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中文的書寫政治出發，試圖由中文的落後宿命及其話音機制的模仿論，重省現代中文的本質，正是建立在對語言起源處的「某物」之擬仿。擬仿壓抑異質，試圖收編起源，建立書寫者的主體性，因此，現代中文書寫鑄造了它內部語言經濟的生產迴圈，而其語言性質無論在四０、五０甚或最靠近西方現代主義系譜的六０年代，都將難逃其自身作為一種陽性語言的本質。這種語言本質在五０年代乃至七０年代，書寫的對象物被投射到「君父」的場域，而更見其隱喻。書寫者「兒子」作為起源之處的「父親」之意志的傳遞者，導致凡是啟動寫作，就等同被「父」生殖：及物就是生產，文本就是產物。在這種意義下，現代中文可視為是西方現代性的共謀，它用自身的政治性參與生產經濟的迴圈，從而鑄造後殖民主體。這基本上是作為「求生」之用的現代中文、在拒絕文言文抑或古中國體系崩潰後的死亡異質的同時所必然延展出來的一種語言本體的形貌。 本文認為八０年代中期後的張大春在書寫裡所展現的對語言及物本身的揚棄、對書寫載體的反覆質疑與撲殺，恰可視為對符號起源處那被壓抑之異質的一種召喚。這個手勢召喚出了八０年代中期自張大春以降乃至九０年代後非常整齊的死亡異質世代──拒絕再以文字生產主體，正視符號異質，承認主體在文學面前的失效──尤其是駱以軍，他基本上承接了張大春對書寫及物性的質疑，同時也面臨了作為「作家」該「如何再寫」（如何及物──）的問題。如果張大春試圖以「將軍」錯亂的「碑文」改寫那位於語言起源處的「父親」，駱以軍則以個人家族史演繹了一場語言自「父親」處逃逸向「母親」的劇場，而最終找到了他自己那從異質處回來後的「重寫之道」。書寫拒絕成為主體的奴僕，寫作反而成為個人向異質投遞的一場祭儀與耗費，在黃國峻與邱妙津的文本與自殺行動中，都可以看到書寫作為斬斷陽性及物經濟迴圈的利刃，拒絕產出符號化的主體──而這把利刃最終是指向「自己」這一「絕對符號」的──當然最終即是肉身的自殺。作為陽性經濟迴圈的對立面，九０年代後的死亡場域與自殺書寫基本上乃是呈現了中文百年以來那「被壓抑的現代主義」及其背後被重建「現代主體」的願望所抑制的異質。本文亦欲在語言本體論的前提下，重新定位九０年代向來被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世代，其實在語言與自殺的本質行動上，根本有其現代主義精神的重要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