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題目為《尉天驄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結構上析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其次對研究題目、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逐一界定。第二章「尉天驄早期的文學活動」，沿著生平與經歷介紹，試圖清晰早年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觸的軌跡，透過分析其少作，驗證尉天驄對現代主義美學的接納程度，試圖探索出尉天驄參與運動的起點。第三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的接軌─革新《筆匯》，《筆匯月刊革新號》」，道出尉天驄投身運動的沿革，闡述《筆匯月刊革新號》發刊的時空背景，勾勒其所實踐的理想藍圖，以比較同時期同性質之刊物，論斷時代價值。第四章「尉天驄之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與創作」，筆者試圖透過解讀尉天驄的論文與評論，歸納其對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張，並且採取貼近閱讀，以分析詩作與小說呈現尉天驄的藝術高度，兼以檢驗主張與實踐是否產生落差。第五章「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思─從現代過渡到寫實的《文學季刊》與《文學双月刊》」，介紹尉天驄所主導的第二波現代主義文學傳播，澄清向來對刊物的誤解，透過量測與《現代文學》的距離，凸顯個別價值，達到經緯文學史座標的目的。除此，強調刊物的過度色彩，檢視尉天驄與所屬文學集團之現代主義文學觀的轉變，為接下來全面揚棄現代主義預作伏筆。第六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訣別」，利用文學的內外緣發展與時局的困頓，建構出對批判平臺─《文季季刊》─的論述，並且延伸時空軸線至鄉土文學論戰，見證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決裂，完整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參與歷程。第七章則為結論。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便邁向一個與中世紀(Medieval)截然不同的新紀元，而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之後，則正式步入了所謂的現代。於此之際，屬於新時代的思維亦發展完備，論者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相較於中世紀，現代人的心靈屬於個人而不是上帝。因此，現代主義最為深層的理念是對於人類理智(reason)的信任，而其衍生的文化形貌有二，即：人文主義(humanism)以及理性主義(rationalism)。人文主義所揭示的信念是現代的知識、制度乃以實現人類的存有(being)為最終日的；理性主義的意涵則是透過科學知識的成就，將人類從神話的迷思之中予以解放，試圖成為自我以及所置身之世界的主宰。後現代主義便是揭櫫反啟蒙理性精神之大纛對現代主義展開嚴厲而深刻地批判。 本文認為，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將有助於釐清理性之框架所加諸於人的限制。然而，本文亦相信，後現代主義並非完美無瑕，故不應盲目地照單全收。因此，有進行研究以釐清其間曲折的必要。從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試圖瞭解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挑戰在公共行政學術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啟發或衝擊。同時，由於本文的定位是以哲學為探討的層次，其次再涉及初步的理論意象，因此整體而言，並未涉及較為具體的公共行政主要課題之分析。從而，研究的發現側重於後現代主義對公共行政理念(ideas)的影響。 抑有進者，本文希望瞭解後現代主義對公共行政學術所產生的影響，因此茲將分析的主題臚列如下： (一) 從當代公共行政主要的三種理論途徑(theoretical approaches)（功能論、社會現象學、批判理論）觀察其現代主義的基礎理念。 (二) 引介後現代主義之代表人物的理論呈現後現代主義的特質。 (三) 呈現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淵源，並觀察其中的延續關條與斷裂之處。 (四) 從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顛覆之中指出對於公共行政理念的影響。 植基於前述的主題，本文將就與公共行政知識研究密切相關的基本假定從理論意象(image of theory)等三個面向作為分析之焦點，貫穿全文。選擇認識論與人性論進行分析之原因為，前者涉及公共行政知識建構的取向，而後者則由於人乃公共行政之主要對象。至於，將理論意象作為分析之焦點，旨在希望能夠勾勒出後現代主義之公共行政理論的形廓。

本文從中文的書寫政治出發，試圖由中文的落後宿命及其話音機制的模仿論，重省現代中文的本質，正是建立在對語言起源處的「某物」之擬仿。擬仿壓抑異質，試圖收編起源，建立書寫者的主體性，因此，現代中文書寫鑄造了它內部語言經濟的生產迴圈，而其語言性質無論在四０、五０甚或最靠近西方現代主義系譜的六０年代，都將難逃其自身作為一種陽性語言的本質。這種語言本質在五０年代乃至七０年代，書寫的對象物被投射到「君父」的場域，而更見其隱喻。書寫者「兒子」作為起源之處的「父親」之意志的傳遞者，導致凡是啟動寫作，就等同被「父」生殖：及物就是生產，文本就是產物。在這種意義下，現代中文可視為是西方現代性的共謀，它用自身的政治性參與生產經濟的迴圈，從而鑄造後殖民主體。這基本上是作為「求生」之用的現代中文、在拒絕文言文抑或古中國體系崩潰後的死亡異質的同時所必然延展出來的一種語言本體的形貌。 本文認為八０年代中期後的張大春在書寫裡所展現的對語言及物本身的揚棄、對書寫載體的反覆質疑與撲殺，恰可視為對符號起源處那被壓抑之異質的一種召喚。這個手勢召喚出了八０年代中期自張大春以降乃至九０年代後非常整齊的死亡異質世代──拒絕再以文字生產主體，正視符號異質，承認主體在文學面前的失效──尤其是駱以軍，他基本上承接了張大春對書寫及物性的質疑，同時也面臨了作為「作家」該「如何再寫」（如何及物──）的問題。如果張大春試圖以「將軍」錯亂的「碑文」改寫那位於語言起源處的「父親」，駱以軍則以個人家族史演繹了一場語言自「父親」處逃逸向「母親」的劇場，而最終找到了他自己那從異質處回來後的「重寫之道」。書寫拒絕成為主體的奴僕，寫作反而成為個人向異質投遞的一場祭儀與耗費，在黃國峻與邱妙津的文本與自殺行動中，都可以看到書寫作為斬斷陽性及物經濟迴圈的利刃，拒絕產出符號化的主體──而這把利刃最終是指向「自己」這一「絕對符號」的──當然最終即是肉身的自殺。作為陽性經濟迴圈的對立面，九０年代後的死亡場域與自殺書寫基本上乃是呈現了中文百年以來那「被壓抑的現代主義」及其背後被重建「現代主體」的願望所抑制的異質。本文亦欲在語言本體論的前提下，重新定位九０年代向來被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世代，其實在語言與自殺的本質行動上，根本有其現代主義精神的重要實踐。

組織文化觀點是組織理論中對組織的一種新的思考方式，主要是因因反抗傳統結構或系統學派組織理論而產生。但許多組織文化文獻又落入傳統「技術旨趣」以及將文化視為「變項」的思考方式，使得組織文化觀點變得了無新意。因此在本論文中，首先將文化定義為一種隱喻的方式，即認為「組織就是文化」，而不僅是為了管理或控制方便，或為了提高生產力、增加承諾感等因素而控制的變項。同時認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種「質的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因此文化研究必須依循質的研究系絡來進行，進入現場，感同身受，建立個例式的研究成果，而非如量化研究般的通則建立，因為那無法了解組織文化的全貌。 　　其後本論文提出整合性、分化性、斷裂性的組織文化觀點，並將整合性與分化性觀點置於現代性系絡下，斷裂性觀點則置於後現代性系絡下加以思考，企圖產生一種組織文化的新思維。現代性系絡強調的是整體性的訴求，理性的運用，並企圖建立後設理論以統攝其研究領域，整合性觀點強調文化的整體性、一致性、清晰性與共享性；分化性觀點則強調次文化團體共識與文化的不一致性，分化性觀點是對比整合性觀點而產生的，雖然已有後現代性的轉向，但仍將其列入現代性思考中。斷裂性觀點則強調模糊性，認為這才是組織文化的本質，並以分延、解構、擬象等後現代語彙來詮釋組織文化的內涵，反對共識的建立，強調對差異的尊重與模糊性思考方式，使組織文化一詞產生新的詮釋。 　　結論中除針對本論文中強調的重點再加以闡釋外，亦認為組織文化對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上而言，是一種「意義的追尋」，透過此種體認，使組織成員對組織生活與自身(self)之存在有新的體認。

本論文以施叔青的文學實踐（1961~1997）， 來觀察一個小說家的發展和改變，從她創作的階段性表現特徵和關懷重心，實可掌握其生命道路的遷徙軌跡，以及勾勒出一清晰的時代演變圖像。為了更清楚地呈現施叔青小說各階段的表現，筆者採取將她的文學歷程加以分期，並逐一做一截面的分析。 在論文架構上，本論文從施叔青的文學啟蒙與寫作歷程為起點，探討作家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文學活動之間的關係。其中特別拈出兩個重點來進行討論：一是施叔青生長的故鄉鹿港對她創作所造成的影響，檢視鹿港的成長記憶是如何形成她作品中詭異、神祕的氛圍；繼之論述現代主義對思潮對施叔青創作理念的啟發。 至於施叔青創作的三個階段，則呈顯出不同的風格。在最初的創作階段□，我們發現施叔青小說的內容主要集中表現個人的心理風暴，及渲洩年輕生命的騷動，她嘗試以女性的視野來探討性壓抑的問題，凸顯傳統文化力量對人性的壓制，同時她也思考「人」存在普遍的處境，藉用小說的形式來探尋生命的真實本相，這都顯示了她此刻的創作實深受了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影響。而就這一階段的作品風格來看，施叔青雖借重的是鄉土題材，可是小說的敘述模式卻充滿了現代主義美學的前衛色彩。她「堆積木似的」創作方式，使她的小說表現出「夢及驚詫」的色彩，卻也成就了以變異來顛覆父權理性思維的女性書寫策略。 在第二個階段□，施叔青的創作題材和風格起了不小的變化，這和當時的文學氛圍有著極大的關聯。七○年代，台灣國際政治地位迭遭挫敗，因此激發了知識分子民族意識的高漲，連帶地整個文學主流也開始回歸現實主義、回歸鄉土。觀諸施叔青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不但在內容上，由早期心理層面的思索擴展到社會文化認同及鄉土救贖方面，在小說的風格上，也捨棄了以前那種誇張地營造「陰森鬼魅」的氣氛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而呈現出樸實平穩的特色。另外，施叔青的婚戀小說雖寥寥幾篇，但是她表現出的新女性主義的傾向是頗為鮮明的，她不但對父權宰制下的女性處境備加留意，對傳統婚姻與性別角色扮演也提出強烈質疑，展現出女性自覺意識。 第三個階段進入施叔青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在「香港故事系列」□，我們看到施叔青以「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的眼光來描述香港色彩繽紛的物質文化之景象，寫盡香港紙醉金迷的繽紛嘈雜，以及劫毀將近的末世憂思。小說□的人物，在「惘惘的威脅」中，縱情於聲色犬馬之中，聚散無章，浮面的喧嘩只是一層華麗的泡沬，其下卻是無限的荒涼與冷清。到了《維多利亞俱樂部》□，施叔青則有意將視野擴大，嘗試對香港的殖民歷史文化做深入的探討，她不但點出了殖民╱被殖民的微妙歷史關係，也抨擊香港司法制度的不公。到了《香港三部曲》，施叔青則透過一個妓女情史與發達史，使歷史的面貌在以女性為主要象徵的世界□被建構起來。小說□施叔青以女性意象來顯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權力徵逐與角色替換，解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二元對立的大框架，實有顛覆殖民論述的意味。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這部巨構，不僅締造了書寫的奇觀，也展現了相當深刻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分期界限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大綱 第二章 施叔青的文學啟蒙與寫作歷程 第一節 創作的原鄉——鹿港 第二節 現代主義思潮與施叔青的文學觀 第三章 現代派的心靈夢魘與對生命意義的探索 第一節 心靈的夢魘——性、死亡、瘋狂 一 性心理的呈現 二 女性書寫 第二節 生命意義的追尋與探索 一 存在的孤獨感與荒謬感 二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第四章 小說家的社會關懷 第一節 七○年代的時代變遷與文學典範的興替 第二節 文化認同與鄉土救贖 一 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認同問題 二 鄉土救贖 第二節 繭裡的女人——變調的愛情與危機四伏的婚姻 一 父權制度下對婚姻的迷思 二 女性的「他者性」 三 女性與情慾 第五章 所羅門的寶藏：施叔青和她的香港 第一節 浮城的繁華與失落——有關「香港的故事」系列與「新移民」系 列 第二節 殖民地大觀園的衰敗——《維多利亞俱樂部》 第三節 蝴蝶，我的黃翅蝴蝶——《香港三部曲》 第六章 結語

日治時期「風車詩社」首創台灣的現代主義風格，提倡西方現代主義知性精神，兼及超現實主義、意象派、立體派等二十世紀前衛實驗性的文學技巧，著重經營文字藝術美感。在二○年代新詩詩體終於脫離舊詩體制的文學史進程中，三○年代的風車詩社繼續解放現代詩詩風，無論文學形式或文學精神，都為殖民地台灣提供了新的美學視角。 由美學視角出發，本研究首先以現代主義詩藝為主題，最終要回應的是三○年代風車詩人的文本經由現代主義技術對語言進行的實驗及表現的態勢，其底下所揭露的現代主義經驗及現代詩書寫主體的內部精神；風車詩人如何以創新的寫作手法引領出嶄新的美學形式，超現實主義現代文學的銜接縫隙處，如何存有層次豐富的美學內涵。文本以超現實主義的美學在寫作技巧上呈現了「主體的質疑」、「否定與匱缺」、「反諷與諧擬」、「快感與創傷」四種修辭的形式，由這四種修辭表現出發探討風車詩作的美學形式、與精神分析有關的語言研究、和文字間的深層涵義所包含的不斷環繞某些主題的思想痕跡。 其次，風車詩社的出現體現了三○年代社會內在性格的某一面向。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致力於發展寫實主義書寫時，風車詩社所表現的美學形式，明顯地與同時代其他寫作風格不同，在社會無法理解其美學意義的情況下，受到了文學界的群起圍剿。風車詩社在三○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中被當作一個異質的存在，其被推離的遭遇使得風車詩社對文壇的回應成為特別具有癥狀性的文學符號。三○年代的台灣詩壇，以吳新榮、郭水潭為首之「鹽分地帶詩人群」和以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組成的「風車詩社」分別為代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大主要新詩社群。透過辨識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以兩種不同的符號風格區分他者的分界，重新思索三○年代的台灣文學經驗，從共時比較及歷時觀察中，看出風車詩社的特殊性和時代性。 本論文首先從理論的旅行認識風車詩社與超現實主義詩學的傳播與受容關係，接著深入分析風車詩作美學形式的內在性，最後將視野置回文學場域，觀察風車詩社所體現的社會姿態。在風車詩社的美學實踐和文壇經驗中，現實與超現實是積極的共構存在，不僅通過一致性，而且通過差異性回過頭來相互關連。由於風車詩社的歧異與偏離，台灣三○年代的美學、社會性與現代主義，才越顯得完整。

張秀亞，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外省籍女作家，是臺灣文壇上重要的散文作家，她幾十年精彩的人生著作，以學院派的專業素養與對自然的熱忱愛好，與同輩作家渡海來台後，以精妙字句、想像豐富的美文受人矚目。而她的文章除眾家稱說的古典抒情韻味，還透露何種端倪？有學者提出張秀亞是來台第一代女作家中「翻譯文學與散文理論的先行者」 ，那麼張秀亞用翻譯帶來的新觀念與散文理論的提出，為台灣六○年代現代主義散文創作的興盛，奠下何種影響？現今台灣發展仍不完備的散文理論，在張秀亞手中已開啟何種思維？又張秀亞在五十年寫作歷程裡，如何漸次呈現台灣現代主義的美學風格？ 本論文開展的主軸在於：張秀亞的現代主義寫作風格、畢生創作作品與自身提出之散文理論是否符應？作品與理論間隨個人經歷成長的牽引與變動關係、其它文類有無呼應散文創作理論、寫作風格對女性散文的影響等等。著眼於文學的演進，本就無所謂迸發式的潮流，台灣現代主義潮流的興盛也是如此，必然有著前人的蘊育與鋪墊──本論文試圖透過詳密而全盤的作品分析，以表格全幅呈現，再歸因出張秀亞創作生涯中極具價值的散文理論，如何在台灣五○年代的文壇播種現代主義文學苗種；並探索作品中的藝術技巧、空間語境和文體的跨界書寫，如何呈現女性生命省思和覺察，在不同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外，另闢一畦看似結盟，卻又分立的感性天地。

一九六三年郭良蕙的《心鎖》、一九七三年歐陽子的《秋葉》、一九八三年李昂的《殺夫》。每隔十年台灣社會就會對於女性小說引發議論，這正好印證性別議題的文學，總是受到壓抑跟封鎖，女作家探討身體的感覺或情慾問題都無法在權力的干涉當中遁逃。三位作家分別運用了性別／文本策略，來表述情慾或小我，這種對於宗法倫常逆向演繹的書寫方式，最終被推上道德審判的祭台。因此我們可以說《心鎖》、《秋葉》、《殺夫》，分別代表了六0年代、七0年代、八0年代，這三個世代台灣的情慾書寫，女性文學遭受壓抑的索引。 五、六0年代可以說是黨國思想最為穩固的年代。郭良蕙反向的探討女性的情慾、外遇問題，無疑就是踰越了那個時代的主流價值。因此「《心鎖》事件」才會從原本單純的文學事件引發成社會事件。整個「《心鎖》事件」也可以視為威權體制壓抑文化表述空間的象徵。《秋葉》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代引發議論。歐陽子所使用的現代主義的審美觀念，在於彰顯人性的深不可測。透過人物內心不真實的想像，挖掘到最真實的自己。因此她筆下的女性角色也顛覆了傳統文學裡三從四德的女性形象，讓女性回歸真實的人性。《殺夫》成功問鼎文學大獎，替女性文學作了成功的辯護。而她的獲獎，並不意味著衛道人士從此就會對溢出常軌的女性書寫善罷干休，而是揮舞著道德的大旗群起圍剿。李昂所欲控訴的實則是一部血淚斑駁的女性身體壓抑史。 以歷時性的觀察，三冊小說分別反叛當時響徹雲霄的大敘述。她們從幽微的女性意識到主動出擊的女性主義，這樣的脈絡經過現代主義的洗禮之後，也可以視為女性從「反思」到「反抗」的自我美學建構的歷程。

這篇訂名為「鶴與鷺鷥的飛行」的論文，是以李渝為研究中心，郭松棻為對照。以鶴與鷺鷥這兩種相像，又各自在兩人文本中具有象徵中國與台灣意味的鳥類代表兩位作家，除了精神上的高標意涵，更是因為兩位作家在生命、文學旅程、文本及生活中，具有極大的相關性、相同性，且兩人互相陪伴、觀摩、砥礪、頡頏的過程，正宛如兩隻鳥類在空中時高時低或快或慢地相伴飛行。因此本篇論文從兩位作家的生命史著手，採取傳記(歷史)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比較閱讀法，將兩人文本作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閱讀，旨在掌握作家創作的主題內涵，分析其文學技巧，梳理兩人作品隨生命歷程演變的軌跡，並比較兩人文本的「同中之異」及「異中之同」。 論文第二章筆者先回顧兩人的成長地及過程、同時代的重要大事和氛圍，藉以了解其創作的背景和源頭。接著論文的第三章主要在追溯兩人出國及釣運的介入退出，期間思想和創作的轉折，並探究藝術和哲學評論與兩人小說文本之間的關聯性。其中李渝提出的「多重渡引」手法和「心源」理念，以及郭松棻的哲學思考和兩人的小說創作關係密切，透過上述發現，有助於筆者釐清小說思想脈絡和內涵。第四章則探討兩人回歸文學的心路歷程、初期創作，並兼論影響兩人最鉅的兩位作家──魯迅和沈從文，除了藝術手法及主題意識相近，兩代之間也傳承著知識份子特有的龐大苦悶和使命感。第五章則是李渝和郭松棻的文本比較，藉由具代表性的篇章，分析兩人的異同。除了精深的現代主義美學技巧、歷史與家國的極大關懷等相似點之外，其中筆者以為最大的差異在於主題意識──桃花源的尋得與失落，追究其差異的形成則與李渝的「心源」理念息息相關。最後，第六章結論部分，筆者總結李渝與郭松棻生命和創作的研究為三點：一、作家在整個生命歷程中不斷介入和退出的行動，正足以顯現其崇高深厚的人格底蘊。二、不論外在風格差異，兩位作家的文本內裡都具有寧靜溫柔而抒情的一致氣質。三、對書寫美學的極致追求，及其堅毅高潔的意志，不僅拔昇兩位作家的作品於時代、地域、民族意識和生命處境之上，進入世界藝術的領域，也使他們化身為鶴與鷺鷥，超越現實，真正成為李渝筆下永恆的「傳奇」。

本文從舞鶴的作品出發，試圖以「頹廢意識」作為核心概念概括舞鶴的創作內涵。頹廢意識一詞起源於對於現代性的反省，演變為一種藝術風格，在尼采身上被深化，成為一個哲學詞彙，包含廣義社會學與心理學的描述，同時是現代性的象徵也是批判現代性的工具，以單子的面貌，指出人性的病徵與道德的虛偽。舞鶴的作品始於個體自由的追逐，不僅人物展現頹廢的風格，也在作品中飽含單子化的特色與現代國家軍隊的規訓體制的批判，從家族史的書寫意圖出發，伴隨著解構理體中心的衝動，藉由因母逝而開始運作的憂鬱與哀悼的心理過程，以及生之欲力與死亡驅力的爭鬥，還有對消失的父親的模仿與取代，醞釀為〈拾骨〉與〈悲傷〉中成熟的創作主體。本文並進一步從〈悲傷〉的分裂主體，帶出小說背後鄉土文學論戰產生的國族論述對抗與本土文化的興起與僵化，並藉由小說中從瘋狂與理性的拉扯開始，帶出舞鶴小說瘋狂與頹廢的形象背後，隱含著從死亡的威脅逃生後的形象， 後半段本文以《餘生》作代表，探討舞鶴成熟後的頹廢意識，如何在對歷史的大敘事對抗中運作，舞鶴超出舊有漢人對原住民形象的描述，從整體歷史的顛覆出發，開啟對於國家敘事與現代性文明的質疑。本文從列維納斯的他者哲學作為核心，陳述《餘生》乃是對於現代大屠殺創傷的見證，藉由頹廢的書寫行為開啟過去與現在連結的可能，打破倖存者的沉默，拯救放逐之地的餘生。由此診斷了現代社會的頹廢，找出廢墟裡的靈光，從自然與傳統中找到救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