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採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歷史文獻的考察，知人論世。並佐以統計法，闡釋學、接受美學、語境說等理論，以作為論證的輔助。共計正文八章、附錄三篇。 第一章〈導論〉：澄清前人對明代經學的負面評價及因襲的成見，檢討明代《詩經》學及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的研究概況，並說明本論文主題的研究價值。 第二章〈評點概說〉：介紹評點的起源、發展、特色、與科舉密切結合的情形，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等。對「評點」的性質及明、清士人對「評點」的評價有正確認識後，可作為吾人了解評經的表現方式、認識評經性質的基礎及正確地解讀前人對評經的種種論說。 第三章〈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何以晚明會有大量的評經著作產生，並受到時人的歡迎？筆者考察當時的學術風氣，解經態度，歸納明人文集、書序中的種種論說，加以說明。以為復古風氣的瀰漫、對經義紛紜的反動、明人慣以文學眼光詮釋古籍，以及王學流風遺韻的影響，使明人對經解抱持開放的態度、讚賞獨抒心得的別解等原因，都是造成評經興起的原因。 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別析論孫、鍾、戴三部《詩經》評點，由介紹其人之生平、文學主張入手，結合其文學主張及相關著作中的資料，說明其評《詩》動機、版本問題、評《詩》的態度、對《詩序》、《毛傳》、《鄭箋》、《朱傳》等舊說的取捨、《詩》評所透露出的好尚，並論其影響與評價。 第七章：〈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辨證〉：先前研究者有鍾評之類的《詩》評，其性質為科舉講章之屬，故遭來錢謙益、顧炎武等指斥的主張，故筆者設此章予以回應，除證鍾評等書其性質與科舉無關、是文學的評賞之外，並詳細析論錢、顧、四庫館臣等抨擊評經的深層心理。 第八章：〈晚明《詩經》評點之學餘論〉：用闡釋學到接受美學的轉變，來對照、解釋晚明將孟子「以意逆志」轉為「以臆逆志」的閱讀現象。並指出在尊經的思維下，「聖經」與「至文」間存在著衝突，故評經者常將論文的本質，用求經義、明道的外衣來包裹，今人不明其所處的語境，常為其飾辭所惑的。本章並通論民初對晚明《詩》評的肯定，及指出諸評刊落訓詁，用語模糊、簡略，造成今人解讀的困難，是其不足之處。文末結語，回顧本論文的寫作，筆者自省得失，並前瞻未來可繼續努力的方向。 附錄三篇，為正文的補充，分別為： 附錄一〈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探討明清士人支持評點、反對評點之故。 附錄二〈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介紹鍾評三本初評本間的異同，比較初、再評本的出入，並澄清過去對於鍾評版本問題錯誤的論述。 附錄三〈陳繼揆《讀風臆補》引戴君恩《讀風臆評》原文的校勘〉：陳繼揆作《臆補》，雖自言全錄戴評，經筆者校勘，陳氏所錄與戴評頗有出入，未能如實呈現。

蒲松齡在清代寫作完成的小說作品《聊齋誌異》，自康熙年間開始為人所傳抄，傳播愈廣，對於這部小說的各種詮釋、評論非常多，本論文藉清代對於《聊齋誌異》之相關評論文字，包括題詩、序跋、評點或個人文章，探討清文人對於《聊齋誌異》不同詮釋角度之下產生的理解與評價。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概況回顧、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聚焦於蒲松齡本人撰作《聊齋誌異》之自我評述，取材主要是蒲松齡所作自序〈聊齋自誌〉及許多篇章末的「異史氏曰」，以瞭解作者書寫活動之背景與定位。 　　第三章從王士禎、馮鎮巒、但明倫等人對《聊齋》的評論，歸納出「閱讀鑑賞」的批評焦點，首先以王士禎《池北偶談》中「談異」的作品做為參照，從他對《聊齋》的題詩，瞭解王士禎對於《聊齋》的閱讀觀感，及評價緣由。而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一說中標舉許多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閱讀方法，他和但明倫更在評點中提示種種文法，他們如何欣賞這部小說，是本論文探討重點之一。 　　第四章探討紀昀及其門人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批評。魯迅曾說「《聊齋誌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眾，顧至紀昀而有微辭。」「微辭」緣何而發？是本章關注的焦點，紀昀本身是長於目錄學的編纂學家，也是喜談狐鬼的文言筆記小說家，因其特殊的文化身分，對於《聊齋》的批評有別於其他評家，其特點是出於小說文體著錄分類的學術思維，從文體觀點審視《聊齋》一書的體例及敘述方式，論文就這部分切入探討。 　　第五章則從觀察《聊齋誌異》的序跋、評點等相關評論中，多所指出這部小說有益於世道人心，促使思考「誌異」如何能夠教化？特別是傳統對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詮釋，亂力亂神在歷來《論語》注疏家眼中往往被視為無益於教化，如此一來「志怪述異」有益於世道人心之說，似乎經過概念的辯證與轉換，而其立論的依據為何，也是本論文的關注重點。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研究成果。

本論文以評點與唱和作為研究的切入角度，集中觀察清初廣陵詞人群體之詞學活動，借此描摹出以往較少被注意的論題，透過微觀視野，抉發不同的思考角度。同時說明詞人群體之評點絕非只是相互吹捧的應酬語言，唱和活動也不限於遊戲筆墨，回歸文本，詞人、詞作、詞評間的緊密連結遂能清楚浮現。 透過評點，筆者發現群體彼此互動時，已有較清晰的群體意識，如使用「我輩」、「吾輩」等詞彙，或屢屢以特定人物之作品為典範之標竿。於是我們能逐一過濾釐清廣陵詞人群體中的核心成員，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評語除卻可以觀察交遊往來之具體情事外，更可看出群體對於「以畫論詞」、「以禪論詞」、「以史論詞」等議題特別關注，這些恰可補充一般研究者以「起源論」、「尊體論」、「創作論」之提法可能忽略的文獻。加上，評語可直接對照詞作，所評是否切當，有助於我們理解群體之批評實踐。 唱和屬於一種社會文化行為，如果配合參與者各自的際遇，以及不同主題之間唱作作品的整體語境，當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出更多豐富意涵。在此詮釋進路之下，每一個唱和者之間均透過作品展開對話，在多元並陳的聲音中，尋繹出作者個人的情感投射以及對題詠主題產生之相異價值判斷。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特有的實踐性批評形式之一。評估之作原是針對詩與古文而來，后來才出現小說評點。小說評點不僅是評點者本身的嘔心瀝血的再創造，而且是嚴肅的學術評論。因此，其實際發生的效果和作用都是不應低估的，值得一番精研的工夫。小說評點盛於明代，其中容與堂本與袁無涯本《水滸》評點時間較早而影響也很大，則兩種《水滸》評點是中國古典小說理論的實際開端和寶庫。 本論文討論的重點，如下三點：（１）檢討《水滸傳》各種評本，而以辨明兩種評本的真偽；（２）整理分析兩種評點，究明其小說理論的面貌和價值；（３）比較分析其兩種評點的同異及小說理論上的影響。本文共約十五萬字分七章研討如下： 第一章：緒論。分為二節。敘述筆者的研究目的及方法，以及評點之概說。 第二章：共分為二節。探討小說評點之流變及明代小說理論的概錶。 第三章：共分為二節。探討《水滸傳》各種評本的面貌，進而探究兩種評本的真偽問題。 第四章：共分為三節。探究袁本評點的內容，即將其小說理論歸納整理為評者的思想、人物批評、小說藝術批評。 第五章：共分為三節。探究容本評點的內容，即將其小說理論歸納整理為評者的思想、人物批評、小說藝術批評。 第六章：分為三節。探討兩種評點內容的同異及影響。 第七章：結論。論述在小說理論史上兩種評點的價值。

文獻學與文化研究是金學研究的大宗，二者關注的共同點是《金瓶梅》「寫了什麼」；本論文則結合評點及敘事學，整合《金瓶梅》的敘事原則，分析特定敘事筆法反覆出現的用意，有系統地探究《金瓶梅》的敘事特徵及藝術成就，亦即藉著分析敘事者「如何講述故事」，建立起藝術筆法與小說內容之間的關係。 援引敘事理論探討傳統小說，一部份的目的在於更精確地描述小說的特色，而非還原作者的意圖，或尋求完整的詮釋體系。因此，雖然西方敘事理論已發展成一套便於操作的分析方法，但本論文並不完全依循敘事理論解析《金瓶梅》，僅參酌敘事理論能與傳統評點相互呼應之處，論述用語仍以評點為主，取其切合中國文化與詮釋傳統的優點，可避免論述文字歐化之病；也保留評點特意關注，但敘事理論並未探究者。本論文章節架構則大體依照敘事理論建立，不只為了條理分明地說明評點的內涵，也注重敘事理論已經觸及，但評點論述不足的敘事特徵，藉此開拓《金瓶梅》的詮釋面向。 本論文從結構、時空、視角三個層面，析論《金瓶梅》的敘事技巧，並參酌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敘事理論。論文第二章便借用他對故事時間及敘事時間的區分，對敘事「延伸」（narrative scattering）的分析，以及科比利（Paul Cobley）對敘事中「期待」及「回憶」的探討，來闡釋《金瓶梅》組織段落的次序所蘊含的意義，並說明書中如何聯繫不連續的片段。本章亦探討評點中「綴合」的觀念，分析《金瓶梅》如何連接相鄰的片段。第三章援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現實效應」（reality effects）的概念，分析《金瓶梅》中的「細節」及評點者的閱讀樂趣，並重新思考蒲安迪（Andrew H. Plaks）「形象迭用」的意涵。第四章則運用敘事理論中的「視角」（point of view）及「敘事情境」（narrative situatiion），重新詮釋說書人及說書情境對傳統小說的影響，並藉助「凝視」（gaze）及「偷窺」（voyeurism）理論，探討《金瓶梅》中擅以偷窺寫人物「破綻」的特徵。 透過本論文的分析可知，作者重新組織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使敘事時間及故事時間之間產生對比，不但具有相互映照或延宕懸念的效果，也能涵容同一敘事時間內的諸多敘事線索。各種串接不同片段的敘事筆法，則使人物及事件間產生緊密的聯繫，形成各個事件之間互為因果，錯綜影響的關係。「說書」的情境能聯繫虛構的小說世界與真實的人生，構成小說人物種種所為被公諸於世的語境，滿足聽眾／讀者一窺究竟的好奇心與偷窺欲；以小說人物的偷窺作為敘事視角時，則能突顯敘事視角隱含的意識型態，也使讀者及評點者都成為偷窺者，獲得不同的閱讀樂趣。上述特徵與《金瓶梅》隨處可見的「擬真」描寫，以及「白描」、「沒要緊處」餘韻無窮的筆墨，共同構成《金瓶梅》逼真的時空環境與特殊的講述角度，使讀者藉著虛擬的經驗，在極短的閱讀時間之內，見證西門家的興亡盛衰，感同身受地理解「盛極而衰」及「一切皆空」的哲理。

《金瓶梅》為中國四大奇書之一，廣泛而深入地描寫人們對財色的欲求，透過其中所程現之人情事理的普遍性，可以體會人生的道理。如今，《金瓶梅》一書普行於世，已有多種版本而張竹坡評本《金瓶梅》對於中國內外流傳貢獻最大。本文旨在了解張竹坡利用評點形式分析《金瓶梅》時，是如何認識「小說」和「人生」的，試圖再詮釋張竹坡的小說觀和人生觀，希望藉由研究張批《金瓶梅》，得以更了解「小說」之本質，並且從而體會人生的道理。全文共分六章。第壹章緒論，概述研究旨趣、文獻檢討及使用版本。第貳章則從小說評點的發達情況、《金瓶梅》問世以後世人之評述與清初文字獄及禁燬小說等三方面，來探討張批小說理論之形成背景。第參章概述張竹坡生平及其評點《金瓶梅》之版本問題。第肆章探討張竹坡論小說之本質，創作及閱讀態度。第伍章探討張竹坡有關小說的人物，小說的情節結構，小說的主題，小說的語言，小說的細節，小說的環境構設等等的小說理論。第陸章結語，綜論張批小說理論之價值。

《左傳》有經書地位，是十三經之一；有史書性質，是記事古史之源；有文學成分，被譽為文章之祖。《左繡》一書以評點體式解讀《左傳》義法，在「法」的分析與「義」的追索中，同時呈現《左傳》文、史、義的三種面貌。 本論文共分八章，首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目的，並及前人研究成果之介紹；本研究旨在呈現《左繡》闡釋《左傳》的風貌，並以接受美學角度，重新予以定位，故以第二、三章處理理論及背景探索。第二章主要討論語言表意的問題、評點源流及其有別於其他批評方法之特點，以及「接受美學」中姚斯與伊瑟爾三大概念──「讀者的期待視野、文本的召喚結構、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之引出。由於語言表意同時具有侷限與開拓的特質，使得闡釋行為從根本上就具有創造本質；而評點體式又使批評家積極地介入文本意義之確立，凡此皆使得採用評點方式所得的闡釋，很明顯地是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亦即文本意義非預存於文本之客體，亦非讀者主觀之投射，而是在讀者與文本互動之後確立，故讀者亦參與了文本意義之產生。第三章則探討《左繡》作者所處環境，以尋繹其期待視野之形成與界域。《左繡》成書於康熙末，彼時學術風尚黜虛崇實，文學環境則桐城「義法說」興起，朝廷以八股文取士，《左繡》作者馮李驊又自道時文習作之先在經驗，因此「徵實」、「義法」、「時文概念」皆是形成《左繡》作者解讀《左傳》時期待視野之成分。 第四至七章由不同角度談《左繡》闡釋《左傳》的實際狀況。探討馮李驊對《左傳》做出哪些面向之分析？他對《左傳》解讀之功力如何？第四章介紹《左繡》的結構及其解讀《左傳》的角度，呈現馮李驊及陸浩在期待視野作用之下，對解讀策略──「專論文法」之宣示。第五章就是分析其「專論文法」的部分，探討《左繡》對《左傳》修辭設計之掌握，研究結果發現，其賞析既能照顧全局，復能細及字句，甚至於全書脈絡，皆有線索之提出，於展露《左傳》文章美學之貢獻至鉅，而所論大都有確實之文本證據，與當時「徵實」風氣頗為契合，亦使其評點有不同於印象式批評之風貌。事實上，《左繡》雖標榜「專論文法」，實指其切入角度而言，其所評所論，乃由文法而及義理的追究，故第六、七章旨在呈現《左繡》對「義」這一部分的探討，第六章為「《左繡》對《左傳》主題思想之揭示」，研究結果顯示《左繡》作者對敘事文體的本質了解甚為透徹，能由文本結構之順序、聯結及對比之中，挖掘微言大義，對《左傳》「屬辭比事」的特質，發揮殆盡。第七章為「《左繡》對《左傳》解經功力之闡發」，經由《左繡》之剖析，《左傳》以敘事解經的特色再次受到肯定。由第五、六、七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左繡》經由對《左傳》文采的挖掘，卻同時展現《左傳》文、史、義三個學術面向的光彩。 第八章處理《左繡》的定位問題及其意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竟以時文商榷經傳」，但以接受美學「意義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的概念來看，同一個文本，流經不同時代，衍生之解讀難免參差，《左繡》作者以新時代新視野去「接受」古籍，本就是閱讀理解的自然現象，更遑論其使《左傳》在新的時代、新的讀者需求之下有了新的闡釋視角，此正是經典之所以能成其為經典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由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為《左繡》定位，就《左傳》學而言，相對於傳統的《左傳》註疏及經史學範疇，《左繡》有開拓《左傳》文章美學及闡釋方法新疆域的功勞，而其對《左傳》屬辭比事之分析，又可資為前人說法訂補之用；就文學批評方面來說，將「評點」這個體式轉用於經傳，且盡量避免印象式評點之弊，對這個批評範式的提升，當有功勞；而其闡釋，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讀者主位之認知，這樣的特質，將一向只認定作者為一切意義根源的文學批評傳統，轉而至讀者身上，亦即由終極意義之追索，也看重審美價值之呈現。「一沙一世界」，可以說《左繡》正是時代文學批評具體而微之沙粒，《左繡》評點著重證據之呈現、濃重的時文結構氣息，以及兼重法與義的解讀方式，皆與當代學術、文學批評之風潮共振，它實具有時代縮影以及批評認知轉變的意義，故由《左繡》的探索，亦可大略掌握當時學術及文學批評狀況。 / 封面 誌謝 摘要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第二章　理論基礎 -- 評點與接受美學 第一節　語言的侷限與開拓 第二節　評點之源流與結構 第三節　有關接受美學 -- 姚斯與伊瑟爾 第三章　作者及時代背景 第一節　作者生平暨師友考述 第二節　時代背景 第四章　《左繡》之結構及解讀進路 第一節　《左傳》之文采 第二節　《左繡》之結構 第三節　《左繡》之解讀進路 第五章　《左繡》對《左傳》結構修辭之分析 第一節　謀篇安章 第二節　鍛句鍊字 第三節　小結 第六章　《左繡》對《左傳》主題思想之揭示 第一節　敘述的本質 第二節　以情節結構揭示主題思想 第三節　以字句關鍵勾勒主題思想 第四節　小結 第七章　《左繡》對《左傳》解經公立之闡發 第一節　《左傳》解經之進路 第二節　《左傳》解經之特色 第八章　由接受美學觀點看《左繡》再《左傳》學及文學批評上 第一節　《左繡》解讀《左傳》之特色及有待商榷之處 第二節　《左繡》再《左傳》學上之意義 第三節　《左繡》再文學批評上之意義 第四節　結論 參考書目

我國自1992年頒布《就業服務法》明定引用外國勞動力相關程序、僱用準則，將外籍勞動力納入正式法律規範，近十年社會福利產業外籍勞工數占總外籍勞工數亦逐年成長，現已達到四成左右。 由於受少子化因素影響，我國勞動力人口逐年短少，如何有效地運用目前就職於我國的外籍勞工為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行政院104年12月提出「師傅級外勞」機制，擬透過重新定義外籍勞工的性質，經由評分機制、評選出藍領資深技術人員，延長其工作年限，解除留臺限制，用以舒緩我國人口與勞動力結構變遷之影響。 隨著機構式照顧服務對於我國少子女化、高齡化的人口結構愈趨重要，本研究擬以進用外籍勞工之社會福利機構為研究對象，以老人照顧服務機構、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機構等社會福利單位做為研究場域，研究對象以就業於該等場域之外籍看護工為主，透過訪談機構主管（主任或院長）的經驗與見解，探討「師傅級外勞」政策實施之可行性，由實務上評析「師傅級外勞」對提升社福機構勞動力之可行性。 / The R.O.C Government enacted and promulgated total articles of the Employment Service Act in 1992. The Act regulates the employment and management of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and formally regulates the foreign workforce into law. By the end of April 2017, numbers of foreign workers increase rapidly,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social welfare foreign workers accounts for up to 40% of the total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low fertility, the workforce of Taiwan decreases tremendously. How to utilize the foreign workforce efficiently is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research. On December 2014, th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the “Master Qualified Foreign Workers Policy” in order to redefine foreign workforce in Taiwan. The policy will formulate a point system to filter qualified foreign workers and extends their duration of the employment permit. Institutional caring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due to population aging, this research choose foreign workers in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compile the opinions and perspectives from supervisors of 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Master Qualified Foreign Workers Policy” in the social welfare sphere.

台北市自民國72年起，公佈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以來，至今已十幾年，但對於住宅區之環境品質並無明顯改善，反而突顯實施土地使用分區之分組及允許使用組別的問題，究其原因，是法規制定太偏於混合使用及允許使用組別太多。尤其附條件允許組別更為嚴重，幾乎與商業區差不多，而其中產生一些行業別與住宅不相容的情形。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期望透過混合使用相關研究回顧遴選出適當之評估指標項目，再收集專家學者對評估指標之意見，進行修正所遴選之評估指標，作為混合使用環境品質之評估基礎。在其中發現混合使用評估指標相對權重以「守望相助與警衛」權重最大、其次是「購物方便性」、第三為「餐飲方便性」。而「垃圾收集」與「污水排放問題」之小指標相對權重較小。由此不難理解，在專家的觀念裡混合使用之居住環境需以居住安全性之「守望相助與警衛」為第一考量，然後才能考慮混合使用生活之便利性。 由以上所建構之評估指標，經收集居民的意見與專家之賦予權重之後，經整理計算後，所得到評估指數正負得知，混合使用環境品質評估指標中以「寧便居住環境」、「公共安全」之指數呈現正值，而「環境污染公害」為負值，將其大指標之指數加總，發現總值為正數，得知混合使用之居住環境可能是好處多於壞處。 得知評估指標之指數大小之後，筆者再建立相容性行業別操作方式，進行計算行業別之評估指數大小，並建立數學模式，發現行業別之指數總和越大，代表居民與專家愈能接受該行業。負面值越大表示排斥性越大。同時可理解相容性越高之行業對環境影響越少，且對生活機能幫助越大。進而可透過行業別之排序，依混合使用環境品質需求，再訂定不同混合標準，以塑造不同等級之居住環境。 另在新、舊地區之實證過程中得知；混合使用的行業會因道路寬度、區位而有不同混合比例，其中立體混合也與平面混合成正相關。而從實際新、舊地區之業種調查發現，在大安區之業種是屬於都市型，而在萬華區之業種是屬於鄰里型。 綜合言之；本研究透過相關理論回顧與分析，所建立住宅區土地混合使用之評估指標，作為相容性之行業別判斷依據。在其中發現行業別之相容性，可依本研究所擬之評估指標判斷業別對居住環境的影響情形，同時可透指數分析再訂定業種相容性標準，而進行衡量評估指標與行業別之相關性計算。尤其在行業別設立時，將可能對住宅使用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情形，以指標的方式表達；如行業別是否產生噪音振動、垃圾處理方式、停車問題、空氣污染..等等問題，儘可能再設有評估標準。待相容性行業別執行一段時間後，依執行情形來修正評估標準，以利後續土地混合使用業種相容性之參考。 / Since the announcement and execution of the Zoning Act of Taipei Metropolitan in 1983, there is no obvious improvement on the living quality in the residential areas. Conversely, there are some issues on the usage classification and permitted usage categories. After further research, it’s found that the Zoning Act biased on the mixed-use, which permitted too much usage in one category. The most serious one was the permitted usage in its appendix, which made the usage of residential area almost the same as the commercial area. After researching on the related documents on mixed-use, the study emerged the appropriate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n collecting the experts’ comments, the study modified evaluation indicators accordingly, which formed the bases of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of mixed-use. In betwee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op three indicators was ranked as “residents’ mutual help and guard”, “shopping convenience” and “dinning convenience”. Both “trash collection” and “waste water manipulation” were less concerned. It understandable that in experts’ concepts, the residential safety was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then the living convenience. Based on the abo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llected comments from the residents and experts, the study came 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valu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quiescence and convenience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ublic safety” were positive value bu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negative value. Summing up the big indicators, the value was positive which meant people possibly evaluated highly on the mixed-use i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cators, the study rebuilt the operation model for compatible businesses, which calculated the values of busi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built mathematical model. Then the study found out that the greater positive values of summed up indicators,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residents and experts accepted the business.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 value, the more exclusivity represented. More compatible businesses would less impact the environment but enhance the living functionality. Ranking the business 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mixed-use, we could build up different grades of living environments by setting up different mixed-use standards. It was proven from the study on the new and old residential areas that the mixed-use ratio of businesses would be differed by the width of road and location in whic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ixed-us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From the field study, the businesses in Ta-An district belonged to the metropolitan type but those in Wan-Hua district belonged to the tithing type. In summary, the study went through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thesis then buil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mixed-use in residential area, which in turn were the bases to identify the businesses compatibility. Utilizing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 could identify the business compati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through indicator analysis, new business compatibility could be redefined and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business relativity. Especially for the business category, which would heavily impact the environment, the indicators could be identified as, e.g., voice and vibration pollution, trash manipulation, parking issue, air pollution...which needed more evaluation standards. After some time of execution, the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modify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which w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ucceeding study of land mixed-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