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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段玉裁為清代乾嘉學術的代表學者，對《說文解字》研究有重大貢獻。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認為「玉裁所著書，最著者曰《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學界大都把研究焦點放在《說文解字注》。然而，撰寫此書前，茂堂先撰寫《詩經小學》三十卷等書。《詩經小學》三十卷一書為茂堂較前期著述，實可了解茂堂治學之基礎。然學界對於《詩經小學》三十卷一書之研究，實寥寥可數。因此，為補充學界不足，本文以《詩經小學》三十卷一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有三項一，通過《詩經小學》三十卷比較段玉裁相關著述意見之異同；二，比較《詩經小學》三十卷及出土《詩經》材料；三，判斷茂堂之見是否可從。本文第二章通過《詩經小學》三十卷比較《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說文解字注》校勘意見，論證茂堂校勘方面的意見並非一成不變。茂堂所論或有可取處，或有斟酌處。第三章比較《詩經小學》三十卷及《詩經小學》四卷本文字意見，發現《詩經小學》三十卷所引石鼓文往往有可商之處。第四章通過《詩經小學》三十卷比較《六書音均表》及《說文解字注》聲韻意見，探討三書聲韻意見之異同，論述各書可取及不足之處。第五章通過《詩經小學》三十卷比較《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說文解字注》訓詁意見之分歧，探討《詩經小學》三十卷一書於釋詞方面的特色。第六章比較《詩經小學》三十卷及出土《詩經》材料，分辨可取及值得斟酌之意見。最後總結《詩經小學》三十卷在段學及《詩經》學上的意義及該書不足之處。=Being one of the eminent scholars of The Qian Jia School (Qian Jia xuepai 乾嘉學派) in the Qing Dynasty, Duan Yuchai (1735-1815)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huowen jiezi (Explaining single-component graphs and analysing compound characters) and his work was highly prais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Liang Qichao in his Qingdai Xueshu Gailu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Qing Period) states that “the two important books written by Yuchai are Shuowen jiezi Zhu (The Annotation on Shuowen jiezi) and Liu-shu Yin-yün Biao (The Study of the Six Categories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alaeographic Phonology). Modern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Shuowen jiezi Zhu. However, Duan Yuchai first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writing of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prior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Shuowen jiezi Zhu. Duan Yuchai wrote the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his research on classical and etymological studies. By looking into this work,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uan’s fundamental studies on the above-mentioned areas. To date,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Therefor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There are three aims of this thesis: First,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Duan’s palaeological principl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second, compare the palaeological findings between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and the excavated texts of Shijing; third, criticizing Duan’s theories to see whether his point of view can be applied in our research.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By studying Mao Shi Gu Xun Chuan Ding Ben Xiao Jian and Shuowen jiezi zhu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that Duan showed his flexibility in textual problem solving. The study of Duan’s principles on textual criticism is used for our further discussion. Chapter Three shows that the Stone Drum Inscriptions quoted in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comparing the Inscriptions used in the four and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books, namely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Liu-shu Yin-yün Piao and Shuowen jiezi zhu in terms of Duan’s perspectives on phonology. Chapter Five compares Duan’s views on Chinese semantics in Mao Shi Gu Xun Chuan Ding Ben Xiao Jian and Shuowen jiezi zhu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exploring Duan interpreted traditional Chinese lexicons in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Chapter Six distinguishes whether the theories are applicable or need further consideration by comparing the palaeological data between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and the excavated texts of Shijing. Chapter Seven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Duan’s the thirty volumes of Shijing Xiaoxue and its value on the study of Shijing.

本論文主要聚焦在「詮釋」的問題上。旨首先在瞭解《詩經》文本詮釋巨大的差異性，進而梳理其中轉變的過程，側重探討「反」傳統的論述架構下，其中的傳承與溫故知新、再出發的部份；再者，探討近代《詩經》詮釋變異現象的問題。即欲瞭解原有以中國傳統式的「文學」觀點欣賞、評點《詩經》與清末民初以來，運用西方「文學」概念闡釋、翻譯《詩經》，這兩種不同的詮釋方式，除了有著中西「文學」定義上的不同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的思想背景及內在原因？接下來，探討學術分科下詩經學文學轉向的形成與發展。曾經是中國文化精髓所在的「經」書，在清末民初引進的西方學術分科體制下，已被分化為各別專業的學門，《詩經》因而被歸入文學領域，那麼參照西方的學科分類，「文學」的定義云何？《詩經》如何改頭換面成為新文學定義下的典範性文本？換言之，民初詩經學文學化的形成與發展、特色為何？最後，探索詩經學文學轉向的接受與影響。民國以來，《詩經》的闡釋愈來趨向多元化，其中自以文學性質的解讀為居多，通俗大眾化的《詩經》白話翻譯及賞析，不僅出版有專書，同時單篇的白話翻譯，更充斥於各大報刊雜誌，甚至坊間的通俗愛情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中，也有不少引述運用《詩經》為說，這些現象似乎可以印證文學化的《詩經》，已經受到多數讀者的接受。基於前述，期望能比較實際的探索《詩經》文學化的詮釋轉向與接受影響的狀況，以彌補詩經學史方面的不足。 經由這篇論文從文學角度觀察近代詩經學演變的結果，證實詩經學有轉向類似西方純文學研究與詮釋的趨勢，研究成果有助於補充詩經學史在近代文學類科中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並能在近代巨變的時空下，藉探討「文學」一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由廣而狹的變動介說，進而將《詩經》由經學到文學概念的轉向，作有力的脈絡性梳理與分析。

詩經為我國最古之詩歌總集，其內容包括周代約六百年間的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以 及祭神之頌辭，生動且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現實生活的種種情形與古代歷史文化脈動的 軌跡．既有經學與文學的價值，又蘊藏著豐富的政治 社會 經濟 宗教等各方面的 資料，是一部提供後人探索古代史實與社會情況的珍貴史料． 司馬遷撰史記，亦認為詩經具備豐富的史料價值，並且多所取材．然因二者體裁不同 ，寫作方式與目的亦異，因此在保存古史資料原貌與經過史識整理兩層系統的表現上 ，便各有短長．若能取之相互對照，比較二者所載史事之異同，並補以其他有關資料 ，定可窺見古史較信實可靠之面貌． 本論文即根據上述觀點，探求二書所敘古史之內容，考辨其異同．全文分六章完成．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方法，並確定研究資料之範圍與時代．第 二章詩經與史記皆載之史事，羅列考辨二者皆述及之史事，分詩經略而史記詳者、詩 經本文可佐證史記者、詩經可與史記相對照者三節敘之．第三章史記所載引述詩經之 史事，將史記中引述詩經篇名、本文，或所謂詩人作刺之史事，分節敘述．第四章詩 經所載可補正史記缺失之史事，以詩經所載，補充矯正史記缺略或失誤之各項史事． 第五章詩經所反映之周代社會概況，分政治組織、教育設施、軍事戰備、農業情況、 禮樂制度、民情習俗六節敘述之，旨在說明詩經尚有豐富的社會史資料，以補充前三 章具體史實的考辨．第六章結論，根據前所論述，比較詩經與史記所載史事異同之處 ，並勾勒周代社會之概況．

本論文約八萬字，其主旨在探究詩經中草本鳥獸意象之表現。歷來，詩經中草木鳥獸 ，是博物學之研究對象，而本文從文學的角度來著手，由草木鳥獸意象的表現，以探 討詩經作者的寫詩心態以及詩經形式表現上的特色。研究方法上，根據詩經動植物圖 鑑叢書、毛氏引得，選出詩經中提到草木鳥獸之二百三十篇作為探詩對象。本論文共 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共分三節。簡述意象一詞之概念及傳統儒家實用觀念之下（以先秦為 主）所映照的草木鳥獸意象的特質，並加以彙錄本文所要探討的二百三十篇，以作為 下文的基礎。第二章：共分三節。論述草木鳥獸意象與賦、比、興等各三種寫作方式 之關聯，以探討古人所命為賦、比、興之詩篇上如何呈現。第三章：共分二節。採用 劉若愚先生的理論，將草木鳥獸意象分為單純、複合意象的兩類，以探討它們如何反 映詩經詩人的情感及生命特質。第四章：共分三節。先由「景物與本事」二截式的觀 點，以論述篇章結構上的運用，再依據「套語」理論，以探討「有秋之杜，○○○○ 」、「山有○○，隰有○○」等句型、韻律結構上的運用。第五章：結論。總結其在 詩經文學上的地位，並論述其主要功用在於協助詩經形式架構完好，再進而肯定其已 不是博物學之研究對象。

本論文主要採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歷史文獻的考察，知人論世。並佐以統計法，闡釋學、接受美學、語境說等理論，以作為論證的輔助。共計正文八章、附錄三篇。 第一章〈導論〉：澄清前人對明代經學的負面評價及因襲的成見，檢討明代《詩經》學及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概況，並說明本論文主題的研究價值。 第二章〈評點概說〉：介紹評點的起源、發展、特色、與科舉密切結合的情形，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等。對「評點」的性質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有正確認識後，可作為吾人了解評經的表現方式、認識評經性質的基礎及正確地解讀前人對評經的種種論說。 第三章〈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何以晚明會有大量的評經著作產生，並受到時人的歡迎？筆者考察當時的學術風氣，解經態度，歸納明人文集、書序中的種種論說，加以說明。以為復古風氣的瀰漫、對經義紛紜的反動、明人慣以文學眼光詮釋古籍，以及王學流風遺韻的影響，使明人對經解抱持開放的態度、讚賞獨抒心得的別解等原因，都是造成評經興起的原因。 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別析論孫、鍾、戴三部《詩經》評點，由介紹其人之生平、文學主張入手，結合其文學主張及相關著作中的資料，說明其評《詩》動機、版本問題、評《詩》的態度、對《詩序》、《毛傳》、《鄭箋》、《朱傳》等舊說的取捨、《詩》評所透露出的好尚，並論其影響與評價。 第七章：〈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辨證〉：先前研究者有鍾評之類的《詩》評，其性質為科舉講章之屬，故遭來錢謙益、顧炎武等指斥的主張，故筆者設此章予以回應，除證鍾評等書其性質與科舉無關、是文學的評賞之外，並詳細析論錢、顧、四庫館臣等抨擊評經的深層心理。 第八章：〈晚明《詩經》評點之學餘論〉：用闡釋學到接受美學的轉變，來對照、解釋晚明將孟子「以意逆志」轉為「以臆逆志」的閱讀現象。並指出在尊經的思維下，「聖經」與「至文」間存在著衝突，故評經者常將論文的本質，用求經義、明道的外衣來包裹，今人不明其所處的語境，常為其飾辭所惑的。本章並通論民初對晚明《詩》評的肯定，及指出諸評刊落訓詁，用語模糊、簡略，造成今人解讀的困難，是其不足之處。文末結語，回顧本論文的寫作，筆者自省得失，並前瞻未來可繼續努力的方向。 附錄三篇，為正文的補充，分別為： 附錄一〈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探討明清士人支持評點、反對評點之故。 附錄二〈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介紹鍾評三本初評本間的異同，比較初、再評本的出入，並澄清過去對於鍾評版本問題錯誤的論述。 附錄三〈陳繼揆《讀風臆補》引戴君恩《讀風臆評》原文的校勘〉：陳繼揆作《臆補》，雖自言全錄戴評，經筆者校勘，陳氏所錄與戴評頗有出入，未能如實呈現。

聞一多（1899–1946）是詩人、學者，晚年思想左傾，熱衷於政治運動，遭暗殺而死，又成為大陸至今頌揚的鬥士。因為政治的因素，臺灣方面，罕少有人留意聞一多；大陸熱烈頌揚的氛圍，往往也造成對聞一多學術研究評價的偏頗。本論文以聞一多的《詩經》學為研究的主要重心，企圖根據最新的史料，以客觀的立場來重估聞一多《詩經》學的成就。本論文從聞一多的學者角色辨析入手。以往的研究者受聞一多晚年自白的影響，混淆了學者與鬥士時期的角色。第二章裡，筆者從早期的書信考知，聞一多成為古典學術的研究者，純粹出於興趣、能力與生計的考量。本章除為其學者的角色重新定位外，並藉以突顯大陸學界研究聞一多的迷思。第三章至第五章，討論了聞一多廣為人知、影響較深，也是後來學者津津樂道的三個《詩經》學主題。第三章談聞一多援佛洛伊德性學說解詩的論點、立說背景，聞一多接觸佛洛伊德學說的經過，以及援性說詩的影響、得失。筆者認為此種解詩方法有開拓眼界之功，但恐過於相信佛洛伊德性學說的科學性，導致在文本的閱讀有所不足，缺乏思辨，其說多有附會。第四章辨正聞一多的《詩經》時代嫁娶正時論。毛、鄭等學者或主秋冬、或主仲春為嫁娶正時，聞一多異於舊說，以春、秋兩季為嫁娶正時。本章考察了舊說及聞一多的新論，以《春秋》經記載嫁娶四季皆有，且分布均勻等證據，而定《詩經》時代應通年聽婚。第五章專論〈詩•新臺鴻字說〉一文。〈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鴻」字，舊解為鳥名，聞一多以為當解為蟾蜍。此說甚為風靡，許多學者都捨舊解而信從聞一多之論。透過對聞一多論點的辨析，筆者以此說無法通解古籍，且聞一多所論證據薄弱，故不可驟信，當依舊解釋作鳥名為宜。第六章結論，重申筆者在緒論中強調的客觀立場。聞一多的《詩經》研究成果，不愧為一大家，然也受到當時大膽、率斷的學風影響，而有失謹嚴。郭沫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誇獎，實過於溢美；後學必須以考而後信的態度，批判地繼承聞一多之創說，方是正途。

就文學角度而言，「詩經」是古代歌謠之總集；從經學立場來說「詩經」是儒家治平 的寶典。前者偏重其抒情本質，後者則強調其政治意涵。同指一部古籍，或以為喜恕 哀樂之所發，或以為倫理政教之所本，其中似有不能相容之處。推考其實，則事或不 盡然。蓋文學束質中，早已隱含抒情與美刺二元因子之同時並存，爾後彼此之消長起 伏，則隨時世而有所遷移；「詩」自不例外，其與歷史文化發展之因緣，亦有清楚的 脈絡可尋。 從先民節慶祭祀場合的激烈舞踊謳呼，到早期歌謠的吟唱諷誦，顯示一自然演化的趨 勢；此一淵源關係，可以從現存詩篇所殘留之原始樂舞痕跡裡，得到充分說明。 從里巷的文學性歌謠，發展至貴族的政治性詩篇，則有其人為制作之深意在：或於宗 廟祀享之時，為樂工瞽矇所歌奏；或於燕飲酢之餘，為君臣賓主所吟唱；或於應對周 旋之際，為大夫卿士所稱引。要皆藉以為表意之媒介，使用之時機固不盡同，但均不 色帶有濃烈之政治色彩。以此下逮戰國之世，更衍成儒者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教； 於時，「詩」之媒介性格又為之丕變。 推「詩」之所以自民間進入貴族，復於此上層社會中呈現種種不同之面貌，一則由於 此一表意媒介本身性格即允許相當之彈性；再則，當時特有之政治及文化背景，亦直 接、間接地促成此一改變。本文的研究，即欲就「詩經」、「左傳」、「國語」及相 關之文獻史料中，探索「詩」從歌謠世界步上政治舞台之過程，並掌握此一媒介在歷 史文化潮流底下所發生的性格演變。

王安石經學近十年來開始受到關注(2000年以來)；在此之前，王安石的變法改革思想和詩文集的研究，其實已經非常蓬勃(1949-1990)，尤其變法改革思想正好符合清末和新中國極欲改革的需求，因此，在大陸和美國都有王安石變法研究的專家。稍後有王安石思想具有道、佛思想的研究(1980-2000)。截至2010年，海峽兩岸相關王安石研究的單篇論文有三千多篇，博、碩士論文有六十多篇。而真正以王安石經學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海峽兩岸計有六本，而且都聚集在近十年(2005年以來)。 王安石經學著作在明初已全部亡佚，目前可見的只有清代所輯的《周官新義》一部輯佚書。王安石參與的宋代熙寧變法所著的《三經新義》，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周官新義》，內容鋪陳改革宋代吏治與經濟的藍圖，受到撻伐最深，王安石將他當作政治實踐的計畫書，最具有宋代精神，卻是偏離上古三代精神較遠。至於《尚書新義》則是規範帝王修身和治國的政治之書。 而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則不同，內容平易近人，其闡發儒家精神與禮儀規範，對於人倫與禮儀、人性與人為制度的推敲拿捏，在遵守禮樂之外，還有更多人文精神的體會。而王安石和《詩》的淵源其實頗深，從案頭書到科舉必讀經典，都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詩》的重視。透過研究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可以看到王安石學術思想理念的初衷─儒家經典理念和人倫禮儀思想；除了他對原始儒家、三代聖王賢人精神的繼承，還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人生倫理的規劃，這正是本文以王安石《詩經新義》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