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坤為明代唐宋派古文健將，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使其成為家喻戶曉的古文大家，他以督導兒姪輩為文辭為出發點，所刊刻的《史記鈔》，在當時此書是讀書士子們研讀《史記》詞章與為文法則的讀本，此後卻在文學的領域中很少被提及，僅被《四庫全書》歸入史部史鈔類，評為「刪削《史記》之文，略施評點」之作而已，因而沉寂近四百年。但觀其對太史公《史記》為文的章法結構細細尋思，找出其脈絡勾連的線索，對人物刻畫及故事情節波瀾轉折用心感受、悉心提煉文章要旨、仔細體會太史公為文神理的作法，實不該受到忽視，因而引起筆者的研究動機。 本論文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茅坤其人與其書，了解茅坤生平事蹟，以求達到知人論事之目的；第三章明代復古文風與《史記》論述，從明代的復古文風來探究明人《史記》研究的相關論述；第四章及第五章聚焦於《史記鈔》體例及評點章法研究，分析《史記鈔》如何釋讀《史記》行文的章法；第六章探討《史記鈔》與茅坤古文主張的關係；第七章以《史記鈔》的評價與學術價值作為本文結論。藉由文獻研究分析法，大量研讀明代《史記》研究相關選本、筆記、雜著、文集等資料，進行《史記》文學性論述的探討，從中探求明代《史記》研究發展等面向。其次以學術史研究方法，進一步尋繹《史記》對茅坤文學理論及古文創作的影響。 經由本文研究梳理，探究《史記鈔》對《史記》詞章學研究所作的努力，進而發掘《史記鈔》在《史記》文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余嘗以「帷幄龜鑑研究」完成碩士論文。帷幄龜鑑者，韓國漢文小說也。其內容係以 史記中之漢開國名臣張良為中心，述楚漢相爭之故事，因得略窺史記之精奧，心慕太 史公秉持春秋大義之精神，與夫述事論人之法，乃以「史記列傳義法研究」為題，撰 寫本論文，期能於史記列傳之精神，及撰寫人物，敘述事實之藝術技巧，探其精微， 俾利爾後返韓講授史記，能將太史公之精神及其寫作藝術，在韓加以弘揚。 史記五體之中，列傳幾佔其半，亦為史記義法最精彩之寄託處，本文擇此分量最多。 且最精彩之列傳為研究對象，既論其「義」，又闡其「法」。「義」之部分，以闡述 史公之旨意，論斷人物之品格，及行事所表現之精視。「法」之部分，則就人物之描 寫藝術，敘事技巧，以及各篇之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詳加論列，俾後之欲學史記 者，有一簡明之途徑可尋。 本文凡分六章，首章序論，先述研究動機，範圍及方法，次作史記簡介，蓋讀其書不 可不知其人，尤不可不知其內容之大要，故於史記之作者、體例略加介紹，以見列傳 在史記中之分量。繼於義法之釋名，窮溯其源流，以明本文重點之趨向。次章為史記 列傳所顯示之精神，內容凡有六端，一、追求仁政，二、崇尚禮義，三、窮究天人， 四、通古今之變，五、人文主導，六、強調歷史文化意識。凡此雖為整部史記之精神 ，亦為列傳精神之所寄也。第三章為史記列傳之類型，分就形式及內容，分析列傳之 分類及人物之特質。第四章為史記列傳之篇法及章法研究。除每篇述其篇法及章法外 ，並且各列一表，以見各篇之柱義、方法，及前後各章相互間之關聯、呼應，讀斯表 而於其文內容，方法一覽無遺，此為本文用力最多者。第五章為史記列傳句法、字法 研究，句法分雄健、雅馴、意深、諺語、短句、詠歎、對仗、映襯、呼告、層遞、往 復、頂真、誇飾、跳脫、取譬、用典、排比、重複、示現、倒裝、微辭等項加以舉例 說明。字法分貼切、遒勁、靈動、雋永、變化、典雅、詞變、虛字等項舉例說明。第 六章結論述史記義法對後世文學之顯響及歷來名家對史記義法之評論以為全書之完篇 。

摘要 王若虛，字從之，號慵夫，又號滹南遺老，生於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卒於金亡後十年，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享年七十歲。其對於經、史、文學，獨步一時，是金代的重要學者。所謂「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文不以歐蘇為正脈，詩學白樂天」，可知王若虛的學術成就相當全面，其於經學、史學、詩學都有相當的造詣，然王氏在史學的部分似乎著力較深，四十五卷的文集中，史學討論佔了二十一卷，與金代諸士相較，成績甚是突出。著作中又以議論文字最為當代所重，所謂「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等均是時人讚賞之語，於是其作「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也因此論及金代史學發展時，王若虛便能被視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歷代對《史記》的評論非常多，一般來說，正面的評價遠多於負面的評價，研究《史記》，應兩者兼顧，才能對《史記》與司馬遷有更全面的認識。金代著名學者，王若虛在《史記辨惑》中，對司馬遷的行文敍事，多有指正，整體而言，其對《史記》在記事方面的疏略、重疊、牴牾諸項的批評，能切中其病，有可取之處，然《史記辨惑》全書對《史記》的詰難，也有言辭過激，偏頗過甚之嫌。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王若虛對《史記》的評論，有其正確的觀點，當然也有矯枉過正之處，這些評判對後代在《史記》研究上，或多或少都有影響。筆者擬藉由本論文的寫作，深入了解王氏的史學素養及其獨有的史觀，並對《史記辨惑》作一深入探究，進而去析論此書特色及缺失，期能給予王若虛與其書一適當的評價。 　　本論文是以《滹南遺老集》中之《史記辨惑》為研究主體，採取分析、比較、綜合、歸納等方法，將論文分成生平著述、版本考究、中心論點、 全書內容探析，希望能建立系統；最後，提出《史記辨惑》的特色與缺失，以確立其在史學批評上的地位。期望可以達成以下目的： （一）瞭解《史記辨惑》的內容及王若虛的評論要旨。 （二）分析《史記辨惑》的特色與缺失。 （三）探討《史記辨惑》的思想意涵、王若虛的成就。

詩經為我國最古之詩歌總集，其內容包括周代約六百年間的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以 及祭神之頌辭，生動且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現實生活的種種情形與古代歷史文化脈動的 軌跡．既有經學與文學的價值，又蘊藏著豐富的政治 社會 經濟 宗教等各方面的 資料，是一部提供後人探索古代史實與社會情況的珍貴史料． 司馬遷撰史記，亦認為詩經具備豐富的史料價值，並且多所取材．然因二者體裁不同 ，寫作方式與目的亦異，因此在保存古史資料原貌與經過史識整理兩層系統的表現上 ，便各有短長．若能取之相互對照，比較二者所載史事之異同，並補以其他有關資料 ，定可窺見古史較信實可靠之面貌． 本論文即根據上述觀點，探求二書所敘古史之內容，考辨其異同．全文分六章完成．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方法，並確定研究資料之範圍與時代．第 二章詩經與史記皆載之史事，羅列考辨二者皆述及之史事，分詩經略而史記詳者、詩 經本文可佐證史記者、詩經可與史記相對照者三節敘之．第三章史記所載引述詩經之 史事，將史記中引述詩經篇名、本文，或所謂詩人作刺之史事，分節敘述．第四章詩 經所載可補正史記缺失之史事，以詩經所載，補充矯正史記缺略或失誤之各項史事． 第五章詩經所反映之周代社會概況，分政治組織、教育設施、軍事戰備、農業情況、 禮樂制度、民情習俗六節敘述之，旨在說明詩經尚有豐富的社會史資料，以補充前三 章具體史實的考辨．第六章結論，根據前所論述，比較詩經與史記所載史事異同之處 ，並勾勒周代社會之概況．

自太史公寫作《史記》伊始，二千年來，由於作者司馬遷自身傳奇般的人生 遭遇和恢宏的治史抱負，使得這部鉅著始終煥發著不平凡的璀璨光彩，也因此吸引了古今中外無數愛好及研究者的目光；更因《史記》本身內容的豐富多元，從而使研究《史記》的道路廓然分有史學及文學兩大方向。前人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除了肯定《史記》史學方面的成就之外，更對其突出的文學表現給予高度評價。無怪乎劉大杰氏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特闢一章專講述「司馬遷及漢代散文」，將《史記》一書位列於正統文學發展脈絡中至為關鍵的一環。 　　的確，若細論《史記》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可謂有眾多方面：散文則前有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力倡，後有繼於明代歸有光，乃至清桐城、陽湖派的實踐；而唐宋以降之傳奇、演義更繼承了《史記》的史傳文學精神，故對於小說之影響也是不言可喻。而從《史記》當中許多動人而張力十足的故事加以改編的戲曲雜劇等更是不勝枚舉，其對我國戲劇題材的沾溉亦相當深遠。因此，身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無疑已在我國文學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劉大杰氏推崇其為「偉大的歷史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優秀的史傳文學家。」 誠為的論。 　　《史記》濃厚的文學色彩固然令人著迷，然而光是探究《史記》的文學價值而忽略其為史書的身分實在有其侷限性；但倘若只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史記》卻又難免有遺珠之憾。畢竟《史記》是司馬遷用盡一生心力的力作。研究《史記》，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作家的生平來了解它，相反地，我們也可以經由作品，更深一層地接觸到作家內在的聲音，潛在的意識。故較佳的觀照，必先對作品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深入地探究其表現技巧與創作精神，從而挖掘出作者自身的投射。 　　 自東漢王允以降，歷代多有將《史記》視為「謗書」之論；而班固又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由是觀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似乃為一己發憤之需。然則《史記》之立論行文果有如此偏頗之憾？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除了直接以《史記》「太史公曰」的論贊部分著手之外，整理史料更會是一個重要而可行的方向。故本文意欲從史料整理開始，藉由和《史記》原文作比對、檢視，來看看司馬遷當初在運用這些史料時，是以怎樣的角度加以揀擇、又如何鎔裁鍛造人物形象。除了身為一位專業史學家客觀判斷，將史料予以合理的取捨增減外，更希望能另闢蹊徑，看看司馬遷個人的、情感的取捨原則，藉此還原尋求出司馬遷的寫作立場及創作意識，並試圖為這些現象或趨勢提出合理的解釋與分析。

摘 要 　　司馬遷思想指歸，自東漢班彪、班固父子非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歷代以來引發了諸多討論，不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學者們，都想為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找到一個定位點。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嘗試著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入手。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在政治上，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治術上則由秦代的法家政治轉為漢初的黃老政治，進而來到武帝的「外儒內法」；經濟上，休養生息七十年的富庶民生轉為平準、均輸的與民爭利；學術上，黃老盛行的景象在竇太后死後迅速反轉成儒術獨尊，這些急速變動的因素都對司馬遷產生衝擊；在思想淵源上，司馬遷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以及從師友相益，個人行歷上得到多方的啟沃。本文即是從這樣的路徑上去探求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 　　司馬遷時代的道家，即是黃老思想，司馬遷對於黃老思想的了解非常透徹。黃老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因循」，司馬遷曾給予高度讚揚，並以為這種治術是呂后、文帝時代仁德政治的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不以黃老的「無為」政治為其理想政治的終極目標，而是將「無為」視為實現仁德政治的過渡階段，並且以此來譏諷武帝多欲政治之失。司馬遷視漢初的「無為」政治是應時代所需之下的恰當產物，這正是符合黃老「時變」的精神。司馬遷對黃老治術的肯定，在於「時變」，而這個「時變」，也是司馬遷運用在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黃老思想中「貴柔守雌」、「因時而動」的人生哲學，深受司馬遷的肯定，在《史記》中我們看見司馬遷將這個思想闡發的非常徹底，他並且以這套思想做為他處世哲學的基礎，藉此來品評歷史人物榮辱成敗之因，以及避禍保身之道。司馬遷的黃老思想應是深受司馬談的影響，然而他與父親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把黃老視為是最高治術，而司馬遷卻將黃老視為是處世哲學的良方。 　　司馬遷時代的儒學，已非孔子儒學原貌，而是摻雜各家思想後的雜家式儒學。司馬遷處於這個時代，其儒學必有這個時代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寫《史記》，是站在一個捍衛原始儒學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與當代變質的漢儒相對抗。司馬遷在《史記》中極力宏揚孔子的學術與理想，闡述《六藝》之義理與功用，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孔子的王道政治，而這種仁德政治，才是司馬遷終極的政治主張。他自言《史記》是要紹繼《春秋》，因此《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太夫、善善惡惡的精神，就是《史記》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史記》就是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而依歸於儒家思想的「一家之言」。 　　《史記》是一部論治之書，司馬遷以儒家思想做為政治理想，以道家思想做為處世哲學，論治國大道則尊儒，談個人禍福則行道；儒為體，道為用；儒不黜道，道不黜儒，才是司馬遷對儒、道思想真切的態度。班固站在他所處的東漢學術環境來譏評《史記》「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說法，於今日觀之，是頗值得商榷的。

人類在文化創造的過程中，經由許多有志之士窮盡一生的心力，才能在學術領域成就今日的璀璨局面。司馬遷身處西漢盛世，繼承史官家業，開創紀傳正史的體制，為後代留下光芒萬丈的名山事業－－《史記》。 《史記》之所以不朽，與司馬遷的時代條件、個人條件與文學條件絕對相關。西漢開國之初，強大的時代氛圍賦予漢代士人優越感，司馬遷在寫作時展現的恢弘氣度，很明顯的跟他所處的時代相關，而漢家外儒內法的本質，更是不容忽視的時代特色。 司馬遷的家世，除了為他的寫史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是賦予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他從二十歲開始，便陸續到各地考察遊歷，進而瞭解各地風土人情、蒐集遺文舊事、考察山川地理，司馬遷的眼光，因此更接近民間了，就在這看似平順的寫史歷程中，天漢三年（西元前98年），卻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苦難－－李陵之禍與宮刑。這場災難不僅使司馬遷蒙受了人世間的奇恥大辱，更使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直接影響了《史記》的創作內涵，他抒憤寄託，在書寫歷史人物的同時，也同時表達了是非觀念與愛憎感情，也從而深化了《史記》的主題。 筆者企望，能夠以現代心理學的角度解釋司馬遷的這些心路歷程，探討他的人生際遇是如何影響文本的寫作，並為他何以在受難之後選擇苟活下來，並以更加堅韌的毅力來完成曠世之作提出解釋。司馬遷活下來的理由，不是為了追求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因為他找到了唯有自己才能實現的生命意義，他活著是要成就自己的獨特性、唯一性，正因為如此，他體會了全新的生死觀念：生命不可隨便犧牲，犧牲的必要條件，必須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才可為之。 司馬遷從李陵之禍的挫敗和生死抉擇的痛苦中，完成了文本的寫作，並實踐了他個人的生命意義，他以最大的毅力和決心來完成《史記》，這些幽微的的情緒，都隨著文本內容宣洩，因此致令司馬遷在書寫時，即便有些地方不符合史書撰寫的要求，也都瑕不掩瑜了。 壓力是攸關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部分，人一生的際遇中，會面臨的壓力俯拾皆是，綜觀今日社會，人類因壓力而造成的社會亂象處處皆有，面對這種情況，不停的質疑、抱怨或負面情緒，只是讓自己更往死亡的陰暗幽谷裡去，我們該以正確的行動和作為，來作為人生問題的正確解答，完成生命賦予給每個人的使命，筆者認為，這是《史記》所帶給後人，除了文本內容之外，更重要的人生哲理。 是以筆著嘗試著耙梳出司馬遷的人生際遇對於《史記》書寫的影響，冀望用不同的角度剖析司馬遷的心靈世界，更期盼以個人的淺見，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對《史記》相關議題的探討。

本篇論文題目為「《史記》中的復仇書寫」，共分有六章，約二十萬餘字左右。首章為緒論，略述前人研究成果與研究動機。第二章討論司馬遷與復仇書寫的關係，由司馬遷的李陵一案為起點，爬梳對司馬遷受刑後的心理，包含心理上的羞恥感、受刑之後的壓抑與苦悶的心理、背負極大的倫理壓力等，這些都使司馬遷難以承受，勢必尋求療傷止痛的途徑。司馬遷有復仇慾望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藉由書寫作為其文化復仇的方式，將復仇慾望昇華為學術生產的內在動力。第三章以迄第五章，對於《史記》中的復仇故事加以整理歸納，得出三大類型：即為己復仇、為親人復仇、為主復仇。並且就復仇事例的歷程，包含復仇者與復仇對象產生衝突，復仇者與復仇對象持續對立，復仇者透過復仇行動的實踐以取得平衡等加以分析。 其中，第三章針對為己復仇來討論，藉由為己復仇書寫之重要事例的梳理，從而分析《史記》中的為己復仇者進行復仇行動的歷程。無論復仇者與復仇對象衝突的導火線為何，復仇者都矢言復仇。復仇者多藉個人力量與第三者力量展開與復仇對象的抗衡，過當的復仇行動成為常態，復仇對象也有擴大化的傾向，復仇者與復仇對象偶有互換的情況，使得復仇行動有循環開展的現象。復仇者身分的多元，展現了復仇現象的普遍，同時復仇行動的完成兼有為己洗刷恥辱的意味。 第四章聚焦於為親人復仇之類型，司馬遷筆下為親人復仇當中，以為父母復仇者最多，尤其為父親復仇遠超過為母親。即使復仇對象與復仇者之間勢力懸殊，但復仇者的決心未曾動搖，有「匹夫報萬乘」的現象。親人遇害是否事出有因，都不影響復仇者為之復仇的行動，甚至復仇對象已死，復仇者仍將復仇利刃揮向復仇對象的子嗣，「父債子償」的現象，與古代禮書中主張的復仇不除害是相牴觸的。和為己復仇相同，為親人復仇也有明顯的過當復仇、循環復仇的現象。 第五章針對為主復仇書寫加以討論。「主」的範圍包含了國君、主君、與恩主。為主復仇者，往往犧牲個人性命，然而卻多能受到輿論的讚美與認同，例如豫讓為智伯復仇，復仇對象趙襄子許為義人。甚至連復仇者之主，都被稱許為能得人，譬如聶政為嚴仲子復仇，聶政之姐以身殉弟，天下人不惟讚美聶政姊弟，還稱頌嚴仲子能得士。加上為君主復仇與否，成為檢視忠臣的標準，在這種復仇氛圍的推波助瀾下，復仇行動也就更加活躍。復仇者之主一旦與復仇者建立恩遇的關係，復仇者即以為主復仇作為回報，也就是司馬遷所提出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復仇者在復仇行動中，同時完成了個人生命價值之圓滿達成。 第六章為總結論。從《史記》中的復仇書寫的類型與事例的剖析，歸納出司馬遷採取的敍事策略與修辭效果。司馬遷對於復仇者有意刻劃其正面形象，並呈現復仇對象的負面形象，使復仇行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得到提升。加上對於復仇事例取材異於其他典籍，流露出濃厚的復仇意識。再者處理復仇書寫時，司馬遷刻意操控敍事時間，對於傳主的復仇行動，刻意描摹，而聚焦於復仇人物的復仇行動。又注意到復仇行動影響極大，牽動國際局勢，將復仇書寫與歷史發展主軸予以連結。並且藉由復仇書寫，建立其「士為知己者死」的論述。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復仇 書寫 敘事

本論文各章節的論述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在本章中首先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其次檢視歷來學者對《史記》的研究成果，最後敘明本論文研究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探討《史記》的五體結構。體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間聯繫的方式，也是作者創作思想和創作內容的表現形式。本章首先討論《史記》作史本旨，探究司馬遷的史學觀，從而剖析司馬遷採取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作為全書結構之意圖。次論五種體例不同的層面功能，觀察其聯繫關係；繼之討論五體首篇、末篇安排蘊含的意義；本章最後透過各篇篇目的次第安排，闡明《史記》篇章安排的意義。 第三章探討《史記》整體結構原則。靳德峻說：「《史記》一書，全具史公史例，不知厥例，何以知史公之史法與史意，不知史公史法與史意，何以究史公之史學乎」。因此本章由綜觀互見、重複累書、人物互襯、人事對比四點切入，剖析《史記》結構各傳之「史法」，以深究史公之史學。 第四章探討《史記》各篇章法結構。關於《史記》篇章結構的特色，余嘉錫先生認為，「司馬遷之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未嘗枝枝節節而為之。相其氣勢不至終篇，必不輟筆」。﹝清﹞曾國藩曾舉〈李將軍列傳〉一篇，說明「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為文家第一要義也」，次序及剪裁不可隨意；今人范文芳亦認為，「最能顯示出司馬遷在文學上的成就的部分，不在《史記》的大結構，而在各篇的小布局，以及篇與篇的聯繫上」。因此本章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的次序，探究各體的基本結構模式、差異、變例及各體的結構特點。 第五章為結論。在此章中，將對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與意義作出扼要的綜論及檢討，並指出此一論題可繼續深入研究之處，以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343号 / 文博第917号 / 新制||文||73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吉本 道雅, 教授 中砂 明徳, 教授 宮宅 潔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