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