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嚴之前，「二二八事件」是個不能公開討論的禁忌。在政治氣氛逐漸開放後，要求公開討論「二二八」的呼聲浮現，媒體自不會外於解嚴後蔓延開來的二二八「討論熱」與「翻案風」，因此，探討解嚴後的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如何呈現「二二八」便有其價值。本研究以「敘事分析」的角度，探析大眾平面媒介對讀者「說什麼樣的二二入故事」，以及「如何述說」。採取這樣的研究角度，代表了研究者之觀點，認為新聞敘事對事件所提供的意義與其鋪陳意義的方式密不可分，互為表裡。本研究在樣本的取擇上，以「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1991年到1998年間，兩報對「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描述甚詳的10則新聞進行敘事分析。分析架構則從媒介「二二八」敘事的「核心情節」（說什麼故事）與「論述方式」（如何說故事）兩方面著手。本研究之發現如下： 一、媒介「二二八」故事的核心情節，乃是從「民眾」而非官方的角度出發，著重描述人民被政府方面莫名逮捕殺害的情節。本研究所分析的媒介內容大都呈現如此的核心情節，而媒介二二八敘事的摘要部分（標題與導言）也都明確指出此－核心情節，我們或可稱這種情節因果連結方式是媒介對「二二八」敘事的「優勢敘事模式」。而與媒介「二二八」優勢敘事模式在事件的因果連結或是觀察角度不同的故事版本，在媒介土要不是隱沒不彰，就是其敘事重點與角度會被轉移到民眾的那一方。 二、媒介敘事文本鋪陳故事主體的方式，乃是要致力配合、強化與彰顯「無辜人民被政府莫名逮捕殺害而受難」的故事核心，這又可從文本中的衛星行動、敘事者與媒介二二八敘事的真實表現等三方面分析： （一）、在衛星行動的描述上，強化「民眾是受害者，政府是加害者」的故事核心，包括：詳細描述當時民眾遭軍警無理暴虐對待甚至殺戮的過程與情景、指出當時政府態度的荒謬、蠻橫與無理、描述民眾作為受害者的善良無辜，以對比於政府態度的蠻橫；以及受雞者家屬在經過二二八之後家道陡落、處境淒涼，甚至禍遺子孫等，同時並以「在民眾被政府逮捕殺戮的情節上著墨甚多」、「在敘述時以『被動態』方式突顯受雞者、主要行動及行動者在二二八故事中的重要性」以及「事件的責任在政府，不能歸咎於省籍」三點深化故事核心與故事教訓。 （二）、在故事的敘事者角度上，著重民眾的角度，呈現民眾版本的二二八故事，讓民眾為故事定位，而不重視官方的解釋觀點。 （三）、在媒介的二二八敘事中，儘管記者未能親眼目睹，但一方面基於新聞必須報導事實的原則，另一方面又為了要配合故事核心，因此必須要以各種方式向讀者證明，媒介所呈現約二二八故事「是事實」。

所有民主先進國家皆認為，民主政治的運行乃是透過大眾傳播的功能與效果來實踐，媒介幾乎操縱了整個政治的過程，尤其是選舉期間，大眾媒介更成為左右了候選人勝選與否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現今「媒介政治」的時代中，電視影像更容易彰顯出候選人獨有的形象與議題訴求，相關研究亦顯示出，候選人形象與議題訴求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有效指標之一。 本研究透過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瞭解競選文宣的製作過程，並以文本敘事分析詮釋競選文宣的敘事結構，試圖回應本研究目的： 一、瞭解競選文宣企畫階段之形成過程為何？ 二、瞭解競選文宣製作階段之執行過程為何？ 三、瞭解競選文宣之文本敘事分析為何？ 研究發現： 一、競選文宣概念主要源於候選人的核心概念與相關理論，主要是透過政治行銷理論，將候選人形象定位，進行競選文宣之議題設定，並尋找主要選民以獲得勝選。 二、競選文宣製作階段之執行主要是依據文宣的企畫內容。在前製作的部分是以文案撰寫、勘景與拍攝架構出文宣的初貌，並透過剪接、配音等後製工程去完成文宣製作以及播放。 三、競選文宣之文本敘事目的主要在於從文本的內容結構中突顯出文宣所要傳達的意涵，包括加強觀眾之情感認同、以及塑造候選人親民的形象。並透過影音文本分析檢測文宣的意涵。 研究建議： 一、文宣議題與時事議題結合：增加候選人宣傳的機會。 二、文宣議題與候選人形象結合：保持候選人一致的形象。 三、文宣議題與影像化、感性化的結合：增加選民的情感認同。 四、文宣議題與競選策略的結合：達成廣泛的宣傳效果。 五、文宣議題與人本關懷的結合：增加競選文宣的競爭優勢。 關鍵字：九二一、形象、政治行銷、敘事理論、議題設定

文獻學與文化研究是金學研究的大宗，二者關注的共同點是《金瓶梅》「寫了什麼」；本論文則結合評點及敘事學，整合《金瓶梅》的敘事原則，分析特定敘事筆法反覆出現的用意，有系統地探究《金瓶梅》的敘事特徵及藝術成就，亦即藉著分析敘事者「如何講述故事」，建立起藝術筆法與小說內容之間的關係。 援引敘事理論探討傳統小說，一部份的目的在於更精確地描述小說的特色，而非還原作者的意圖，或尋求完整的詮釋體系。因此，雖然西方敘事理論已發展成一套便於操作的分析方法，但本論文並不完全依循敘事理論解析《金瓶梅》，僅參酌敘事理論能與傳統評點相互呼應之處，論述用語仍以評點為主，取其切合中國文化與詮釋傳統的優點，可避免論述文字歐化之病；也保留評點特意關注，但敘事理論並未探究者。本論文章節架構則大體依照敘事理論建立，不只為了條理分明地說明評點的內涵，也注重敘事理論已經觸及，但評點論述不足的敘事特徵，藉此開拓《金瓶梅》的詮釋面向。 本論文從結構、時空、視角三個層面，析論《金瓶梅》的敘事技巧，並參酌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敘事理論。論文第二章便借用他對故事時間及敘事時間的區分，對敘事「延伸」（narrative scattering）的分析，以及科比利（Paul Cobley）對敘事中「期待」及「回憶」的探討，來闡釋《金瓶梅》組織段落的次序所蘊含的意義，並說明書中如何聯繫不連續的片段。本章亦探討評點中「綴合」的觀念，分析《金瓶梅》如何連接相鄰的片段。第三章援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現實效應」（reality effects）的概念，分析《金瓶梅》中的「細節」及評點者的閱讀樂趣，並重新思考蒲安迪（Andrew H. Plaks）「形象迭用」的意涵。第四章則運用敘事理論中的「視角」（point of view）及「敘事情境」（narrative situatiion），重新詮釋說書人及說書情境對傳統小說的影響，並藉助「凝視」（gaze）及「偷窺」（voyeurism）理論，探討《金瓶梅》中擅以偷窺寫人物「破綻」的特徵。 透過本論文的分析可知，作者重新組織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使敘事時間及故事時間之間產生對比，不但具有相互映照或延宕懸念的效果，也能涵容同一敘事時間內的諸多敘事線索。各種串接不同片段的敘事筆法，則使人物及事件間產生緊密的聯繫，形成各個事件之間互為因果，錯綜影響的關係。「說書」的情境能聯繫虛構的小說世界與真實的人生，構成小說人物種種所為被公諸於世的語境，滿足聽眾／讀者一窺究竟的好奇心與偷窺欲；以小說人物的偷窺作為敘事視角時，則能突顯敘事視角隱含的意識型態，也使讀者及評點者都成為偷窺者，獲得不同的閱讀樂趣。上述特徵與《金瓶梅》隨處可見的「擬真」描寫，以及「白描」、「沒要緊處」餘韻無窮的筆墨，共同構成《金瓶梅》逼真的時空環境與特殊的講述角度，使讀者藉著虛擬的經驗，在極短的閱讀時間之內，見證西門家的興亡盛衰，感同身受地理解「盛極而衰」及「一切皆空」的哲理。

科幻電影自一九五○年代成為明確的類型，迄今已達四十年，屢創票房佳績。尤其《星際大戰》(Star War)自1977年上映後，更盤據影史賣座排行榜龍頭地位達二十年。科幻電影也幾乎成為賣座的保證。即使在台灣，亦常在賣座排行榜前十名內。其能受到觀眾的青睞、盛行不衰，必有其特色以引起觀眾認同，可能是故事情節、拍攝技術或因其反映了當代的社會文化思想。 　　然而，國內關於科幻電影的研究，多屬於評論性質的文章，少有以學術角度出發探究者。國外的研究雖較多，卻往往僅是分析單一電影，再加上多以化約論詮釋，無法瞭解科幻電影不同層面的意涵。據此，本研究認為科幻電影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尤其科幻電影常以未來時空為故事背景，但其所呈現的未來世界圖像卻未有研究能較為具體且完整地加以描繪。 　　敘事理論自一九二○年代發展後已漸趨成熟，從故事層面到論述層面，其相關研究及討論已更為細緻、深入。在研究敘事電影上有其優勢，不僅可瞭解表面元素，亦可深入探討深層結構，可找出多元化敘事之下的深層結構。 　　因此，本研究將以敘事理論的角度，選擇八○、九○年代的影片共計五部加以分析，探究「科幻電影所建構的未來世界」，並援用類型研究的概念，深入探討其故事、論述及其深層意涵，尤其著重於價值觀及意識型態層面，並將之與世紀末思想作一對照。並藉此找出科幻電影的敘事慣例，且將八○及九○年代影片的主題、角色、場景等加以比較。 　　研究發現可具體描繪出科幻電影所建構的未來世界景觀。未來世界科技文明發達、自動化設備充斥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然而，這樣的社會也潛藏著極大的危機，可以導致人類滅絕。也因此，未來的世界並非是個令人充滿希望的世界，不會比現在更好，尤其人往往因過度重視物質文明、忽略精神文明，不重視人性、生命，此亦是引發危機的重要因素。只有靠對於人性及生命的重視，才能化解危機，拯救人類於危亡之際。 　　此外，亦發現科幻電影與當代文化、思想的符應，科幻電影愈到九○年代，呈現愈多與世紀末思想的關連性，人類生活隱藏著重大危機，世界末日即將到臨，人心惶惶不安。而科幻電影所呈現的高科技社會，也正是後現代社會、資訊社會的寫照，除具體描繪出未來世界電腦、網路等資訊科技的發達程度，也提出其所帶來的隱憂，以達警示之目的。

婦女研究不僅是在社會學、人類學、文學、傳播學等各學科中以女性主義角度研究有關女性問題，同時又在生物學、醫學、心理學等以女性為研究客體探討從未受重視的女性身心。基於歐美多元複雜的女性論述和婦女研究，台灣的婦女研究需要在不同領域、針對不同議題研究批判，才能窺得父權全貌並建立女性主體。就傳播領域而言，漫畫媒介仍是一塊研究的蠻荒之地，自一九九二年 ＜著作權法＞修定通過後 ，台灣漫畫出版界一片欣欣向榮，短短二、三年間，漫畫風潮從校園蔓延至社會各階層，在出版界，漫畫是書刊類出版品中總數量數一數二，在傳閱率上，漫畫擁有的讀者群人數也是各類圖書之冠，然而，這樣一種有著高普及率與廣泛影響力 的媒介卻很少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以性別角度研究漫畫更是付之闕如。 日本連環漫畫＜城市獵人＞集美女、英雄、情色、冒險、暴力、夢想、爆笑於一身，全書充斥著刀、槍、酥胸、長腿、勃起，並且在引進台灣後所向披靡地席捲全省高中、專校及大學，是屬性別意涵豐富的漫畫經典名作，基於＜城市獵人＞所創造的高普及率與其具爭議性的性別意涵，相當值得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城市獵人＞中的女性意涵。女性主義學術是要改變以往被視為普遍性的性別觀念並以女性經驗及女性對文化貢獻的知識重建起女性的視角。因此，要打破性別迷思必須否認性別迷思自然生成的觀念，而著重於主體在符號活動過程中的社會建構。拉康(J. Lacan)的主體形成理論指出嬰兒透過鏡中形象和語言的獲得而變成性別主體(gendered subjectivity)，受拉康主體形成理論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影響，阿圖塞(L. Althusser)發展其主體性及意識型態理論，以權力的觀點解釋人與社會的關係，適宜女性主義學術援引以理解父權社會中不平等權力分配的本質，及透由意識型態建構性別主體的過程。而以語言學的概念運用到任何訊息傳佈現象，提供日常生活中意義的反省與批判的符號學分析(semiotics)和敘事理論(narrative theory)則適宜作為解讀文本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即以拉康的主體形成理論及阿圖塞的意識型態理論為探討女性主體性的理論基礎，以符號學分析和普洛普(V. Propp)發展的敘事結構模式為解讀文本的方法，解構漫畫＜城市獵人＞文本深層之性別迷思和意識型態結構。

以整個明代來看，國祚近三百年，但初期在改朝換代的適應與摸索下，使 得原本已由元雜劇所掀起的戲曲熱潮，沉寂了大半個明代，直到嘉靖年間 才逐漸恢復生機。這股生機一觸即發，短短數十年便再度席捲文壇，吸引 了許多文人學士投入戲曲的創作和討論，諸如徐渭、李贄、湯顯祖、沈璟 、王驥德等人將萬曆劇壇妝點得多采多姿，並將戲曲理論推展至前所未有 的高峰。但戲曲理論的發展經驗仍淺，其內涵也不夠成熟，此時雖眾星雲 集、新銳並出，靠得是一股衝勁與爆發力，但待勢頭一過，冷靜的沉思與 深度的思考才是長久的紮根之計。而「晚明」正是擔任著這樣的工作--將 前人的意見總結、再思考，濃縮、再提煉。另一方面，由於理論需有作品 作基礎，劇論家常藉著品評以往當代作家的作品來建立自己的理論。其中 當代作品最能反映當時的創作現況，對其下針砭也最能發揮理論的功效， 但明代前中期的劇作不多，也缺乏探討的價值，因此只要有具代表性的典 型劇作出現，馬上就會吸引劇壇的注目，而《牡丹亭》就是這樣一部劇著 。雖然《牡丹亭》的出現夾著褒貶不一的評價，但不論是正面或反面，它 都有著引人深入探討、發掘的豐富性。當時幾乎所有的劇論家都曾對其發 表過意見，而這些意見匯整起來，則儼然是晚明戲曲理論的精華展現。我 們可以說，晚明劇論家對《牡丹亭》的流傳與討論深化了此劇的創作內涵 ，而《牡丹亭》的出現則刺激了晚明戲曲理論的開展，此兩者互為因果的 血脈關系，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綜上所述，本文遂欲以晚明時期對《牡丹 亭》的流傳討論為探討線索，以突顯當時戲曲理論承先啟後的重要性及時 代意義。在這□，「晚明」指得是萬曆中後期到崇禎末這段期間，更明確 的說，由於《牡丹亭》約完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明亡於崇禎十七 年(1644年)，晚明即代表1598到1644這四十六年的時段。本文即以此時段 中與《牡丹亭》有關的專文、序跋、評點、眉批、改編，乃至曲譜制定、 演出情形等，作一釐清、探討。再與萬曆之前及清代初、中期的理論特色 稍作比較，以突顯其過渡特色。本論文之研究主要採三個步驟進行：首先 是「外緣探討」，於第二章就晚明劇論的依存背景，作多方面的釐清，即 文學、思想背景，戲曲理論的發展概況及當時對戲曲的審美需求。其次是 「內緣研究」，於第三、四、五章分別就晚明時期對《牡丹亭》的批評風 氣、批評方式、批評內涵等作條理的分析。最後為「價值定位」，於第六 章總結晚明戲曲理論的時代意義，以明其對前代有所承繼、有所創新，對 後世又有所啟發、開展的樞紐地位。

本研究旨在藉由2008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民選總統」後電視新聞相關報導內容的敘事分析，探討其試圖傳達的意義、形象，以了解電視新聞媒體對廣大閱聽眾「說了什麼」及「如何說」馬英九之神話故事，藉此歸納出新聞媒介「造神運動」的過程。 Barthes (1972)指出，神話系統可劃分為一級語言系統與隱含意識形態的二級神話系統。本研究循此從古代神話進而論述媒體神話、電視新聞神話於兩階層不同深度的意義，並根據Chatman (1978 )敘事理論和考量電視新聞之媒體特質將電視新聞神話第一層分為故事內容與敘事手法，以敘事分析之研究方法分析馬英九相關電視新聞。 研究結果發現，馬英九新聞故事多描述其個人形象塑造、兩岸與經濟政策、520就職典禮相關事宜及內閣人事等情節，並不時突顯其領導才能、公共議題與政見、政黨代表因素、政治風格、本土化特質、個性與個人背景等特色，且多報導其於公共流行文化領域之內容。其敘事手法則多以全景、長景與中景鏡頭拍攝，且記者多使用非干擾性旁白聲調述說新聞故事，而聽覺的後製效果應用較少。 資料分析亦顯示馬英九新聞故事暗示之意識形態可分為人民認為優秀總統應具備的條件與期許、兩岸關係爭議、親美思想以及新時代來臨等四類，此亦反映台灣社會價值觀、國際與政治情勢以及人民對新政府的期待。 /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meaning and individual image presented in Ma Ying-Jiu’s television reporting after his election of R.O.C president in 2008. By means of narr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is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TV news media “what to tell” and “how to tell” the mythical news story of Ma Ying-Jiu, and to generalize the “Mythmaking Movement” process. As Barthes (1972) points out, myth is a second-order system constructed of linguistic system and ideological myth system. Based on the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wo orders of “myth” from ancient myth to media and television news myth respectively. Besides, with the concerns of television features, the linguistic system of TV news myt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narrative “content” and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narrative theory proposed by Seymour Chatman.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indicate that, in terms of news plots, Ma Ying-Jiu’s TV news stor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such as individual image present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520 inauguration ceremony and government personnel. For the role traits part, news stories are generally focused on Ma’s leadership, public issue, political party and style, loc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 background. Even more, the sphere of public and popular is the most used setting in Ma’s news story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As for the technique, the full, long and medium shot and non-interrupted reporting tone are regularly used, while the other postproductions are not. In respect of ideology, Ma’s television reporting reflects four categories as follows: condition and expect of an outstanding president, cross-Strait controversy, pro-America thinking, and the coming of new epoch.

本研究自語言的想像和傳承起興，探討新聞報導時間的變化。主採敘事學觀點，輔以語言學相關概念綜論新聞文本時間敘事的特色，並進而論及其時間想像及歷史感。 文本取材自人民日報和聯合報共十一則報導，逐篇進行言說模式及窗口分析，其結果說明新聞報導的歷史感非只憑敘述過去事件，更須著重過去和現在素材的連接，不同的連接形式，即敘事時間次序、頻率、節奏的變化各有其意義，並以指示語及各種資訊狀態縫合文本時間的跳躍和變動。而文本中的可然世界(作者或故事人物的精神活動之敘述)則在時間交錯處編織出可供讀者掌握過去、現在、未來時間的各種想像。 / This study, originated from imag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anguage, aims at examining features of narrative time. Taken a narratologic perspective with concepts borrowed from linguistic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narrativity in news text and also further explores temporarity and sense of history in news. A total of 11 news stories selected from the People’s Daily (Beijing) and the United Daily News (Taipei) were then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indow analysi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e of history in news was more than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past events. In fact, it (the sense of history) could only be emphasized by connecting materials of bot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Further,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time connection, such as frequency, order, and tempo, news texts could be understood with the use of deixis and information status despite time fluctuation and change. Finally the possible world delineated in any news text would construct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and allow them to hold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ll together. Keywords: time imagination, narrative theory, deixis, information status, discursive structure, here and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