍。 四、女校長因應學校生活壓力的策略為：（一）視輕重緩急安排工作順序；（二）定風波－八風吹不動；（三）堅持品質，不畏艱難；（四）處難處之人以耐心相待；（五）善待屬下，給予正向加強；（六）遠離是非，避免閒聊；（七）冷眼旁觀，留下緩衝空間；（八）給別人機會和空間；（九）請教跨縣市的校長。

以色列是全世界有女兵的國家中，唯一對女性實行「徵兵制」的國家，1948年以色列建國即正式建置女兵部隊，以色列女兵自獨立戰爭開始歷經大小不同戰役，女兵與以色列建國有著密不可分之關聯與重要性，所以探討女兵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將是本文研究之重點。 由於高科技對戰爭影響層面的多元化，就以色列國防體系作用而言，女兵亦擔任不可或缺的角色，當然也相對提升在軍隊中的功能與定位，本文亦將探討以國女兵於以色列國防軍建置背景、過程及擴展至軍中各層面之歷程，並分析女兵在歷次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定位、與貢獻及分析以色列政府對女兵未來之政策走向。 1970年代開始，由於女性主義者爭取男女平等及軍中缺乏男性人力等因素，許多國家逐漸開放女性進入軍隊，在女性軍人日益增多且從事任務範圍越來越廣之際，「女兵」在軍隊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愈形重要，遂成為眾所關注之課題。本文亦將扼要介紹目前世界女兵之概況，並以俄羅斯、美國、中共三個國家為研究重點，藉以了解目前女兵現況。 本文選擇兩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因國內外研究以色列學者並不多，關於以色列女兵之研究專書及論文更是鳳毛麟角，研究時發現以色列女兵自1948年成立後，便禁止女兵從事戰鬥性職務角色，直到1994年由最高法院對愛麗斯.米樂（Alice Miller）案作出判例後，才重新讓女兵回到第一線，期間以國政府對女兵的角色定位及戰鬥職務之認定也將是本文研究內容。 本文分別由「人道考量」、「兵役制度」、「政府政策走向」之角度探討以色列女兵制度與政策之爭辯，並將分析以色列女兵的制度、貢獻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