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