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風車詩社」首創台灣的現代主義風格，提倡西方現代主義知性精神，兼及超現實主義、意象派、立體派等二十世紀前衛實驗性的文學技巧，著重經營文字藝術美感。在二○年代新詩詩體終於脫離舊詩體制的文學史進程中，三○年代的風車詩社繼續解放現代詩詩風，無論文學形式或文學精神，都為殖民地台灣提供了新的美學視角。 由美學視角出發，本研究首先以現代主義詩藝為主題，最終要回應的是三○年代風車詩人的文本經由現代主義技術對語言進行的實驗及表現的態勢，其底下所揭露的現代主義經驗及現代詩書寫主體的內部精神；風車詩人如何以創新的寫作手法引領出嶄新的美學形式，超現實主義現代文學的銜接縫隙處，如何存有層次豐富的美學內涵。文本以超現實主義的美學在寫作技巧上呈現了「主體的質疑」、「否定與匱缺」、「反諷與諧擬」、「快感與創傷」四種修辭的形式，由這四種修辭表現出發探討風車詩作的美學形式、與精神分析有關的語言研究、和文字間的深層涵義所包含的不斷環繞某些主題的思想痕跡。 其次，風車詩社的出現體現了三○年代社會內在性格的某一面向。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致力於發展寫實主義書寫時，風車詩社所表現的美學形式，明顯地與同時代其他寫作風格不同，在社會無法理解其美學意義的情況下，受到了文學界的群起圍剿。風車詩社在三○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中被當作一個異質的存在，其被推離的遭遇使得風車詩社對文壇的回應成為特別具有癥狀性的文學符號。三○年代的台灣詩壇，以吳新榮、郭水潭為首之「鹽分地帶詩人群」和以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組成的「風車詩社」分別為代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大主要新詩社群。透過辨識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以兩種不同的符號風格區分他者的分界，重新思索三○年代的台灣文學經驗，從共時比較及歷時觀察中，看出風車詩社的特殊性和時代性。 本論文首先從理論的旅行認識風車詩社與超現實主義詩學的傳播與受容關係，接著深入分析風車詩作美學形式的內在性，最後將視野置回文學場域，觀察風車詩社所體現的社會姿態。在風車詩社的美學實踐和文壇經驗中，現實與超現實是積極的共構存在，不僅通過一致性，而且通過差異性回過頭來相互關連。由於風車詩社的歧異與偏離，台灣三○年代的美學、社會性與現代主義，才越顯得完整。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