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郭良蕙的《心鎖》、一九七三年歐陽子的《秋葉》、一九八三年李昂的《殺夫》。每隔十年台灣社會就會對於女性小說引發議論，這正好印證性別議題的文學，總是受到壓抑跟封鎖，女作家探討身體的感覺或情慾問題都無法在權力的干涉當中遁逃。三位作家分別運用了性別／文本策略，來表述情慾或小我，這種對於宗法倫常逆向演繹的書寫方式，最終被推上道德審判的祭台。因此我們可以說《心鎖》、《秋葉》、《殺夫》，分別代表了六0年代、七0年代、八0年代，這三個世代台灣的情慾書寫，女性文學遭受壓抑的索引。 五、六0年代可以說是黨國思想最為穩固的年代。郭良蕙反向的探討女性的情慾、外遇問題，無疑就是踰越了那個時代的主流價值。因此「《心鎖》事件」才會從原本單純的文學事件引發成社會事件。整個「《心鎖》事件」也可以視為威權體制壓抑文化表述空間的象徵。《秋葉》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代引發議論。歐陽子所使用的現代主義的審美觀念，在於彰顯人性的深不可測。透過人物內心不真實的想像，挖掘到最真實的自己。因此她筆下的女性角色也顛覆了傳統文學裡三從四德的女性形象，讓女性回歸真實的人性。《殺夫》成功問鼎文學大獎，替女性文學作了成功的辯護。而她的獲獎，並不意味著衛道人士從此就會對溢出常軌的女性書寫善罷干休，而是揮舞著道德的大旗群起圍剿。李昂所欲控訴的實則是一部血淚斑駁的女性身體壓抑史。 以歷時性的觀察，三冊小說分別反叛當時響徹雲霄的大敘述。她們從幽微的女性意識到主動出擊的女性主義，這樣的脈絡經過現代主義的洗禮之後，也可以視為女性從「反思」到「反抗」的自我美學建構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