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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范甯評論《左傳》說：「左傳豔而富，其失也巫」；唐代韓愈認為：「《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宋代朱熹則說：「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巫」、「浮誇」、「理差」，這三項考語成為了《左傳》牢不可滅的印記。《左傳》記載許以神異方式進行的預言，因此有了「巫」、及「浮誇」的批評。朱熹以義理為標準，批評《左傳》以成敗論是非，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而這樣功利主義的色彩，在《左傳》的預言中更是明顯。《左傳》中的預言有很明顯的「行道有福」、「違禮失德則害」，以利誘及威脅的方式去鼓勵人們行為能夠有德、合禮，這樣的觀點，自然不能合乎朱熹的思路，故有「理差」的考評。 近代自康有為以來疑古風氣盛行，近人顧頡剛認為：預言為《左傳》中不可信的史料；楊伯峻則以「預言的應驗與否」作為考定《左傳》成書年代的依據。 對於《左傳》中預言的研究集中在巫、浮誇、或作為成書年代的斷限，卻對數量如此龐大的預言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因此為使對《左傳》的研究能夠更加完整，便以此為題，希冀對《左傳》研究貢獻棉薄之力。 在第二章中，探討了上古時期的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史官、卜官藉各種神秘方式進行預言。到了春秋中期以後，眾多的卿大夫以自己的知識、經驗加入預言者的行列，以理性思維的態度，思考人的言行、態度所造成的後果，使預言方式更加理性。 第三章，針對預言分佈的地區、年代作數據上的統計整理，發現預言並非是平均分佈，而是集中在部分諸侯國以及特定的時代階段上。由此可以看出：《左傳》利用時代的混亂，以預言的敘述強化禮樂的重要性。此外，大量的卿大夫加入了預言者的行列，不論是傳統的預言者或卿大夫，都習以理性思維的方式進行預言活動，再次凸顯春秋時代為人文精神昂揚的時代。 第四章從敘事的角度談預言在《左傳》中的功用，探討違禮、失德與人世禍福；道德品質與戰爭勝敗；個人行為與生死榮辱的箇中關係，藉此凸顯《左傳》的作者是有意圖的藉由預言的不斷應驗，達成「使亂臣賊子懼」的歷史功能。 第五章從《左傳》的寫作背景為起點，探討數量龐大的預言敘述的背後，有明顯的儒家觀點，企圖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說明合禮、有德好處，進而重新恢復社會的秩序。另外，對預言成效亦作檢討。 限於學力，本論文在預言的應驗效度問題、預言是否為後人捏造的問題，雖略有提及，但仍是不足，留待後人補足。

《左傳》有經書地位，是十三經之一；有史書性質，是記事古史之源；有文學成分，被譽為文章之祖。《左繡》一書以評點體式解讀《左傳》義法，在「法」的分析與「義」的追索中，同時呈現《左傳》文、史、義的三種面貌。 本論文共分八章，首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目的，並及前人研究成果之介紹；本研究旨在呈現《左繡》闡釋《左傳》的風貌，並以接受美學角度，重新予以定位，故以第二、三章處理理論及背景探索。第二章主要討論語言表意的問題、評點源流及其有別於其他批評方法之特點，以及「接受美學」中姚斯與伊瑟爾三大概念──「讀者的期待視野、文本的召喚結構、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之引出。由於語言表意同時具有侷限與開拓的特質，使得闡釋行為從根本上就具有創造本質；而評點體式又使批評家積極地介入文本意義之確立，凡此皆使得採用評點方式所得的闡釋，很明顯地是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亦即文本意義非預存於文本之客體，亦非讀者主觀之投射，而是在讀者與文本互動之後確立，故讀者亦參與了文本意義之產生。第三章則探討《左繡》作者所處環境，以尋繹其期待視野之形成與界域。《左繡》成書於康熙末，彼時學術風尚黜虛崇實，文學環境則桐城「義法說」興起，朝廷以八股文取士，《左繡》作者馮李驊又自道時文習作之先在經驗，因此「徵實」、「義法」、「時文概念」皆是形成《左繡》作者解讀《左傳》時期待視野之成分。 第四至七章由不同角度談《左繡》闡釋《左傳》的實際狀況。探討馮李驊對《左傳》做出哪些面向之分析？他對《左傳》解讀之功力如何？第四章介紹《左繡》的結構及其解讀《左傳》的角度，呈現馮李驊及陸浩在期待視野作用之下，對解讀策略──「專論文法」之宣示。第五章就是分析其「專論文法」的部分，探討《左繡》對《左傳》修辭設計之掌握，研究結果發現，其賞析既能照顧全局，復能細及字句，甚至於全書脈絡，皆有線索之提出，於展露《左傳》文章美學之貢獻至鉅，而所論大都有確實之文本證據，與當時「徵實」風氣頗為契合，亦使其評點有不同於印象式批評之風貌。事實上，《左繡》雖標榜「專論文法」，實指其切入角度而言，其所評所論，乃由文法而及義理的追究，故第六、七章旨在呈現《左繡》對「義」這一部分的探討，第六章為「《左繡》對《左傳》主題思想之揭示」，研究結果顯示《左繡》作者對敘事文體的本質了解甚為透徹，能由文本結構之順序、聯結及對比之中，挖掘微言大義，對《左傳》「屬辭比事」的特質，發揮殆盡。第七章為「《左繡》對《左傳》解經功力之闡發」，經由《左繡》之剖析，《左傳》以敘事解經的特色再次受到肯定。由第五、六、七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左繡》經由對《左傳》文采的挖掘，卻同時展現《左傳》文、史、義三個學術面向的光彩。 第八章處理《左繡》的定位問題及其意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竟以時文商榷經傳」，但以接受美學「意義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的概念來看，同一個文本，流經不同時代，衍生之解讀難免參差，《左繡》作者以新時代新視野去「接受」古籍，本就是閱讀理解的自然現象，更遑論其使《左傳》在新的時代、新的讀者需求之下有了新的闡釋視角，此正是經典之所以能成其為經典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由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為《左繡》定位，就《左傳》學而言，相對於傳統的《左傳》註疏及經史學範疇，《左繡》有開拓《左傳》文章美學及闡釋方法新疆域的功勞，而其對《左傳》屬辭比事之分析，又可資為前人說法訂補之用；就文學批評方面來說，將「評點」這個體式轉用於經傳，且盡量避免印象式評點之弊，對這個批評範式的提升，當有功勞；而其闡釋，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讀者主位之認知，這樣的特質，將一向只認定作者為一切意義根源的文學批評傳統，轉而至讀者身上，亦即由終極意義之追索，也看重審美價值之呈現。「一沙一世界」，可以說《左繡》正是時代文學批評具體而微之沙粒，《左繡》評點著重證據之呈現、濃重的時文結構氣息，以及兼重法與義的解讀方式，皆與當代學術、文學批評之風潮共振，它實具有時代縮影以及批評認知轉變的意義，故由《左繡》的探索，亦可大略掌握當時學術及文學批評狀況。

本論文依據左傳史料。探究五霸形象。並綜合公羊、榖梁、國語、史記及諸子的資料 。作一分析比較。 首章緒論，探討人物形象的內涵、五霸的界定 以及左傳五霸之名。第二章到第六章 是論文的主體，每章分別以歷史事實探討一位霸主，齊桓公從重用管鮑起就表現了不 凡的器識，他不僅為自己創了霸業，且為周天子，以及將衷的民族文化重建尊嚴。宋 襄公以殷商遺族。爭霸中原，雖然受挫最多，但永不屈服的姿態很值得注意。秦穆公 只有獨霸西戎，而其冷靜沈潛的務實作風、善用人才的襟抱，一直為後世稱道。晉文 公起於憂患之中，流亡前後的堅忍練達，為晉國建霸尊定基礎。楚莊王的崛起，不論 在文化或武功方面，都顯現了無窮潛能。邲之一戰強調武德，不僅接受了中原文，化 而且成為激勵中華文化成長的新血輪。第七章結論。比較五霸形象的異同外，並就其 對文學、思想史、及歷史文化等層面的影響，作一總結。

呂祖謙，字伯恭。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七年（西元1137年），卒於孝宗淳熙八年（西元1181年），享年四十五歲，卒諡「成」，因此後人亦稱「呂成公」，身後於《宋史》有傳，《宋元學案》立〈東萊學案〉。呂祖謙的著作中與《左傳》相關有《東萊左氏博議》、《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範圍。 　　第二章為呂祖謙的時代背景，當時正是靖康之難結束，宋朝政權在南方重新開始之際，在政治上主戰和主和爭議不斷，而宋高宗傾向於和議，由秦檜主導對金進行和議，宋朝為求苟安被迫對金輸出大量金錢；在民生經濟上，因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產生了耕地不足，進而成了社會問題，這些都有待當時人去解決。在此情況下，學術發展反而多元發展起來，一方面承繼了北宋的理學，另一方面主張功利的實用之學也興起，呂祖謙身處這樣環境下，學術思想自然深受影響。 第三章為呂祖謙的學術思想，探討一個人的學術思想，除了討論外在環境的影響外，更重要的家學淵源。全祖望統計呂氏家族登入《宋元學案》的計有七世十七人，可見呂氏對當時的學術有多大的影響。 　　第四章為呂祖謙對《左傳》人物的評論，大致上將人物分成四類：一類是雄主和明君，這是以春秋時代建立一定功業的國君為對象，文中討論了鄭莊公、晉文公；第二類是賢臣，以當時輔佐國君建立功業的大臣為主，分析了齊國管仲、鄭國子產、晉國趙盾、魯國的子家羈；第三類是昏君與佞臣，呂祖謙承繼了儒家的君臣觀念，認為無視於「民為邦本」的國君，即是昏君，如晉靈公、衛懿公。對於心懷異志或是助為虐的臣子，即是佞臣，如楚國的費無極、魯國季文子、宋督。第四類是乍看似無足輕重，再仔細去思量卻是影響了當時政治的人物，如曹劌、展喜等人。 　　第五章為呂祖謙評論《左傳》的觀點及影響，呂祖謙評論《左傳》有幾個主要的觀點：人物與制度並重、提倡博古而通今、尊聖、尊王、符命與天命，這些都是呂祖謙研讀《左傳》後提出的精闢見解。呂祖謙對當時人的影響，以陳亮、陳傅良、葉適最為明顯。 　　第六章為結論，歸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另外提出本論文有待發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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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文辭之優美，敘事之生動，為古今學者所 公認。尤其對於人物的描寫，技巧十分突出，往往筆墨不多，便能鮮明地刻畫出人物 的性格。本文選擇左傳中的婦女作為形象探討的對象，除了希望借此了解當時 室中 婦女的生活，道德情操的表現、在政治上所伴演的角色等等，更重要的是從作者在敘 述史事時，所表達的主題意識，來探討作者對於這些婦女的主觀看法，從而了解作者 的用心，以及他對婦女在春秋時代所伴演角色的認定。 本論文共分七章十六節，約十萬字，依據左傳史料，探究婦女形象，並綜合詩經、禮 記、公羊、穀梁、國語、諸子、史記、列女傳的資料，作一分析比較。 首章緒論，簡述形象探究在文學上的價值，以及本文所探討人物的身分、時代背景， 並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論文的主體，每章分別探討一種類型的女子：寵 嬖構陷嗣子，謀立己所私愛，自古宮廷屢見不鮮，左傳有驪姬、宜姜二位。（二）不 安於室的女子：恃寵宣淫，終必導致亂亡，文姜、哀姜等是。（三）傾城傾國的女子 ：姜婦人的出場，往往揭露出男子的好色、左傳中的息媯、夏姬、棠姜是顯著的例證 。（四）秦晉之好的出閣閨秀：秦晉之間的聯姻，說出當時政治與婚姻的密切關係， 左傳借穆姬、文贏、懷贏的行為來說明。（五）賢明有禮的女子：左傳寫女子的胸襟 識見，為男性為主的政治舞台，平添不少姿態，有文姜、趙姬等。末章結語，則歸那 左傳作者刻繪婦女形象所傳達的意義與價值。

自太史公寫作《史記》伊始，二千年來，由於作者司馬遷自身傳奇般的人生 遭遇和恢宏的治史抱負，使得這部鉅著始終煥發著不平凡的璀璨光彩，也因此吸引了古今中外無數愛好及研究者的目光；更因《史記》本身內容的豐富多元，從而使研究《史記》的道路廓然分有史學及文學兩大方向。前人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除了肯定《史記》史學方面的成就之外，更對其突出的文學表現給予高度評價。無怪乎劉大杰氏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特闢一章專講述「司馬遷及漢代散文」，將《史記》一書位列於正統文學發展脈絡中至為關鍵的一環。 　　的確，若細論《史記》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可謂有眾多方面：散文則前有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力倡，後有繼於明代歸有光，乃至清桐城、陽湖派的實踐；而唐宋以降之傳奇、演義更繼承了《史記》的史傳文學精神，故對於小說之影響也是不言可喻。而從《史記》當中許多動人而張力十足的故事加以改編的戲曲雜劇等更是不勝枚舉，其對我國戲劇題材的沾溉亦相當深遠。因此，身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無疑已在我國文學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劉大杰氏推崇其為「偉大的歷史家，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優秀的史傳文學家。」 誠為的論。 　　《史記》濃厚的文學色彩固然令人著迷，然而光是探究《史記》的文學價值而忽略其為史書的身分實在有其侷限性；但倘若只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待《史記》卻又難免有遺珠之憾。畢竟《史記》是司馬遷用盡一生心力的力作。研究《史記》，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作家的生平來了解它，相反地，我們也可以經由作品，更深一層地接觸到作家內在的聲音，潛在的意識。故較佳的觀照，必先對作品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深入地探究其表現技巧與創作精神，從而挖掘出作者自身的投射。 　　 自東漢王允以降，歷代多有將《史記》視為「謗書」之論；而班固又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由是觀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似乃為一己發憤之需。然則《史記》之立論行文果有如此偏頗之憾？為了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除了直接以《史記》「太史公曰」的論贊部分著手之外，整理史料更會是一個重要而可行的方向。故本文意欲從史料整理開始，藉由和《史記》原文作比對、檢視，來看看司馬遷當初在運用這些史料時，是以怎樣的角度加以揀擇、又如何鎔裁鍛造人物形象。除了身為一位專業史學家客觀判斷，將史料予以合理的取捨增減外，更希望能另闢蹊徑，看看司馬遷個人的、情感的取捨原則，藉此還原尋求出司馬遷的寫作立場及創作意識，並試圖為這些現象或趨勢提出合理的解釋與分析。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047号 / 論文博第627号 / 新制||文||639(附属図書館) / 33137 /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教授 武田 時昌, 准教授 古勝 隆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以「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為題。其研究目的是藉中韓古神話的研究與比較，考察兩國始祖及英雄神話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從神話的內容來看古代先民的聖事、創業，繼而了解古代東方兩民族的思想及其生活情境。經由不同民族的神話研究，可以考察其相互的關系。資料不源則以中國先秦以前的神話資料與韓國高麗、朝鮮的神話資料為主；諸如中國的山海經、楚辭；莊子、墨子、淮南子、列子等諸子；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史書。韓國部分則有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高麗史、世宗實 錄等史書；及帝王韻記、東明王篇等史詩。在研究方法上采諸神話學者的理論，研究神話的意義，并及於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考古學等諸相關學科，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多學科的總體性研究。 中韓古神話不像希臘、北歐神話的內容豐富、并有體系。中國古神話材料零星片斷、錯綜復雜，既使同類事件或事慫，在不同的文獻中就有不同內容的記載；而且不易建立比較完整的系統。韓國的神話也有同一情況，其內容極為簡略，神話記載的文獻有限，更重要的是神話所發生的時間與神話被記錄的時間有所差異。兩者之間間隔太遠。但是從現存的中韓古籍里，仍然可以推考有關中韓始祖及英雄的聖事、聖業。本論文就在這一種情況之下，先討論中韓神話的部分特殊性的問題，即神話的演變。 中韓的始祖神話中，具有代表性的檀君神話可與炎、黃帝神話做一分析研究，發現這些神話同屬於太陽神話。中韓兩國民族在上古時代，皆有崇拜天神、太陽的習俗。 在比較神話學上，對兩國英雄神話的討論，應注意英雄所表達的精神和它的意義。其次敘述韓國的朱蒙、昔脫解，在韓國神話里，都屬經歷試煉后成為英雄的故事。 中國古神話中，則有夸父、精衛表現出征服自然的精神。刑天、蚩尤、共工的神話也呈現出原始社會對自然反抗的精神；治水的 、禹；射后手羿的神話，也年射地反映先民克服自然災害的祈願，象征人類對神權的挑戰。 透過始祖神話的研究，可以發現始祖神話所表達的思想，使后人具有一種自豪感，進而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的背景。因此在研究、比較中韓古神話的課題中，可以進一步探索其文化面貌。 古神話中的英雄故事成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財產后，對后世的文學有深刻的影響，而英雄的精神也不斷地流傳於后人的心目中，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