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468号 / 論文博第659号 / 新制||文||718(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美学美術史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杉山 卓史, 教授 平川 佳世, 教授 小山 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在漫長的蘇聯歷史中，史達林1932至1953年間的執政歲月，藉由建築藝術的刻畫而深深地烙下不能抹滅的記號。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1953年史達林逝世止，為蘇聯歷史中一段特別又耐人尋味的時期。二０年代的建築師以飽滿堅毅的精神信念，塑造出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築形象，他們企圖以建築作為書寫歷史的工具。革命成功後，建築營建配合社會大眾的需求，建築的功能更為平民化。同時建築也成為新政府政策的輔助工具，大量新型的公社大樓與城市建設工程反映出二０年代開始的經濟集體化政策。無論是構成主義或是古典主義，建築師以多樣新穎的設計展現革命後初期政治經濟社會短暫的自由氣氛。隨著史達林的掌權，蘇聯官方逐漸統一文藝創作方向，導致二０年代自由創作風氣消失匿跡。1931年蘇維埃宮設計競賽確立三０至五０年代初期整個蘇聯建築藝術發展的方向，古典主義與折衷主義取代先前前衛自由的創作風格，建築設計的一致性突顯出史達林時期的專權政治。當時史達林透過建築空間的營建規劃，擴大人民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接觸，無論是地鐵站的內部設計裝潢或是建築上的外觀雕刻設計，甚至是建築的命名來源等，藉由這些藝術張力的散佈，建築設計成為史達林傳達思想理念的平台。以蘇聯建築為認識與探索蘇聯歷史變化的媒介，藉著分析史達林時期的圖騰表象來剖視歷史事件的政經背景與時代氛圍，經由建築本身之「永恆性」與「可見性」特質，還原建築「渲染」及「保存」俄羅斯革命後蘇聯社會的精彩面貌與年代風華。

面對著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 的崛起，藝術家高喊著「藝術自主性」 (autonomy of art) ，來對抗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對藝術的侵蝕。前衛的藝術家就已經面臨內部矛盾的論證：一部分認為藝術應該當作社會真實的反映工具，進而觸發社會的整體革命，另一部分則抱持著「為藝術而藝術」 (l'art pour l'art) ，不應該被任何社會的風潮牽動。本文挑選阿多諾的美學思想作為研究的課題，研究其批判文化工業的藝術哲學，並且就《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的篇章〈文化工業：大眾欺騙的啟蒙〉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of Mass Deception) 以及《美學理論》 (Aesthetic Theory) 當作本文研究之原典。 除了緒論與結論，本文共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章分析的是「文化工業」：藉由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文化工業從藝術的外部性質──傳播媒體──來取得藝術的社會形式，卻也因此異化藝術本身的內在邏輯，甚至使得傳播媒體異化且取代了藝術作品本身。第二章分析的是「前衛藝術」：雖然前衛藝術是文化工業的對立面，但是它們都享有共同的外在語法與邏輯。因此，前衛藝術與文化工業的對立是基於什麼原因，則是本章所要分析的。第三章分析的是「藝術的雙重性」：藝術的雙重性是阿多諾《美學理論》的重要貢獻，也一直是後繼者研究其藝術哲學的重點。藝術的雙重性──社會性與自主性──都是藝術作品內部精神，而表現在它的物質形式上，這都可被視為藝術作品本身的物化。 從阿多諾的觀點中分析，藝術的自主性──就如同資本主義對於自由的形容──是不切實際的虛假意識，藝術是物質的、社會的產物，也只是反映下層建築的菱鏡、主體的附庸；另一方面，藝術卻又渴望不被他者束縛的自由，對於現實的理所當然是不屑一顧的，而試圖在化外之地找尋更好的理念。在阿多諾的美學理論，藝術的雙重性是其自身內部矛盾的辯證過程，卻也是藝術最迷人之處，無論傾向哪一個層面之體現，都無法完整表達藝術的真面目而使之終結。如果要為藝術找尋其雙重性的辯證，最終必然為找尋其動態的平衡，時而接近主體，時而離開主體，與主體展開曖昧不明又難分難捨的關係。也因為如此，藝術為達到自身辯證的平衡，就成為了縈繞於社會邊緣的遊蕩者。 / The artistic manifestation for “autonomy of art” is against the rise of culture in-dustry which corrupts art’s sak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ose artists who claim self as the avant-garde argue whether their artwork should be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or should be “l'art pour l'art”. My thesis is focus on T.W.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and his critique against the culture industry. T.W.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should be rediscovered from his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of Mass Deception” from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and his masterpiece Aesthetic Theory. Besides the epilogue and the conclusion, there are other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focus on “culture industry”: from commodity fetishism, the culture industry claims art’s form by its externality: media. However, it also reifies the internal logics of art which media takes over art in its own sake. The second chapter is on “avant-garde art”: though it is the counterpart of culture industry, avant-garde art shares the same syntax and logic with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 reason of their conflicts should be explored by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 The third chapter is on “the duality of art”: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the duality of art contributes the essential idea in the aesthetic history. Nevertheless, the autonomy and social faux are both elements of art’s spiritual perpective which will be reified as its form. From Adorno’s theory, art’s autonomy and social faux are dialectical. Art must seek its own autonomy from its heteronomy, which avoids itself from its own fetish character. It circulates it own vital experience, then it terminates itself in the reification. Therefore, in Adorno’s theory, art’s duality is both dialectical and mysterious. Whether any aspect could not embody the truth content of art, and hence art is so amusing. The dialectical duality of art comes with its equilibrium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while the former is object and the latter is subject. While art approaches with the society, it also detaches from the societ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has made art and society both indistinct and inseparable, therefore, art must become the edge of so-ciety in its own sake as the “flâneur”.

風車詩社的文獻在1970年代末出土以來，使得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活動的存在被認知。但三十餘年過去，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仍是唯一孤例，研究者對風車的種種既定認知，某種程度限縮了我們對於「戰前台灣現代主義」或「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的課題想像。在這一部論文，我從對於既有台灣新文學史建構背後的三個框架：本島人中心、本島文壇中心、台灣新文學運動（寫實、抵抗）中心的檢討著手，在詩人身分上採取複數的「台灣出身」──台灣血統（本島人）、土著化於台灣的在台日人（第一代移民‧久居者）、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灣生）──取代本質主義的血緣論、在地理空間上則著眼於戰前東亞文學場域內的人員移動及文本交涉，解開幾乎定著的「戰前台灣現代主義詩≒風車詩社」的「文學史孤例」想像，重新就戰前誕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或複數「台灣出身者」的現代主義實踐，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性研究，在日本帝國圈內中央文壇與台灣文壇交織連動的脈絡之下，論其生成、文學表象、發展軌跡，連繫的美學系譜與轉化，並在文學史的層次上探問以下三個問題：一、現代主義美學的引進如何衝擊殖民地台灣既有的文學場域？二、殖民地台灣及其出身者如何參與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並將之進行改造？或者說，現代主義的傳播以台灣為介質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三、如何給戰前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一個解釋？其前衛性究竟為何？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有四組案例，包括了：一、風車詩社1910代的楊熾昌、李張瑞；二、1915代的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的女性詩人戶田房子；三、土著甚深的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四、花蓮出生、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他們進行現代主義實踐的場域與脈絡，彼此緊密連動、又各有不同，卻共同構成了一幅以「殖民地台灣」為中心輻射而出的1930年代東亞殖民地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的圖景，既體現了前衛思潮傳播的世界性與同時代性，同時也是台灣出身的台日作家在殖民地的複雜情境下的在地回應。 　　本研究除了勾勒出諸多個案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軌跡與美學表現，在整體上主要得到幾個結論：一、現代主義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並非僅是「帝國→殖民地」的單線、單向的傳播，而是複線的、往復的。二、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雖與帝國中央文壇有緊密連動，但並非亦步亦趨，案例間也呈現了系譜的非均質性與發展的非同步性。三、在殖民地台灣，現代主義的前衛性基礎是由於時差所致，但對於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運動而言，其前衛性毋寧是因為透過台灣的在地轉化而產生的「現代主義的台灣解釋」。

我國保險法令對於市場中分屬不同業務性質之保險經紀人，於監理規範上並無太大之區別。而於實際之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之經紀業務中，其間實具有相當大之差異性存在。再就保險之需求者而言，企業型之被保險人與消費型之被保險人，本屬相當不同之市場族群，這也正說明近年關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即係著眼於金融消費者市場保護措施的建立。惟對於企業型之被保險人市場，於保險法相關之規範上，則相應缺少一些差異性之規範設計。 我國保險法令關於直接保險業務與再保險業務並未依國內市場之業務與國際市場之業務而區分，自然造成我國保險經紀人之業務類別僅分為「直接保險經紀業務」及「再保險經紀業務」二分法之現象。而保險經紀人執行此等「前衛業務」時，事實上其所應負責任之對象為該等原始被保險人，而非被再保險人〈即原保險人〉。但相較於國內保險法規上之分類類別，也只能將其視為「再保險」之一類別，此時該等執行此類「前衛業務」之保險經紀人依此法令上之二分法類別設計，將同時具備執行「直接保險經紀業務」及「再保險經紀業務」之情形，雖然於我國法令規範上，經紀人公司得經營保險經紀人業務及再保險經紀業務，但同時也衍生於法規上如何處理利益衝突之問題。但於此等「前衛業務」，保險經紀人事實上所應負責任之對象應僅指該等原始被保險人，而非被再保險人〈即原保險人〉，此時若又將其同視為兼具執行「再保險經紀業務」，則自然發生法令規範與事實關係不符之謬誤。 本文對於保險經紀人同時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與再保險經紀業務之問題，於根本上探討保險經紀人於實務作業之具體情形，並分析其法律地位與相關之義務與責任，希望對於保險法相關規範之發展上，能對於不同業務屬性之保險經紀業務行為，發展出一套不同之思路與設計，藉以消彌監理與實務間之鴻溝。並期待法規應引領國內保險公司，能真正專注於實質保險本業之經營，對於大型企業體之財產保險需求，能真正作為承接實質風險之保險人，而非甘於僅處於前衛業務所安排之出單公司，以類似於保險中介人收取服務費用之模式經營。如此，對於被保險人而言，則可相對免除國內出單費用之成本；對於保險經紀人而言，亦可達到為被保險人最大利益考量之執業職責。 基於目前法規對於跨國保險、境外保險及剩餘保險等問題呈現法規缺漏之現象，本文亦延伸探討目前相關法令對於境外保單議題之處理方式。目前之保險法167-1條未將企業等非消費者被保險人購買境外保單之情形排除於外，實無益於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應予排除。另鑑於境外保單交易多具跨國性質，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明確性原則，立法者應將「代理、經紀、招攬保險業務」定義清楚，避免嗣後爭議。 本論文以產物保險為主軸，於第二章中介紹保險相關的輔助人，保險係人類創造新文明之過程中損失分擔之機制，這個機制則需要許多人之努力方得以運轉，保險契約之締結，除了契約當事人以外，尚需要有許多相關人士的輔助，才得以使保險機制能更有效的運作，此等保險相關的輔助人各司其職，目的均在使得保險制度之運作更為流暢與正當。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論述保險經紀人之市場功能與法律地位、保險經紀人之行為規範與專業責任及義務，以及我國保險法令關於保險經紀人之相關規範。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探討保險經紀人處理境外保單之相關問題、P&I制度、國際金融業務境外保險之議題，並檢討現行法制對於保險經紀人處理境外保單之法律問題。並於第八章文末提出修法建議與結論。 本論文以現代經濟社會對保險制度之期待為標的，以保險服務業對整體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之影響及其願景為研究背景，期待藉由保險實務工作者與政府主管機關、法律學界與實務界之共同努力，能使保險實務之運作更趨於完善，並使國內保險事業與國際保險市場之發展密切接軌，形成一套保險從業人員得所依循之「執業典範」，以為日後相關保險從業人員及主管機關得以遵循及評鑑的共同指標，使投保大眾對於保險制度之運作更具有信賴與安全感，給予全體社會一個穩健、安全又合諧的經濟環境。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7803号 / 文博第624号 / 新制||文||594(附属図書館) / 30618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吉岡 洋, 教授 根立 研介, 教授 篠原 資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