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書寫」是作家以女性為本位的思考角度所進行的文字書寫，寫內在的自己，長久而深藏的壓抑才能紓解，才能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藉此打破父權的語言牢籠與價值觀。而女性文體的特色為：如流動詩歌般能穿透身體的文字感染力、有曖昧性的語言空間、親密的隱喻、能寫出父權制語言無法描述的身體欲望等，以這些角度來閱讀施叔青的小說作品，其女性書寫的特質也與之相符合，更成為其寫作的重要基調。 由於尚未有專論從「女性書寫」的方法來探究其全部小說作品。因此，本論文擬以施叔青小說的文本來出發，從女性書寫的角度來探究其作品，希冀能對施叔青的小說研究做補充。 本章先針對六○年代以後的台灣女性小說發展背景作一簡單的概述，以便了解施叔青崛起當時的文壇生態。再從施叔青個人的生命史出發，並進一步對其創作歷程加以研究，以此作為分析其小說創作的基礎。 關於施叔青的女性書寫意識，在第二章中將先針對作家創作時產生影響的女性主義學說，作一概略性說明。另外，對於作家小說文本出現的女性人物也進行分析探究，將其女性形象做分類，並從女性形象的藝術技巧切入，析論施叔青如何形塑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不同樣貌。 第三章探討施叔青女性書寫的策略，分為旁觀的敘述者、情慾書寫、小敘述手法、歷史書寫四個小節。第一節中從去勢無能的男性人物角度出發，寫出她對父權宰制的嘲諷與抵抗；第二節中論述施叔青細緻微妙的情慾書寫，透過書寫女性情慾來逾越父權思維規訓女性的古法倫常；第三節從小敘述的手法，建立屬於自己的女性書寫文學；第四節以女性寫史的角度，顛覆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傳達出以小博大的企圖心。 檢視施叔青小說中女性書寫的呈現，表露出女性自我成長的脈絡軌跡：從最初「閣樓裡的瘋女人」，以瘋狂、邊緣手法來顛覆父權為中心的傳統；來到第二階段的「父權下的無奈」，作者揭露女性切身所遭遇的問題，來反應女性在父權禁錮下的掙扎與覺醒；到了第三階段的「身體書寫」，積極且正面去歌頌身體，進而達到解除父權禁錮的目的，藉以確立女性自己的地位。 在結論部份，筆者認為施叔青小說的女性書寫，在當今文壇上可說是難掩其光輝，無論是在台灣或在香港，都應有其重要的定位，在台灣女性文學史中應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研究的發問從研究者自身經驗以及大眾媒體內容出發，試圖瞭解成年女性學習芭蕾背後指涉出女性身體、芭蕾文化以及社會性別結構之間的何種關係，並從中探討女性身體在習舞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對此，在理論的引用上，本研究以人類學的「體現」典範和美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Iris Marion Young的理論觀點，將女性身體視為一個知覺主體進行分析探討；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深度訪談法」以及研究者本身的「參與體驗」，以對成年女性的習舞身體經驗進行多方詮釋，從中瞭解該經驗所呈現、調和與轉化女性身體、芭蕾文化和社會性別結構的種種現象與關係。 本研究發現成年女性的芭蕾身體經驗共有三個特質：首先，成年女性在學習芭蕾的過程中，得以覺察自我身體感官，抒解身體壓力，並從社會角色回歸真實自我，對於身體的關注也不再僅集中在視覺觀感，同時也重視身體體驗。芭蕾的身體經驗成為成年女性擺脫社會角色，回歸身體知覺的「她方」國度。 再者，芭蕾身體經驗具有「轉化」的功能。此經驗一方面轉化了成年女性和日常生活的關係，改變成年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姿態、生活行動的意義，讓成年女性有再詮釋個人與生活世界的能力。另外在「芭蕾學習文化」的部分，成年女性在日漸老化、退化身體的限制下，以親身體驗與實踐，重新定義學習芭蕾的年齡上限與可能性，也藉此展現女性身體的能力、自主與超越性。另外，在本研究也發現，成年女性的身體經驗讓過去象徵為男性凝視的芭蕾文化，轉變成女性自我體察與觀看，而重新定義芭蕾的觀看意義，此乃有別於過去女性主義的芭蕾研究結果。 最後，本研究發現女性身體乃是同時交織主客體面貌的多元身體，亦即女性身體在自我知覺以及社會性別結構之中來回游移，時為主體，時為客體，女性身體遂在自我和社會之間不斷變化其面貌。 女性身體有其能動性，但其也必須在社會性別結構之下扮演其角色，因此對於扮演主客體的女性身體的關注，可能不在於尋求身體的終極解放，而是女性身體如何在結構的限制之下，獲得更多的自主與選擇的可能。在本研究中，成年女性在芭蕾學習經驗中，回歸純然的身體知覺，即開啟女性身體自主的可能與契機。

近年來，科幻這一源起於西方的文類，隨著新科技在世界範圍內發展和傳播，開啟了它全球化歷程。在中國大陸，其熱度也隨好萊塢科幻影片、外國科幻影集的流行，以及國內科幻作家在海外獲獎而逐年增加。但對閱聽人來說，在其強調「幻想全人類未來」的宣言背後，卻有著不易察覺的界線，無論是在性別、國族還是類型內部的分野。這種「名不副實」一方面反映出充斥在這個世界中複雜交錯的社會脈絡和權力關係，另一方面又在悄然形塑著閱聽眾對特定主題的話語、認同和想象。 隨著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加深，這種現象應當引起重視，特別是在對科幻的跨文化閱讀中。但是，由於該類型在中國大陸尚屬小眾文化，未能在大眾流行文化傳播和閱聽人研究中引起關注。 本文運用俗民方法論中的質性深度訪談法，聚焦中國大陸女性科幻迷這一閱聽群體，探看她們如何在這種傳統上被認為是「西方的」、「陽剛的」文化領域內進行跨文化閱聽和著迷實踐。嘗試描繪她們在性別界線、國族界線以及科幻類型邊界與社會脈絡的交織中，如何實踐和理解自身認同、迷/群與社會，以及科幻類型本身。 本研究中的中國大陸女性科幻迷在倚賴網路科技進行科幻閱聽和著迷中，表現出一定的主體意識和能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踐Donna Haraway 所謂的「混淆界線」，並從中獲得歡愉。但另一方面，她們也受到其所在的社會脈絡的限制，而無法完全察覺科幻對於「全人類幻想」承諾背後的陷阱。此外，她們對迷/群的認同與互動，體現出一種對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迷/群和網路迷/群的迴避與疏離。總結來說，她們在閱聽、著迷科幻的愉悅和協商中，表現出一種「愛恨交織」的心理。

在父權的社會中，女性一直處於被宰制的弱勢地位，雖然今日女性在賦權的過程中，已在經濟、宗教、教育各方面達到平權，但在真實的社會制度裡，兩性平權依然只是一種幻覺。 本研究將藉由女性主義的觀點，輔以Goffman的「污名」理論與Veblen的「有閒階級」理論，探討過往兩性在酒文化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當前臺灣資本主義社會的酒類廣告，如何呈現兩性意象，來作為洞悉台灣女性賦權真況的著力點。 研究發現，在酒類廣告中，女性主義所提倡的符號，已然被酒商商品化，而女性被污名化的現象，從明顯易見的狀況轉為更精緻隱晦的手法。最後，酒類廣告中，父權主義男性對於女性的刻板意象依然存在，例如，男性掌握了權力與生產工具，女性還是努力模仿學習男性，或只是配角。由以上可得知，目前的兩性平權，還是僅存於表面形式，真正的女性賦權，仍有一段辛苦的道路要努力。 /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women have long occupied a lower status . Although women today have gained more rights in economy, relig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denger equality is still an illusion in real social system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mpowerment of Taiwanese wome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eminist view, complemented with Goffman's "stigma" theory and Veblen's "leisure class" theory, discussing the roles women and man played in the wine culture in the past, as well as how gender images are currently presented in alcohol advertising.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wine merchants have commercialized in the advertising the symbols advocated by the feminists. And the stigmatized phenomenon of women still exists, while just turning from obvious ways into more sophisticated approach. Men’s patriarchal stereotype images for women still exist. For example, men control the power and produce tools, while women still try to imitate men, or just take supporting roles. From all abov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at gender equality is merely superficial. There is still long way to go for the woman empowerment.

民國八十八年刑法修正，象徵刑法處罰性犯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已經由過去的貞操走向性自主權。然而貞操所捍衛的性資源獨佔意識與性自主權內涵中的自主、自決精神相抵觸的情形，依然存在於局部的刑法性犯罪刑事立法規範體系中。例如以刑法處罰通姦、性交易、媒介性交易、公然猥褻、散步猥褻物品等行為，是否與保障個人性自主權的精神有所違背，不無疑問！本論文的研究即以此為出發點，以性自主權的保障為核心，全面檢討民國八十八年刑法修正後的性犯罪刑事立法規範。

在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非但是一個能完整為自己發聲的女作家，也是文學史上少數未曾缺席的女性創作者，通過詞作，她向世人呈現出屬於自己的姿態，也經由詞作在歷代的傳播、接受，她獲得「婉約詞宗」的地位，更成為文學史上「女性經典」的重要代表人物。若從女性主義及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李清照女性經典地位的確定，有三個主要可以探討的重點：首先是「李清照女性性別與其創作關係」，二則為「李清照女性性別與詞書寫的關係」，三則為「李清照女性性別在接受與認同上的影響」。 因此本論文從「性別」角度切入，先探討李清照女性身分與創作主體的關係，從李清照家庭教育與婚姻，思考李清照女性主體性之所以型塑、建立的原因，並以其創作中最能抒發個人情感的詞作為主，輔以其他相關詩、文，作為解讀其女性意識的載體，試著重構出李清照在不同階段的女性創作意識，及自我形象刻畫的獨特性。接著以詞體為主，追溯詞學上「男子而作閨音」的特殊現象；再由男女性別認同的差異，分析男、女在不同文化的期待影響下，性別意識對詞作書寫的影響，並以「愛情、離亂」兩大主題，比較李清照與宋代重要男性詞家在書寫方式上的異同，更深入的探析性別意識在詞書寫上的影響。 最後再從「性別與認同」的角度，從文學接受史中文化規範和預期形塑對李清照「敘述認同」（ipse identity）所產生種種現象作分析，先依歷代詩話品評、筆記摘要、或是序跋評點的紀錄，分析文學接受史中「易安詞的經典化歷程」，再依李清照個人所形成的「召喚主題」，來分析李清照個人接受史上主要被關注的是哪些面向，又是以何種女性形象被接受、塑造。最後再將評論者在敘述上所採取的敘述主題、策略作分析，從評論中關於「再嫁、才女認同、詞之評價」等接受狀況，探討「性別」議題在李清照接受史上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試圖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及觀點，探討處理婚姻暴力事件之警察人員所持之性別意識，因此主要以有報案經驗之受虐婦女為研究對象，透過其對於警察人員在現場處理過程之陳述，瞭解警察人員在處理過程中是否有性別意識偏差之言語、態度及行為，並且進一步分析這些偏差的性別意識是否會對於受虐者的心理層面造成影響，而其對於婚姻暴力的處理結果的影響又為何？並以警察人員之性別意識量表施測為輔，希冀以一客觀、中立、有效性之量表測量警察人員本身所持有之性別意識之大致樣貌。亦即本研究試圖以質量並行之方式達成本研究之目的，並回答本研究之問題。最後，透過文獻分析以及理論上的探討，試圖對於本研究發現，基於政策制訂的角度，提出政策上之相關建議。

本論文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視角，探討俄國作家托爾斯泰作品中受爭議的悲劇女性，亦即不符合賢妻良母傳統特點的女性與其悲劇命運的關聯。在論文第一章緒論中，將條列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研究途徑、方法，和相關文獻。在第二章中，本論文將分析整理托爾斯泰兩性觀的背景，由整個西方文化對女性形象的觀念開始，逐漸縮小範圍至俄國社會對女性的觀點，然後於第三章分析托爾斯泰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及他在書信、日記、作品和言行中所表現的兩性觀。第四章將從托爾斯泰的兩性觀點，探討其作品中的悲劇女性，以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克洛采奏鳴曲》與《復活》中的三位女主角作為例子，印證托爾斯泰兩性觀中女性形象的善惡兩極，與其命運的結局。

尼采作品《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一句：「你要到女人那兒去嗎？別忘記你的鞭子！」使得多數的人認為尼采是一個標準的「厭女主義者」。另外有些人則探究，到底尼采對女性真正的看法是什麼？他崇敬她們嗎？鄙視她們嗎？亦或是兩者皆是？尼采的哲學思想築於個人親身經驗並有著連貫性，唯有對其生平經歷和著作思想有全面徹底的了解，才能客觀的加以評論。 　　檢視19世紀的歐洲，當時的男性確實比女性來的主動，而女性也視愛情為生命中很重要的經驗。如果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因素，尼采在當時對女性所做出的這些批評是可以理解的。他運用一種自我批評和自我嘲諷的手法，將當時社會女人的處境真實的陳述並提出他的見解，希望女人面對自己不利的情況，能夠善用自我的優勢，尋找、創造與提高自我的存在價值，以達到超人的境界。 　　本文從現代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出發，針對尼采一生的經歷及其作品中與女性議題相關的重要著作內容加以整理和分析，從而反思尼采論述中對女性觀的真實面目，以及現代女性主義者對他女性觀的評價。 / „Du gehst zu Frauen? Vergiess die Peitsche nicht!“ – wegen dieses Satzes in Friedrich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veranlasste viele anzunehmen, er sei ein Misogynist. Einige aber versuchen zu ergründen, was genau die Einstellung Nietzsches zu den Frauen ist. Verehrte er sie? Verachtete er sie? Oder beides zugleich? Die Philosophie Nietzsches beruht hochgradig auf eigenen Erfahrungen und hat hierin seine Kohärenz. Das umfassende und vollständige Verständnis jener Lebenserfahrungen und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ist mithin Grundvoraussetzung fuer eine objective Diskussion über Nietzsches Philosophie. Betrachtet man das Europa des XIX. Jahrhunderts, so stellt man fest, dass Männer gesellschaftlich aktiver waren als Frauen; diese wiederum betracteten Liebe als wichtige Erfahrung im Leben. Zieht man die damalige gesellschaftliche Situation in Betracht, so wird die von Nietzsche an den Frauen geäusserte Kritik verständlich. Auf selbstkritische und selbstspöttische Art und Weise stellte er die Position der Frauen jener Zeit trefflich dar und bezog Stellung, in der Hoffnung, die Frauen würden ihrer misslichen Lage entgegentreten und lernen ihre Vorteile zu nutzen um ihren Selbstwert zu finden und den Existenzwert ihrer selbst letzlich so zu erhoehen, dass sie ins Reich des Übermenschen transzendieren koennen. Ich versuche im folgenden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modernen Feminismus eine Zusammenstellung und Analyse der in seinem Leben gesammelten Erfahrungen und der Teile seines Opus, der sich inhaltlich auf die Frage der Frau bezieht. In Anschluss sollen die tatsächlichen Merkmale des Frauenbildes Nietzschen einem Diskurs unterzogen und der Bewertung seiner Frauensicht durch den modernen Feminismus gegenübergestellt werden.

本研究討論台灣當代小說的瘋狂敘事，以舞鶴和陳雪的小說創作為主要觀察中心。在討論瘋狂敘事之前，首先解釋「現實」概念在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文化團體之間所具有的多重指涉，藉著分析不同文化團體與作者間的相互關係，本研究發現在這樣的文化場域內所產生的拉攏和排拒力量，都將影響作家的創作甚鉅。然而，有些作家卻以瘋狂敘事作為一種保持「心靈語言」的方式。本研究主要先找出台灣小說瘋狂敘事的系譜，追溯至六○年代現代主義作家，以王文興為例，他在小說中早已經表現出「理性啟蒙」和「浪漫瘋癲」的雙重意識。在舞鶴的作品中，他藉由瘋癲者被監禁的主題裡繼續「理性」和「瘋狂」相互交纏的雙重結構，並研發出他扭曲的文法，逆轉了「神聖」與「卑賤」的涵意，同時他也自鑄各種新詞，以作為威權時代後的創傷病癥。論文的第二部分討論陳雪的瘋狂敘事，發掘她與前世代女性作家瘋狂敘事的差異之處。不同於奧菲莉亞的浪漫或美杜莎的恐怖形象，陳雪以混亂而不安的精神辯論、循環不已的時間系統表現出創傷的延遲反應。但陳雪的創作不停留於自憐階段，反倒以創傷為媒介，展開集體附魔的發瘋效應。因此，在舞鶴與陳雪的精彩絢麗的文字創作中，我們看見瘋狂敘事多向發展的可能性和差異性。 /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of madnes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Wu He and Cheng Syue. The study starts wit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reality” in different eras and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s of “reality” among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pposite cultural groups and writers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strengths of both alliance and repulsion inside the cultural field greatly influence literary writings; some writers, however, utilize the narrative of madness to retain “language of the mind.” The main part of the study discovers the genealogy of the narrative of madness in Taiwan by tracing back to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in the 1960s, including Wang Wen Hsing, who shows double consciousness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and “romantic madness.” My study then aims at the theme of “confinement” in Wu He’s works, since he extends the dual structure of “reason” and “madnes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confinement.” Besides, Wu He develops a distorted grammar to converse the concepts of “sanctity” and “ignobility” and creates new phrases to show the symptoms of trauma after the authoritarian era.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of madness of Chen Syue,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of expressing madness between her and the female writers of the earlier generation. Unlike the romantic figures of Ophelia and the horrible images of Medusa, Chen Syue’s works show the belated traumatic affects with anxious debates and circulating systems of time. Furthermore, Chen Syue’s writings do not stop at the stage of narcissism, but rather reveal the mediating function of trauma which triggers madness. Therefore, in Wu He and Cheng Syue’s works, verbal extravagance displays diverse possibilities and aspects of the narrative of ma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