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燿德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向來被視為「後現代」的里程碑與代表人物，而其現代詩的藝術成就向來被學界關注。而現代詩則是各類文體中，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與否擁有特權。本研究以林燿德的現代詩為主要討論範圍，以其他詩人文本相互參照。第二章先敘述標點符號在台灣的發展、流變，再以林燿德的成長及創作背景切入。 　　第三章開始以「音樂性」、「圖像性」、「語義性」為出發點，解讀標點符號在林燿德詩作中的所展現的功能性，是以「性質」為出發點。四、五章則是以「標點符號」本身為探討對象，討論各個標點符號在詩人作品中的展現方式，主要是以教育部現行的《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為主逐一比對，楊遠、林穗芳二位學者的專書為輔，列出標點符號在詩人作品中的藝術價值。第六章則與第二章相呼應，探討林燿德的「繼承」、「轉向」、「突破」。 　　林燿德是台灣文壇「後現代」的開路先鋒，但對於前輩們的成就並不否定，反而是有所繼承，更有所突破，「後現代」只是手段、「突破」是目的。而標點符號在林燿德筆下，除了基本的斷句、標記作用外，還創造出屬於自我的風格，而林燿德現代詩的新穎題材，更是讓他異於前人的的最大後盾。 　　標點符號發展至此，已非原本單純的工具，筆者希望能盡量以各種角度去解讀林燿德詩作中標點符號的各種可能性，讓林燿德相關研究有另一種切入點。

本論文試圖爬梳余光中如何在六０年代建立其詩壇和文壇偉岸的文學地位。從五０年代反共文學退潮之後，文學風向開始向現代主義傾斜，但眾家喧嘩，國族與個人之間的彼消我長，更使這個時期文學走向始終如同政治時局動盪難安。但大趨勢則在民族訴求、創作自由與文化薪火相傳之間激盪磨合，意在尋求彼此之間的最大公因數，最終目的無非一個強國的想像。 本文從當時各種思想交匯情況下切入，分析《文星》雜誌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再從中演繹彼時以《文星》雜誌為場域平台，最為賣力推廣現代詩、現代散文的余光中，如何在這最具影響力的雜誌裡，結合當時的現代文藝家，開創一波又一波的「文藝復興」。 除了和志同道同的作家、藝術家共同掀起文學狂潮外，藉由《文星》的影響力和個人的才氣與努力，余光中也逐漸建立起屬於他自己的灘頭堡。這個階段他的文學生命最具實驗性、也最為狂熾，凡舉現代詩的改造、現代散文理論與創作的建立，還有批評與翻譯地位的確立，都可見其奮鬥不懈的痕跡。因此以《文星》為基礎，爬梳余光中在五、六０年代的風格轉變與文學實驗，最終得出在文壇強烈的西化風下，他選擇告別虛無，改造當時被詬病的現代主義文學，且以回歸文化中國的手法，使五０年代以降，知識分子的文化想像有了具體的作品呼應。這樣的過程中，余光中一方面完成了重要的文學革命，一方面此確立他自身的文學地位，也為六０年代文學史中寫下璀璨的一頁。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