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經學近十年來開始受到關注(2000年以來)；在此之前，王安石的變法改革思想和詩文集的研究，其實已經非常蓬勃(1949-1990)，尤其變法改革思想正好符合清末和新中國極欲改革的需求，因此，在大陸和美國都有王安石變法研究的專家。稍後有王安石思想具有道、佛思想的研究(1980-2000)。截至2010年，海峽兩岸相關王安石研究的單篇論文有三千多篇，博、碩士論文有六十多篇。而真正以王安石經學著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海峽兩岸計有六本，而且都聚集在近十年(2005年以來)。 王安石經學著作在明初已全部亡佚，目前可見的只有清代所輯的《周官新義》一部輯佚書。王安石參與的宋代熙寧變法所著的《三經新義》，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周官新義》，內容鋪陳改革宋代吏治與經濟的藍圖，受到撻伐最深，王安石將他當作政治實踐的計畫書，最具有宋代精神，卻是偏離上古三代精神較遠。至於《尚書新義》則是規範帝王修身和治國的政治之書。 而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則不同，內容平易近人，其闡發儒家精神與禮儀規範，對於人倫與禮儀、人性與人為制度的推敲拿捏，在遵守禮樂之外，還有更多人文精神的體會。而王安石和《詩》的淵源其實頗深，從案頭書到科舉必讀經典，都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詩》的重視。透過研究王安石的《詩經新義》，可以看到王安石學術思想理念的初衷─儒家經典理念和人倫禮儀思想；除了他對原始儒家、三代聖王賢人精神的繼承，還可以看到王安石對於人生倫理的規劃，這正是本文以王安石《詩經新義》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