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節目次如下: 第一篇緒論 第一章六朝志怪小說盛行之背景。一曰巫覡風尚之綿延；二曰陰陽五行之傳承；三曰神仙長命之不疑；四曰佛教思想之始盛；五曰道教設壇之踵跡；六曰儒學衰頹之機運。 第二章太平廣記與古小說鉤沈。二書為本文重要文獻，故特為論列其得失與乎版本之略說。 第三章本文引用之志怪書目商榷。據各史志、書目並後世輯佚本，而表列其見存、散失與乎全逸者。「六朝」一詞之研討，「志怪」之定說。 第二篇本論 本文討論所及之志怪書目，凡43冊，援依時代前後，繹其集本、內容與乎故事傳承之經緯。 第三篇結論 六朝志怪之貢獻:一曰補證正史；二曰備經解之異同；三曰今日研究人類學者所取資；四曰神話、傳說過渡至唐人傳奇之津樑；五曰自佛經之改寫，以見中印文化交通之景況，從而推知吾國包容外來文化之過程、演進之跡象；六曰探討吾國文化與他國之關係；七曰今日民間故事、傳記甚而諸種禁忌之源泉。內容分析統計總表與說明。 參考書目:依朝代先後序列。

蒲松齡在清代寫作完成的小說作品《聊齋誌異》，自康熙年間開始為人所傳抄，傳播愈廣，對於這部小說的各種詮釋、評論非常多，本論文藉清代對於《聊齋誌異》之相關評論文字，包括題詩、序跋、評點或個人文章，探討清文人對於《聊齋誌異》不同詮釋角度之下產生的理解與評價。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概況回顧、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聚焦於蒲松齡本人撰作《聊齋誌異》之自我評述，取材主要是蒲松齡所作自序〈聊齋自誌〉及許多篇章末的「異史氏曰」，以瞭解作者書寫活動之背景與定位。 　　第三章從王士禎、馮鎮巒、但明倫等人對《聊齋》的評論，歸納出「閱讀鑑賞」的批評焦點，首先以王士禎《池北偶談》中「談異」的作品做為參照，從他對《聊齋》的題詩，瞭解王士禎對於《聊齋》的閱讀觀感，及評價緣由。而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一說中標舉許多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閱讀方法，他和但明倫更在評點中提示種種文法，他們如何欣賞這部小說，是本論文探討重點之一。 　　第四章探討紀昀及其門人對於《聊齋誌異》一書的批評。魯迅曾說「《聊齋誌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眾，顧至紀昀而有微辭。」「微辭」緣何而發？是本章關注的焦點，紀昀本身是長於目錄學的編纂學家，也是喜談狐鬼的文言筆記小說家，因其特殊的文化身分，對於《聊齋》的批評有別於其他評家，其特點是出於小說文體著錄分類的學術思維，從文體觀點審視《聊齋》一書的體例及敘述方式，論文就這部分切入探討。 　　第五章則從觀察《聊齋誌異》的序跋、評點等相關評論中，多所指出這部小說有益於世道人心，促使思考「誌異」如何能夠教化？特別是傳統對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詮釋，亂力亂神在歷來《論語》注疏家眼中往往被視為無益於教化，如此一來「志怪述異」有益於世道人心之說，似乎經過概念的辯證與轉換，而其立論的依據為何，也是本論文的關注重點。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研究成果。

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

面對西方「物質文化」的研究浪潮，筆者尋思中國古代是否也存在對「物」的關照。故本作以《博物志》文本為主體，針對「博物書寫」、「志怪小說」進行追索，分析中國古代博物書寫，如何認識有形無形之物，進而找出《博物志》所蘊含對「物」的觀照，與對宇宙世界的認知。 由此出發，筆者就《博物志》中「物」字之使用，進行定義，發現《博物志》所載記之「物」，包含神祕意味的無形之「物」，進而囊括天下的琳瑯物資。由於中國古代對「物」的寬泛興趣，使得博物書寫本身帶有超越物質甚至常世秩序的變化觀念，而與志怪小說合流，匯聚而成《博物志》。然而在圖書分類上，《博物志》橫跨雜家、小說家，同時屬於地理博物體志怪一脈，為了釐清這些紛然雜陳的性質，本研究乃以地理博物體志怪之祖《山海經》的書寫模式及內容進行追溯。 筆者認為《博物志》不同於《十洲記》、《神異經》宗教輿圖或道德諷諭的轉向，既有神話傳說、禮制典籍、醫藥方伎的記述，又兼顧生活觀察及日用常識。《博物志》雖有意識地追仿《山海經》，卻不再刻板地依託在山川列位之上，而是有意識地連綴怪異物事，以供博物之士覽鑑。在主題的摘選上，更進一步從地理概念的「荒野」轉向「人間」。這類博物知識被簿錄於文字書寫中，形成「博物志」的書寫傳統，遂有《續博物志》、《博物志補》、《廣博物志》等作追隨。 晉代好清談，人物品評之風熾盛，反映在文學作品中，除了追求博聞強記的用典現象外，鬼神幻異的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也與志人小說相互影響，成為博物家的慣用文體。故張華創作《博物志》絕非偶然，而有其時代意義與個人特質的交融。 在這樣的思潮下創作出的《博物志》，其形成的時代需求因素，可綜合歸類為幾項：（一）人物品鑑需要談資：誌寫人物的特殊行為，也連帶帶起誌寫物異的風潮；（二）施政參考：寒門的亂世機會；（三）博物君子的不朽：著書提供知識寶鑑，是子書時代士人的基本功。《博物志》以文字書寫保存博物學的面貌，其博物書寫特色為：（一）辨別異同的簿錄原則；（二）抄錄補充；（三）博物的審美奇趣；（四）導異為常；（五）生活定位。 借由博物家分辨、歸類，使得這些看似無用於世間的「異物」，獲得知識分類的定位，終能為人所用。這便是博物書寫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