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一代名臣，政治上的功過且不論，其於詩詞古文的地位，列居唐宋八大家之一。這些文學作品流傳於後世者眾，卻很少論及他在語言文字方面的成就，概因這部窮其晚年精力所瘁的《字說》，在當時受到王安石的政治立場所影響，先是主司用以取士，後又頒行於學官，使得應試的學子們個個鑽研其說，專行於學校、科場數十載，其間也因政治因素（新舊黨爭）陸續遭受禁用、奉行、廢用之命運，但其學說已深植人心，雖已遭廢用，學者在日常言談之間仍不厭引述闡發。 《字說》的產生與通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支持，改朝換代之後，在以《說文》為尊的先見之下，《字說》最後走向「亡佚」之路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字說》保存了當時對一些字義的獨特解釋，從這些吉光片羽之中，可以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與王安石的思想觀點，所謂以「會意」解字者，當可視為「會」王安石之「意」的依據，尤其在《字說》成書之前，荊公已在《三經新義》中析字解經，必然有他的另一種不同的領會。例如他在〈熙寧字說序〉認為「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在〈進字說表〉指出欲達到「同道德之歸，動名分之守」的目的。他的說解方式或許多少偏離詞義的訓釋，但是實際上也反映當時的文化、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展現。故不專以文字學上解字的學理來反駁《字說》之誤謬處，而以其解字的獨特訓釋來了解王安石的思想與當時的環境，以此為撰寫本文之動機。 第一章除了簡介《字說》的編纂動機與成書經過之外，也要了解《字說》擅行於科場與禁廢之情況，並對後世之影響。此外，黃復山的「王安石《字說》之研究」完成於１９８２年６月，其中已將民國以來，在他之前研究《字說》的相關著作有了一番介紹。同一時期，中國大陸地區也陸續有學者研究《字說》，尤其是「輯佚」工作也有一些成果。當時礙於政治因素的限制，學術無法自由交流，使得兩地學者各自分頭從事研究，現今兩岸學術開放，故亦介紹中國大陸地區對《字說》之相關研 究著作，以了解其發展情形。根據這些輯佚的資料，再與王安石個人在政治、哲學思想的著作相互參照，解經必先識文，試圖從解釋文字的方式推求他對儒學經典的理解與整理工作。故於第二章探討《字說》中所具有的哲學思想，包括陰陽、五行、佛、老；另有他的為政之道寓於其中，有天人之道、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 第三章則著重在訓詁方面，王安石解字雖有穿鑿附會、望文生義之處，但是他已注意到聲符在整個字義上的作用與地位，雖然一般學者都以王子韶為「右文說」之創始者，但其書不傳，無法確切掌握當時王子韶對此學說的理解程度。王安石在《字說》中除了常以聲訓方式訓解字義之外，並已有「聲符兼義」之先聲，但尚未致力研究，卻給予後人在聲符研究上開啟一扇門窗，有其開創之功。同時介紹「聲符兼義」學說在清代與民國初年之各家發展概況。第四章介紹《字說》之編纂體例，由所輯佚的資料推求全書編排的概貌。例如：世人斥《字說》以楷書解字，然而從尋得的資料顯示，《字說》當是以篆體編寫。此外，《字說》有一些獨特的編纂方式，是其他字典、辭典所少有的，例如：析字重視字形的相對位置，分為上下左右之方位，並寓意強弱大小的力量在其中；釋物喜用「疊解」的形式，有訓詁百家名物之意味；並有特殊的「習慣用語」以解字，這些都是《字說》之特色。 綜合而論，《字說》之學術上的價值表現在幾方面： 一、王安石「哲學思想」之綜述：雖然有人將新舊黨爭視為「儒法之戰」，但是荊公基本上仍是以儒生自許，人的思想會隨著所接觸的學說、觀點而改變，因此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其見解是呈段落式、片面式的，甚或後來的想法會否定、推翻之前的。而王安石一生的著作約有廿多種，其中與哲學思想相關的著作多為儒家經典之研究，但是荊公晚年學以佛、老，皆有所得。《字說》既是荊公晚年所致力之作品，必將一生所學之精粹融入其中，自然在《字說》的說解依據上匯集百家之要，有依循《說文》者、有儒、法、佛、老、莊、陰陽眾家之說，故梁啟超譽之「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正因如此，《字說》以解說「字義」為主，尤其是那些以「會意」解字者，有儒家的天人之道、佛家的空性、老莊的有無，皆融匯在訓詁字義之中。其他著作如《三經新義》、《易解》、《論語解》等，受限於經籍之題材與原作者之思想，總不若《字說》是以解字釋義為主，可以單純而全盤地了解王安石的哲學思想。 二、開創「聲符兼義」之先河 一般小學家總以王子韶創「右文說」，然而其書不傳，右文說之全貌又是如何？總無法了解其學說系統發展的程度。其實王安石在《字說》中已有「聲符兼義」之見解，他以「農者，本也，故又訓厚」，從農得聲之字有「厚」義，孳乳出「濃，水厚；醲，酒厚；襛，衣厚」等共訓，雖然在當時這種訓詁方式尚未發展出一定的規模，而且方法顯得簡略，但是已對中國文字之「聲符」加以注意，不再只是標明讀音的符號而已，尚有「意義」在內，從此相關的研究不斷地發展下去，尤其在清代與民初的小學家，後出轉精，沈兼士利用此「聲符兼義」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訂正古籍之字誤、察古音之變遷、判斷訓釋之得失等考據工作；王力更以此法追溯語根之起源，將研究結果撰成《同源字典》。這一切以「聲符」為研究之發展系統，現已臻於成熟完備，王安石可謂有開創之功。 三、獨特的「辭典編纂」方法：中國的字、辭典編纂方式總不外是兩大系統：「部首」和「韻類」，其撰寫內容也是以「字」為說解的最小單位。然而《字說》以聲韻分部之外，還有「疊解」的特殊形式，類似於《爾雅》以物類為釋，卻又有形式上之異，將同性質之物聚集而解，猶如百科全書一般，故此類的字義說解很容易被「訓解名物百家」之辭書所引用，例如陸佃的《埤雅》、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影響其訓解的方向。 此外，王安石重視字形「位置」之說解，將字分成上下左右之位列，融入陰陽五行學說，賦予相生相勝與卦位之說，將文字視為一個小天地。並在《字說》說解上使用一些特殊的「習慣用語」，使字義的解說更具王安石個人的色彩。這些獨特的「編纂方式」或影響後代之字辭典編纂者，但更重要地是突顯王安石之思想。《字說》不單只能以字辭典的觀典視之，它更包含王安石個人思想，反映當時社會各層面的現象，在歷史上無法否定、排除其盛極一時之況與對後世之影響，在中國文字學史上永遠具有承先啟後之地位！

王安石經學近十年來開始受到關注(2000年以來)；在此之前，王安石的變法改革思想和詩文集的研究，其實已經非常蓬勃(1949-1990)，尤其變法改革思想正好符合清末和新中國極欲改革的需求，因此，在大陸和美國都有王安石變法研究的專家。稍後有王安石思想具有道、佛思想的研究(1980-2000)。截至2010年，海峽兩岸相關王安石研究的單篇論文有三千多篇，博、碩士論文有六十多篇。而真正以王安石經學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海峽兩岸計有六本，而且都聚集在近十年(2005年以來)。 王安石經學著作在明初已全部亡佚，目前可見的只有清代所輯的《周官新義》一部輯佚書。王安石參與的宋代熙寧變法所著的《三經新義》，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周官新義》，內容鋪陳改革宋代吏治與經濟的藍圖，受到撻伐最深，王安石將他當作政治實踐的計畫書，最具有宋代精神，卻是偏離上古三代精神較遠。至於《尚書新義》則是規範帝王修身和治國的政治之書。 而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則不同，內容平易近人，其闡發儒家精神與禮儀規範，對於人倫與禮儀、人性與人為制度的推敲拿捏，在遵守禮樂之外，還有更多人文精神的體會。而王安石和《詩》的淵源其實頗深，從案頭書到科舉必讀經典，都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詩》的重視。透過研究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可以看到王安石學術思想理念的初衷─儒家經典理念和人倫禮儀思想；除了他對原始儒家、三代聖王賢人精神的繼承，還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人生倫理的規劃，這正是本文以王安石《詩經新義》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