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是一齣日本NHK電視臺於一九八○年代初期製播的連續劇，其劇本由女劇作家橋田壽賀子綜合親友與女性雜誌讀者提供的許多昔日生活經驗，然後融入一名虛構的人物－阿信的生活歷程撰寫而成。本劇在日本播出後大受歡迎，在日本曾經創下百分之六十三的高收視率，甚至在播出後的十數年多次重播，還是相當受歡迎。本劇也曾在許多日本以外的四十三的國家播出，而且同樣受到相當的歡迎（即使在曾經受到日本侵略的許多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從收視率看來，本劇與《朱門恩怨》(Dallas)一樣，是一部成功的跨國大眾文化商品。此劇在日本剛播出時，本地就曾經以側錄錄影帶的方式引進，並在報端引起介紹興討論，甚至在日劇尚未解禁之際，幾近完全取材自此劇的國語與臺語連續劇版本，也受到相當的歡迎，日劇解禁之後，在1994年中，本劇正式引進國內，並受到空前的歡迎，形成一種文化現象，並掀起一股『日劇熱』。至1996年年初，還有有線電視頻道以原音播出。這股阿信狂朝，也受到一些批評與反彈，此間的電視演員工會發表聲明，直指引進日劇的中視是在從事『文化販毒』的『漢奸』行為，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與觀眾批評，此間如此熱烈的讚揚、收視《阿信》是一種落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陷阱而不自知的行為，這些批評隨即受到許多觀眾的反擊，指稱這些觀點無疑是一種以『保護文化』為外衣，實為清算『民族仇恨』的幌子，這種以偏概全的作法無疑地抹煞了本劇難能可貴的女性意涵與批判意識。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其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峻，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絡，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具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酸，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的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路，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研究者的文本分析指出，就文本的內容而言，《阿信》確實具有批判潛力的社會寫實劇特質，其以女性為敘事主體，從『政治正確』的角度正面描述左傾的農民運動、指控戰爭以及財團不擇手段的壓迫中小企業的劇情也是電視連續劇中極為罕見的。從內容來看，本劇確實具備了進步的寫實劇的特質。然而若還原本劇的產製脈絡，這些值得稱道的特質，是為了取得觀眾的信任，不得不然的妥協。研究者認為，基本上，《阿信》是一部為了解決日本國民面對血腥的歷史、外人的『經濟動物』譏評、傳統道德價值淪喪的焦慮，而產製的新的歷史建構與國家神話。其次，就其的表現形式而言，依循銀幕理論的思考，這些具有批判潛力的特質的劇情，反而有助於建立其『寫貿性』(realism)，除了可增加文本的權威感之外，還可以拉近觀眾與文本之間的距離，降低觀眾在詮釋層次挑戰這個論述的可能，有助於灌輸其隱含的意識形態。本文作者認為，其寫實主義的敘事形式，反而是一種『文本機制』(text device)，其『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意念的劇情，反而成為傳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有力見證，複製與強化了資本主義價值，而不是表面上所陳述的的反資本主義的立場。此外，本劇的戰爭論述也有許多可議之處，除了缺乏反省誠意之外，而劇情以後方的女性、兒童為敘事主體且偏重戰爭對日本的傷害的敘事方式，不但避開直接論及戰爭責任，也不斷的傳遞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觀念。這些都在在的顯示本劇在許多方面，都不是稱不上是有批判力的，其反而是一部文過飾非、沒有反省誠意，只想滌清其惡劣國族形象的『教化劇』。 訪談結果指出，教育系統與歷史記憶所建立的殘酷、好戰的日本人形象還是深植於受訪者心中。多數受訪者對日本人不表好感，然而這齣戲的劇情以及劇中的主人翁『阿信』還是受到多數觀眾的肯定與歡迎。受訪者對這出戲的評價與劇中人物阿信的良好評價，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日本人的觀感。從受訪者的陳述來看，大半的受訪者確實還是依循文本所提供的閱讀位置來解讀文本，對日本人抱予同情的立場。然而，這些詮釋主要不是來自於文本，而是文本呼應了受訪者對日本人的印象、以及教育體系的解釋、還有同樣曾處於威權社會生活氛圍體驗與同情。基本上，受訪者多半把這齣戲視為一齣本土的『鄉土劇』。而劇中國的國族論述，對全部的受訪者而言，只是故事背景而已。大部分的受訪者對其中涉及國族意識形態的劇情，傾向以個人化的角度去理解，對劇情的種種安排也覺得自然，沒有唐突之處，只有三位男性觀眾認為這出戲是宣傳劇，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其中兩位還是照常收看這齣戲。這兩位受訪者和其他受訪者一樣，認為本劇所傳遞出來的鼓勵向上的價值觀，以及阿信勇於面對生活困難的毅力與精神，才是他們收看這齣連續劇最大的樂趣所在。大多數受訪者起初選擇阿信的原因在於，無法在同檔的本土連續劇中找到可以滿足他們認為言之有物、製作精良的連續劇，所以才收看阿信。對大多數受訪者而言，《阿信》與製作精良的日本商品沒有什麼不同，看阿信是無關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說，從本研究的觀眾訪談中，文化帝國主義論者或是媒介決定論者力陳的文本宰制效果並不是很強。儘管如此，本文作者認為，我們還是必須注意媒介的長期影響，我們固然不必採取狹隘的『影視鎖國』政策，然而維持某種程度的管制，以提高本土戲劇的自製能力還是有其必要。

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地位，儘管後世對其見解肯否不一，但他的研究成果確實影響著後來的學術發展。在台灣缺乏相關研究下，本文試圖以國民主義(nationalism)為核心，整理丸山真男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論文的節構上，以時間和概念為經緯，從戰前到戰後的發展，討論國民在國家中圖像 (image)的轉變。日透過觀察日本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國民主義的發展，可以進一步正確地認識日本近代化的過程。 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在國家人格化的想法出現後，可以稱之為主體與客體間的權力分配。或許可以說，國民是國家所創造出來的產物。而國民主義的討論重點，正在國家如何創造理想的國民。在這個前提下，本文分成四個面向來分析丸山的研究成果，即：(1)國民主義的概念定義、(2) 明治維新前後的國民主義、(3) 戰爭期間國民主義的變體與(4)國民主義的思想底蘊。 國民主義的相關論述，自幕末開始重心便在與外國的關係上，例如海防論。為了抵抗外國，因而開展厚植國家實力的想法，如富國強兵論，從而產生改變體制如尊王攘夷論的想法。而這些想法隨著時間的經過，成為日後征韓論與自由民權論的基礎。 實際上由於明治維新的變革方式，政府無法期待民眾自動自發地形成國民意識，不得不藉由國家教育來產生國民的愛國心。換言之，將國民對家庭或宗族的認同，轉移到國家統一的具體象徵－天皇之下。此外現實中市民自由的狹隘與經濟生活的窘迫，統治階級透過不斷鼓吹對外的危機意識，免去社會分裂的危機。國民的國家意識作為教育與組織動員的結果，無法讓國民成為責任政治的主體。 由於需要迅速建立國民意識，所以日本並未如歐洲成為價值中立的國家。透過天皇與國體的結合，日本的超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讓天皇成為絕對價值的展現，從而讓國家價值的產生具備合法性(legitimate)基礎。在超國家主義的結構中，丸山另外舉出日本兩項國民主義的樣貌，即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 為何日本的國民主義會發展到如此地步，在《日本的思想》中，丸山分析日本思想的特性，即無構造的傳統。在引進西方思想乃至制度時，日本出現幾個問題，如並未徹底理解前者在西方的誕生背景，以及從思想產生的時間來論斷優劣。在實用主義的想法下，西方的制度被日本繼受，但卻缺乏明確的思想背景。因此這些思想便「無構造」的散佈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具體而言，日本對制度缺乏正確的認識，產生對制度的物神崇拜，而個人的主張又無法提升到規範的層次，從而造成日本在發展國民主義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