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文學必須擺脫原運附屬品的角色，抹去抗議與控訴的色彩，才能夠擁有獨立存在的生命，因此原住民作家漸漸開始將筆尖掉頭、反身向內勇敢地面對母體文化流失的焦慮，積極深化主體認同，嘗試把口傳知識吸納成為文學創作的養料與靈魂。與傳統信仰有關的祭典儀式，本身就是部落整體傳承歷史文化經驗、知識及各種禮俗的重要憑藉之外，亦為凝聚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活動，足以代表一個族群觀看世界的方式與角度，但是卻因為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生活世界」的喪失，支撐言說智慧的知識體系行將斷裂，部落原鄉也紛紛面臨潰散崩解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之下，挪用祭儀文學來進行創作恰巧是個兩全的方法，向祖靈回歸的文字一方面可以為漢語文學開拓嶄新的創作方向，另一方面也使祭儀擁有跳脫口傳限制的機會，並且進一步凝聚族人的情感與認同。 本文選擇長期關注祭儀書寫的兩位作家作為範例進行論述，試圖探究祭儀傳統與文學創作之間究竟擁有什麼關聯？展現了何種獨特的姿態？作家為什麼要進行祭儀書寫？以什麼文學技巧來呈現？又彰顯出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及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兩人的知識養成背景雖然大不相同，但社會現實都引導他們走上背對家鄉的那條路，離自己的族群越來越遠，當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轉了一個大彎回歸主體認同時，對文化流逝的危機感受特別深刻，強烈的焦慮促使二人懷抱神聖的使命感，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文學創作的方式積極維護傳統、為歷史留下見證、也尋回了第一人稱的發言權利，雖然他們書寫祭儀的方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迷人風景，卻都在文本中建構了一個令人嚮往的桃花源，也成功地開啟了族群對話的天窗與平台，使珍貴的祭儀文化重新獲得一個充滿活力的生命，並且有機會以書面形式永遠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