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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一九二一年出生於上海浦東，一九四二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後至美國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五二年時獲得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補助，轉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一九六一年研究成果《中國現代小說史》由耶魯大學出版，由於是拓荒之作，引起不少好評及注意，夏志清的知名度也大大地提昇。之後的夏志清不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還兼治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年《中國古典小說》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更奠定了夏志清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 夏志清的兄長夏濟安時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撰寫期間，夏濟安創辦了《文學雜誌》，並向夏志清邀稿。夏志清便把當時已撰寫完成討論「張愛玲」的專章寄給夏濟安，由夏濟安親自翻譯，分成兩篇登在《文學雜誌》上，「夏志清」這個名字是首次出現在台灣的刊物上。雖然這不是第一篇評論張愛玲的文字，但是直言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則是第一回。 在五○、六○年代，凡是作家作品都必須經過國民黨的嚴格檢查才得以出產。夏志清本人是右派的反共知識份子，而且直率敢言，從不避諱自己的立場與言論，夏志清未必贊同（也非附和）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方式，但是他本身的立場卻與國民黨的路線不謀而合。他的反共立場從他評張愛玲的《秧歌》就可以知道，因此他能夠通過思想的檢驗，在台灣文學批評界跨出穩健的第一步。 夏濟安於一九六五年過世之後，由於與夏濟安生前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如白先勇、劉紹銘等人關係密切，故夏志清亦曾將撰寫中的《中國古典小說》部份篇章授與白先勇等人繼《文學雜誌》創辦的《現代文學》上刊載。此後，夏志清陸續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寫單篇的評論文字、散文，對台灣的現代文學發展頗為關注，但影響的層面並不廣。直到一九七六年他與顏元叔的論戰之後，其名氣才大增。這場筆戰不但眾所矚目，亦引起多方討論。其後，一種異於顏氏「新批評」的人生式文學批評成了當時「學院派」的評論主流之一，而夏、顏的這場論戰似乎就是轉向的關鍵。從夏、顏兩人一往一來的論爭文章中，夏志清品評文學的標準與方向其實呼之欲出。夏志清覺得文學批評不可能科學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相信文學的「感性面」，而這一面是與人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的。 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聯合報、中國時報連續創設小說獎與文學獎，夏志清都有參與評審的工作，甚至交出上萬字的評審報告書。與顏元叔的論戰之後，夏志清更是受到文壇的重視；文學獎的評審工作也讓夏志清有年年參與律定島內新興文學標準的機會；加上一九七九年夏志清的英文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在劉紹銘等人的協助下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廣為學術界、校園所引用和採用，夏志清儼然就是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權威。而夏志清的文學信念，也成了七○年代一直延續到八○年代中期，台灣文壇小說界、批評界的思想主流之一。 一九九九年，聯合報、文建會主辦的「台灣文學經典」評選，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入選為「評論類」的經典之一，「張愛玲」也以《半生緣》入選「小說類」的經典之一。除此之外，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附錄討論的「姜貴」，亦以《旋風》入選「小說類」經典。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九九年，四十多年的時間，夏志清從沒有在台灣的大專院校裡授課，憑藉著一枝筆，卻能成為享譽台灣文學批評界的泰斗之一，「夏志清現象」的成形，是一個有趣且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本論文擬以「夏志清現象」為出發點，除了對夏志清本身的文學批評精神與信念作深入的探究外，對於他是如何與台灣文學批評的傳統交會、進而參與其中，甚至主導台灣文學批評界十多年，也會加以討論。夏志清的經典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夏志清從事現代文學批評之始，他對張愛玲、姜貴的評介，尤其是張愛玲，更對台灣文壇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他的如白先勇、陳若曦、於梨華等出身《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亦譽滿台灣文壇。除了討論「夏志清現象」形成的場域及他對現代文學評介的貢獻外，夏志清對戰後台灣的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亦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之一。由他所評論的現代文學作品及影響力著手分析，可以發現夏志清眼光獨到，這也是他能在批評界獨樹一幟的原因；更進一步考察，可以知道：他對戰後台灣的現代文學批評影響絕不僅於發掘優秀的作家，如他肯定張愛玲小說對人性的挖掘，可以說是六○年代強調人性、人心黑暗面的現代主義小說的先聲。今日已被視為經典的現代主義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及王禎和，在當年卻總在官方控制的文藝獎中缺席；七○年代中在鄉土文學運動中亦受到很大的誤解，但是夏志清始終給予他們支持與鼓勵。白先勇等四人均入選「台灣文學經典」，書單中的現代主義作品也佔了「小說類」的三分之一，證明了現代主義的成已獲得高度的肯定。 一九九一年已退休的夏志清，雖然評論的文字已不多，但亦有重要學者在其確立的「文學批評典範」下繼續研究，甚或在他的基礎上開發，其中最優秀的當推現在名重文學批評界的王德威教授，他們雖然沒有直接的師徒關係，但王德威在夏志清的脈絡之下另闢新徑，可謂一次「典範的轉移」。本論文不僅將對夏志清本人的文學批評與信念作深入的分析，亦將夏志清置於整個台灣文學批評的歷史脈絡中，交叉考察其文學批評的成就及影響，希冀作出更公允的評價。

本文以明清詩學批評論著中對韓詩的詮釋與評論為基軸，針對明清詩學對韓詩所提出的多面向議題加以歸納析探；同時兼及明清詩學理論與背景之探討，以呈現韓詩在明清詩學中之評論的各種樣貌，並評述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第一章緒論中先將晚唐至宋代的韓詩評論加以分析。本文第二到四章是主要部分，所要處理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韓詩」各項議題的評論，另一部份是著重在明清詩學的評論之意義。第二和第三章針對韓詩的在明清詩學理論的評論中所提到的議題，分為兩大類來整理與探討，第一類是關於韓詩創作體製方面的議題，第二類是關於韓詩風格特色方面的議題。在這一方面的評論中，詩評往往表現詩人及其詩派之詩學主張。第四章將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放置於明代，乃至清代初期、中期、末期的文學批評史中，加以分析比對，以期檢討出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情景」課題是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中重要的理論與觀念。六朝時期，「情景」理論是在「物色」為主軸的討論中逐步展開的，因此，欲對六朝文學中「情景交融」相關問題有所了解，則文學理論中的物色論可為線索。不過，本篇論文雖以物色論為線索，卻不以物色論的深究為宗旨，而是在物色論的探照下，觀照六朝詩人應對物色的態度，以及因為應對態度所形成的創作態度以及作品內涵的差異。創作者應對物色的態度可名之曰「物色觀」，物色觀是作品中物色描寫與景物呈現的基因，所以，物色觀的研究是針對文學作品所作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則又是鎖定詩歌所作的考察。 在綜合陸機、劉勰、鍾嶸三人的說法後，發現六朝的物色論有以「感物」和「體物」區分創作者物色觀之意，並且，六朝的詩歌也有由「感物吟志」向「體物寫志」發展之趨勢。因此，本文以「感物」、「體物」二詞作為論述的標題，探討六朝詩人的物色觀，並交代六朝詩歌中有關物色描寫的演變。其中第一章是緒論，包括研究旨趣、理論回顧以及六朝詩歌發展的大體鉤勒；第二章、第五章分論「感物」與「體物」在內涵、物我關係、審美特質上的特徵；第三章分從「玄理」與「形似」兩個面向，考察「感物」向「體物」過渡的軌轍；第四章則是以深具過渡色彩的〈蘭亭詩〉，印證「感物」向「體物」的發展；第六章為結論，除總論六朝詩歌由「感物」向「體物」發展的實質與意義外，又特別從物色的角度對六朝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議題﹝諸如：詩歌賦化現象、〈蘭亭詩〉在六朝詩歌史上的意義、玄言詩的歷史評價以及詠物詩在齊、梁盛行的內在邏輯﹞作一文學史的觀照。

以文為詩乃宋元明清以來，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上之一大公案，正反褒貶之意見紛雜，眾人且多以此深詆宋詩，本文因此擬就北宋為範圍，探討當時以文為詩之原因及表現，以得其究竟，此為研究動機。若其研究方法，則前半采由全局以觀個別之方法：自文化思想共同之傾向（時代精神）以探個別現象之本質；自文學觀念意義之型態及文學活動、人物之引導，以探文學表現之原因。后半則由個別以窺整體：以諸家之作品概觀時代詩風之特色。研究文獻，包括政治、思想、經學、史學著作，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各種朝代人物之資料彙編，唐宋元明明清之詩話，諸家之選集、別集，近代有關詩論、詩作之研究著作，博碩士論文、期刊等。研究內容，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北宋詩之背景，包括思想背景、知識階層與平民階層興起之意義三節，第三章北宋詩之特質，分就意與象、情與理兩事論之，第四章北宋以文為詩詩風形成原因，共分六節：中唐以來散化詩風之趨勢，北宋詩內容與體制變遷之反映，北宋雅俗之辨之追求，言意之辨之注重，古文運動之助長，杜韓及北宋諸家之影響，第五章北宋以文為詩之風格，列舉諸家如王禹稱、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陳師道、理學家等人之詩作，加以分析。研究結果，一則可明宋代以文為詩之形成淵源及因素，二則可明唐宋詩之基本差異，三則可對前人褒貶宋詩之說有所辨正，四則確立宋代以文為詩之意義與價值，五則對以文為詩之優缺點可得一評估。

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特有的實踐性批評形式之一。評估之作原是針對詩與古文而來，后來才出現小說評點。小說評點不僅是評點者本身的嘔心瀝血的再創造，而且是嚴肅的學術評論。因此，其實際發生的效果和作用都是不應低估的，值得一番精研的工夫。小說評點盛於明代，其中容與堂本與袁無涯本《水滸》評點時間較早而影響也很大，則兩種《水滸》評點是中國古典小說理論的實際開端和寶庫。 本論文討論的重點，如下三點：（１）檢討《水滸傳》各種評本，而以辨明兩種評本的真偽；（２）整理分析兩種評點，究明其小說理論的面貌和價值；（３）比較分析其兩種評點的同異及小說理論上的影響。本文共約十五萬字分七章研討如下： 第一章：緒論。分為二節。敘述筆者的研究目的及方法，以及評點之概說。 第二章：共分為二節。探討小說評點之流變及明代小說理論的概錶。 第三章：共分為二節。探討《水滸傳》各種評本的面貌，進而探究兩種評本的真偽問題。 第四章：共分為三節。探究袁本評點的內容，即將其小說理論歸納整理為評者的思想、人物批評、小說藝術批評。 第五章：共分為三節。探究容本評點的內容，即將其小說理論歸納整理為評者的思想、人物批評、小說藝術批評。 第六章：分為三節。探討兩種評點內容的同異及影響。 第七章：結論。論述在小說理論史上兩種評點的價值。

前人研究詩學的「境」、「意境」、「境界」焦點大力集中王國維、況周頤、陳廷焯等詞評家，尤以王國維為然。唯詩論、文論、曲論亦甚有言之精華者，不免遺珠。本專題特欲「闡幽發微」一窺詞論以外之堂奧，勉力使全貌得而朗現。 分析文獻來源含詩話、詞話、曲話、文話；文集、詩集的序跋；筆記批注；今人著作專書及期刊等等。 鑒於中國傳統批評所謂「雜而不章」抑或隨筆叢談，兼以實際批評原為理論基點，故筆者擬采類似「后設美學」的方法（一）為片斷截句的評語間設架構，（二）自批評的實踐中歸納出一些重要理論，（三）運用「后設語言」進行理論內容的詮釋；準此，大綱略舉如下： （一）說明研究目的、方法、文獻概要。 （二）析論境、意境、境界諸詞義界、淵源及本論文在清代以前的發展。 （三）基本理論：含詩之本質論、創作者的條件、創作過程的要求。 （四）美學特征：意象的塑造、雄渾與優美風格的區分、審美心理的描述。 （五）探討摘句為評的批評方法及其與評點方法的異質同流。 （六）評價與應用可能性之厘測。 研究結果將凸顯本命題與詞論「境界說」分歧之處，并深入了解一個理論的圓熟與不足，提供繼起者一小片磚瓦，以期引出瑰麗的玉石。

本論文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視角，探討俄國作家托爾斯泰作品中受爭議的悲劇女性，亦即不符合賢妻良母傳統特點的女性與其悲劇命運的關聯。在論文第一章緒論中，將條列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研究途徑、方法，和相關文獻。在第二章中，本論文將分析整理托爾斯泰兩性觀的背景，由整個西方文化對女性形象的觀念開始，逐漸縮小範圍至俄國社會對女性的觀點，然後於第三章分析托爾斯泰的成長背景和經歷，及他在書信、日記、作品和言行中所表現的兩性觀。第四章將從托爾斯泰的兩性觀點，探討其作品中的悲劇女性，以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克洛采奏鳴曲》與《復活》中的三位女主角作為例子，印證托爾斯泰兩性觀中女性形象的善惡兩極，與其命運的結局。

本文以《文壇》為研究對象，嘗試說明文學光譜上傾向官方的文學刊物，支持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如何影響刊物的經營與文學實踐的傾向，基本上我認為支持官方立場的刊物帶給戰後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正是借用官方的資源，《文壇》的影響力才得以開展。論文以《文壇》史料的整理與閱讀為主軸，先概述刊物發行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與經營策略，說明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使經營獲得利用官方資源的優勢，再加上以讀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拉攏各界寫作人才的努力，使《文壇》在50、60年代有辦厚大刊物的實力，也有持續經營的條件。但傾官方的習性也讓編者抗拒過度商業化，難以適應商業機制的挑戰，促成此刊60年代後期之後，影響力逐漸式微，顯現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對《文壇》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其次，由《文壇》的中外文學介紹，可發現《文壇》為了解決反共困境而介紹中外文學，但意識型態不完全主導傳播效果。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造成對外國文學側重技巧面的學習，抗拒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限制心理分析技巧表現尺度，但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暗藏批判的火種，雖然因當時文學環境的禁制力量，無法完全發揮力量，但給讀者留下了文學暗示。《文壇》的中國文學介紹亦然，著重文學脈絡和知識的介紹模式，以及用「匪情描寫」的框架詮釋三十年代文藝，皆和《文壇》文學位置有關，甚至《文壇》致力於寫作教育，也為了培養反共文學寫手。但其文學教育卻不限支持反共者才可享受，而向任何有志於創作者開放。在創作實踐方面，雖然《文壇》反共立場鮮明，但反共懷鄉和台灣書寫始終是《文壇》並存的書寫趨勢。本文著眼當中的台灣書寫，發現《文壇》的台灣書寫，一方面如同范銘如討論5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般，有關注家台灣困與樂的傾向，但反共活動的支援，亦為《文壇》台灣書寫的一部分，作家們並未因為關注台灣生活，就完全放棄書寫反共或懷念原鄉，此現象給予我們補充「家台灣」論述的機會。過去，「家台灣」論述提醒研究者注意「反共之外的異聲」，但由《文壇》的個案差異，可發現家台灣書寫不一定是反共之外的異聲，而可能是反共內外作家們同時關注的課題。從不同作家書寫台灣的差異，也可發現刊物雖有特定立場，但編者極力傳播反共立場之餘，也努力實踐開放園地給創作者的初衷，盡量容納不同觀點的創作，使《文壇》中的創作彼此有對話空間，而不只是服膺官方文化政策而已。

本論文旨在研究姚一葦先生的翻譯、美學理論、戲劇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建構及其文學現代性的思考，並藉由此個案關注臺灣戰後現代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特別是五四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係。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首先透過史料的輯佚工作，尋得姚一葦在大陸時期的創作，以此重構姚一葦在大陸時期的閱讀史與創作歷程，探索其文學觀與批評觀的形塑與實踐，並從中考察臺灣戰後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世界思潮的銜接與鍛鑄。另一方面，本論文有計畫地訪談了曾與姚一葦從事文學雜誌編輯工作的編務委員，包括《筆匯》雜誌的尉天驄先生、《現代文學》的白先勇先生與柯慶明先生。意欲透過基礎的口述歷史記錄工作，深化報刊研究的信度與深度。 　　姚一葦是從大陸帶來五四後的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一。打破傳統禁忌和創新求變的五四精神，給予這位現代主義推手精神上的鼓勵，使臺灣現代主義有了歷史傳承的意義。姚一葦最初所接受的現代主義，應溯源自1930年代的中國上海、承繼自施蟄存在《現代》雜誌中所提倡的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奧系統）的現代主義。這一點與臺灣六○年代《現代文學》雜誌因其學院派色彩，對於現代主義的介紹大部分承襲於英美的現代主義有所不同，應而也別具意義。 　　本論文透過探討姚一葦促進現代小說的閱讀與臺灣藝術電影之發展的努力為例，揭示姚一葦如何在六○年代更進一步開拓了臺灣現代文學／電影批評的面向及視野，以及他接軌臺灣現代文學藝術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現代主義的關鍵地位。他透過日文書籍所接觸到的歐洲現代主義與英美當代文學理論，大部份承繼西方理性主義的觀念，由亞里士多德到康德、謝林、黑格爾，均有深度之認識。1949年以前，中國治美學與文學批評之學者，如朱光潛、宗白華等人，亦多立基於德國古典美學思想體系之上而加以發展。然而，受到政治上的影響，朱光潛、宗白華的體系受到蘇俄左派思想之壓制，使這一脈的美學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亦多寂然無聲。反觀到了臺灣的姚一葦在此一階段所作的美學工作，其思想價值便格外值得注意。相較於大陸學者，姚一葦在德國古典美學的理性主義的系統之外，更注意到非理性主義思想系統的美學觀念，立基於此對提倡現代主義不遺餘力。 　　姚一葦的美學理論與文學作品所展現的意義，在理論盛行的今日看來尤具意義。本論文重新回顧姚一葦畢生論述，恰巧也是傳統文學價值的重新肯定、古典美學的最後完成。文學和美學在將來必有不同的發展，但姚一葦為臺灣現代文學所留下的歷史基石，不管是對話或挑戰，必定是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