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切入點在於黨爭與蘇轍文學創作間的關係。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關係，不只是單向式的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刺激後的反應轉化為文學形式，寫成詩歌或文章(即：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影響關係有時會調換位置，例如，蘇轍藉由文學創作，影響黨爭的態勢(即：蘇轍→文學作品→黨爭)，或者，文學作品激化黨爭，激烈的黨爭情勢波及蘇轍(即：文學作品→黨爭→蘇轍)。 在「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式裡，首先要處理的是黨爭對蘇轍的影響，因此，本論文的第一部份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章目之所以將「蘇轍」置於「北宋黨爭」之前，緣於北宋黨爭時久事繁，本論文難以一一道盡，因為只討論與蘇轍相關的事件，故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 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接收的刺激轉化為文學創作，就形成了「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關係式。但是文學作品畢竟是文學家的產物，除了消極的抒發，還可以積極的創造，因此，蘇轍意圖以文學創作為手段，評議政策、扭轉黨爭態勢，在這個意義上，「蘇轍→文學作品→黨爭」的關係式便成立了。在上述兩個關係式裡，蘇轍並非總是處於被動狀態，是以本論文的第二部份，題為「蘇轍文學的內涵與黨爭的互動」。內涵，概括了文學中難以分割的思想與情感。 本論文的第三個部份，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文學的內涵可以不受黨爭的威脅，只要表達方式夠含蓄，書寫形式牽涉的就是表達方式的問題。在毫無黨爭威脅的狀態下，表達方式可以極度自由，要使讀者一目了然，抑或感覺朦朧，全由作者決定。但是作品內涵若有招來文禍的可能(文學作品→黨爭→蘇轍)，作者在表達方式上便不能無所顧忌。基於表達方式幾乎全然受制於黨爭態勢，故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

文學是以語言呈現心靈感悟、生命意識的藝術活動，其內容反映作家對自我價值的體認，而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而言，仕途的榮辱往往就是他們生命價值的全部，政壇的升降浮沈便牽動著他們大部分的思想與情感，成為他們生命歷程的主要旋律。自屈原以降，歷代遭貶的知識分子留下了豐富的逐臣之作，形成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特殊現象－貶謫文學，它既展現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的本質特徵，也深刻揭示創作主體面對人生憂患的各種應對態度。 　貶謫文學隨著君主專制體制的實行存在了幾千年，形成中國文學及文化的一個特殊現象，由於它的時間跨度大，創作者亦非常龐雜，內容和風格的表現自然駁雜不一，在歷史長河裡散現著各種不同的樣貌，本篇論文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將研究時空的視角向下延伸，把研究範疇界定為北宋前期的貶謫作品，試圖探究這些作品的思想內涵及美學價值，釐析「宋型文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以突顯貶謫文學發展至北宋獨特的時代特徵。 　 　本論文擬分為五章展開論述：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檢討既有的研究成果。第二章介紹北宋前期的時代背景與貶謫概況，作為以後各章論述開展的背景資料。第三到四章則採綜觀的角度分述北宋前期貶謫所呈現的出處主題、時空意識，皆從文學的內部著手分析，但這種內部研究並非孤立的進行，而是結合詩歌的社會現實，兼及文學的外緣研究。第三章參考西方文學研究中主題學的觀念，探討出處主題在北宋前期貶謫詩作的發展。第四章擬探討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呈現的時空意識，釐析詩人的生命憂患緊密相連的心靈圖景，挖掘詩人精神世界的不同側面。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以上各章論點闡述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及美學特色，並說明本篇論文研究所存在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的展望。

宋太祖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有意將宰相權力削弱，將軍事權交由樞密院管理，而沿續唐末以來三司理財。經由本篇論文研究，雖然在制度上分宰相理財之權，但在實際上宰相仍可以對財政問題提出意見，或在皇帝的指揮下協助三司業務。因此在元豐改制前，我們仍可以說在制度上宰相不預財政，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宰相是逐漸深入影響財政及三司人事、事務，尤其是在真宗之後，皇帝相當倚賴宰相給多建議及協助執行財政決策，仁宗之時，三司更是需要和中書機構給予財政方面的協助。至神宗時，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開始即進行一連串財政改革，自此中書完全掌握財政大計。

歐陽脩集官僚、學者、詩人於一身，身兼政治領袖與文化領袖，又是宋代第一個詩詞兼擅的作家，比較其詩詞的目的是希望藉由觀察其詩詞關係，更深入了解這位大文豪的精神風貌，也藉此觀察北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狀態，有助於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詞的士大夫化和雅化過程。 我們分別從主題、意象、章法和修辭進行比較，發現歐陽脩的詩與詞在主體形象的突出方面有深刻的關聯性，其詩詞有許多重要的共同意象，這個發現不僅使我們更了解歐陽脩多情的性格，也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證明北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現象確實存在，我們也發現歐陽脩在表現方法上有他個人一貫的特殊偏好，如擅用層層深入的結構安排來深化詩詞情感，及在文字風格上同樣呈現平淡意遠的特色。 歐陽脩的詩與詞又有著異趣而互補的現象：詩詞在各類主題的比重及呈現的細膩度和情調不同，詩的意象比較豐富，詞的意象比較細膩，詩開頭取景狀闊，詞則著力描寫細緻而具動感的場景，詞的顏色較詩艷麗等等。歐陽脩詩詞的相異處，體現了詩和詞作為不同文類的體性要求，如何影響及規範作家的創作活動。 歐陽脩對詞雖強調娛樂功能，所以多遣興之作，但在不經意間流露其個人學識襟抱於詞中，提高詞的抒懷價值。他將自己擅長的詩文作法引入詞，也許不像蘇軾是有意識的，但就詞史流變來看，確實是某種回歸，既而影響文人詞的成立。他以政治領袖及文化領袖的身分喜愛創作小詞，並提高詞的格調，讓文人作詞的束縛減少，影響所及使更多有才華的讀書人投入詞的行列，他帶動文人作詞的風氣，文人將學識修養寫入詞中使詞雅化，形成與柳永為代表的俗詞格調絕然不同的文人詞，後來蘇軾對詞的革新成果豐富，不得不追溯到歐陽脩的開創傳承之功。

論文摘要 蘇軾在文學史是一位天才、全才，在詩、文、詞、賦各方面均有極高的成就，備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注目。「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但他卻以其須臾之生命，兼善各種文學體裁，並獲得超邁古今的成就，留下了大量令後世歌詠的詩詞文章。 除了賦予文學作品嶄新的面貌，開拓了文學的視野，豐富了文學的內涵，在文學史上締造出震古鑠今的成就之外，蘇軾不以一己窮厄境遇，易其憂國憫民的仁人之心，始終堅持入世助民的志節，以及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精髓的生活智慧，皆是蘇軾留予後世無價的瑰寶。 謫居嶺南，境遇蹇困，遠遠超過其他時期，蘇軾卻不沈浸於悲怨，不作憤懣之語，嶺南時期的詩作，不僅是他富厚學識、豐富經歷，以及高卓文藝技巧和諧完美的融合體，更是他仁愛曠達、忠國愛民不凡的人格最佳的註腳。

隨著隋唐時代的大一統，儒家最主要的學問――經學也得到官方上的一致性。然而，中唐以後對於傳統經注感到不滿的士大夫開起新的研究取向，希望在經典當中再次尋求古代聖賢的「道」，並且「道統」也逐漸被確立起來。與此同時，佛教界也有新的變化。 天台宗與禪宗是影響唐代士大夫最深的兩個佛門宗派。儘管士大夫在以儒家思想作為治世的原則，但其內心也多皈依佛法。唯韓愈欲以儒家的心性之學取代佛法，成為士大夫的內在精神價值。然而，直到理學家張揚心性之學以前，韓愈的主張只得到少數士大夫的認同。 時至北宋，士大夫繼續追尋「道」，其中古文家頗致力於此。經學也延續唐代的新學風，正逐漸推翻傳統經注，至慶曆以後全面開展。同時，宋儒排佛的浪潮與此相應和。然而，兼通儒、釋的佛教高僧對此有所回應。先是天台僧智圓在排佛尚未激烈的時代大談儒家的「道」，並援引《中庸》會通佛家的「中道義」。禪僧契嵩則與復興儒學的士大夫正面對抗，與智圓同樣先在理學家之前，發展具儒學內涵的心性之學。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佛教在宋初儒學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像智圓、契嵩這類的僧人如何運用儒、佛二家的思想，以回應儒當代的儒學，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再者，儒學與佛教都在唐代有所變化，須自此探求其歷史脈絡。

詩歌發展到了唐代，不論是體式、風格，或是音調等大都已經發展完備。在這樣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代詩人如何去接受、轉化，使自我詩歌轉入另一高峰，是其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宋代詩人之所以能夠自成一格，不為唐詩所限，絕大因素在於宋代詩人的能入又能出。宋代詩人進入唐詩，吸取唐詩，又轉出唐詩，變化唐詩，使自我詩歌能有豐富的泉源，又能有別於唐詩而自創新格，這正是宋詩能與唐詩並立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原因之一。 宋代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蘇軾。歷來關於蘇軾的生平、事蹟以及詩詞作品、文藝思想等的研究已經相當豐碩繁富，然而論及蘇軾如何接受前代詩人以及轉化前代詩人詩作的專著則相對不多，而這正是我們須要努力去開發的。基於此，論者希望能對這部分下一番心力研究，以期能從另一個視角探析蘇軾對前代詩人的接受方式與轉化內涵。 一個人的接受行為，多半受其接受心理的影響；而接受心理的養成，主要與身處環境和自我思想建構有關。基於此，本論文為研究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先探討了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文學思潮與權力網絡，從中理出三條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接受心理發展路線；其次探討蘇軾的思想建構歷程，再結合北宋前期詩文壇對其影響，綜合出蘇軾養成的三個接受心理。 本著三個接心理，蘇軾對唐代詩人有不同的接受內涵。蘇軾主要是本著他的三種接受心理來接受唐代詩人的，符合者則予以稱許，不合者則略有微言。不僅是前面所述五人，對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也是如此。而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大概可歸結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 蘇軾對唐代詩人詩作的接受內涵，主要可分為「對唐人詩作字詞的接受內涵」、「對唐人詩作詩意的接受內涵」與「對唐人故事的接受內涵」三個部分。這些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蘇軾接受唐代詩人而有所轉化而來，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蘇軾確實是有意使用唐代詩人用過的字詞，但這如此多的巧合，如果說蘇軾沒有學習唐代詩人之意，那也是難以令人置信。此外，在字詞接受的方面，蘇軾不僅是接受唐代詩人用詞，更進一步有欲超越、創新的意圖。

本文研究重點有二，一為北宋時期「誓書」制度能夠順利於宋遼兩國間成功運作，並持續一百餘年之原因，分析其變遷之經過及意義；二為「誓書」對於北宋對遼國防、外交政策產生之影響。全文運用傳統史學研究方法，並擷取部分「新制度論」之概念，以分析制度之動態變化及影響。 全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綜述誓書之背景、締結與履行之概況。第二章討論自澶淵之盟後，「誓書」又歷三次增補過程，包括仁宗時期「慶曆再盟」、神宗時期重劃地界之議，以及徽宗時期聯金滅遼行動，導致宋遼誓書制度瓦解。透過制度幾次變更的經過，分析北宋與遼國能夠長期選擇合作，最後卻無法繼續維繫條約之原因，以及「制度慣性」對宋人決策產生的影響。第三章研究誓書對於國防政策的影響。研究誓書體制下的防禦戰略和河北地區的防務措施，包括軍事部署、防禦工程、軍備訓練等政策受到誓書左右決策之情況。以及因訊息不流通導致宋遼兩國為維繫「誓書」而致力情報戰之情況。第四章說明誓書架構下宋朝邊境衝突事件之處理狀況，分析邊境衝突之解決方式，以及「誓書」在決策過程中造成之影響。 從北宋中期之後，誓書牽動對遼政策長達一百餘年，制度框限了決策範圍，影響了決策思考模式，造成不斷退讓的外交政策、以和為貴的國防政策，以及矛盾不斷的邊境軍事策略。歷經一百餘年的制度與政策變遷過程，可為北宋末年迅速亡國的事實提供另一面向之探索。

文學觀念的發展，每一個朝代皆有他的特色。在北宋，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法與理等觀念以外，「平淡」也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觀念。這篇論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平淡」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觀念？它的產生背景如何？它的發展過程又如何？在當時的一些文壇領袖，他們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像這樣的安排，希望對「平淡」這一觀念，能夠獲得一個清楚而全面的了解。 北宋開國以后，「平淡」觀念并不是立刻便出現，它足足經歷了三個階段以后，才被大家所熟悉和定型下來。宋初的白體詩人是屬於第一階段，他們在文學上學習白居易的風格，以平易的手法創作詩文，然而，平易的風格容易造成淺陋和缺乏余味。所以，白體詩人的主張，至后來便被西昆體的華麗與含蓄所取代，這是「平淡」觀念的第二個階段，而西昆體的缺點，正在於它的過份華麗與含蓄上，所以，兩者都不是人們所要追求的創作理想。而經過了這兩個階段以后，積累了其中的優點與揚棄不必要的 缺點，一種經過反省和修正的觀念正蘊釀而生。梅堯臣首次提出「平淡」一詞，正好為這種新觀念加以命名。到了蘇軾，更以「平淡」為「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為大家所接受，并一直相沿下來，這是第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宋人又加入了重意、重韻、反俗和重拙輕巧的喜好，支持了「平淡」的發展。經過蘇軾以后，到了黃庭堅更加入了法、讀書和修養，并橫向伸入藝術中，影響文人畫的發展，這種情形，是在「平淡」觀念被蘇軾定型下來以后，再進一步的深化。而「平淡」觀念，到了以蘇軾為首的元祐文人身上，是發展到最高峰。總結一句，「平淡」觀念有六種含意：質樸、含蓄、鍛煉、自然、真切與余味。

以文為詩乃宋元明清以來，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上之一大公案，正反褒貶之意見紛雜，眾人且多以此深詆宋詩，本文因此擬就北宋為範圍，探討當時以文為詩之原因及表現，以得其究竟，此為研究動機。若其研究方法，則前半采由全局以觀個別之方法：自文化思想共同之傾向（時代精神）以探個別現象之本質；自文學觀念意義之型態及文學活動、人物之引導，以探文學表現之原因。后半則由個別以窺整體：以諸家之作品概觀時代詩風之特色。研究文獻，包括政治、思想、經學、史學著作，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各種朝代人物之資料彙編，唐宋元明明清之詩話，諸家之選集、別集，近代有關詩論、詩作之研究著作，博碩士論文、期刊等。研究內容，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北宋詩之背景，包括思想背景、知識階層與平民階層興起之意義三節，第三章北宋詩之特質，分就意與象、情與理兩事論之，第四章北宋以文為詩詩風形成原因，共分六節：中唐以來散化詩風之趨勢，北宋詩內容與體制變遷之反映，北宋雅俗之辨之追求，言意之辨之注重，古文運動之助長，杜韓及北宋諸家之影響，第五章北宋以文為詩之風格，列舉諸家如王禹稱、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陳師道、理學家等人之詩作，加以分析。研究結果，一則可明宋代以文為詩之形成淵源及因素，二則可明唐宋詩之基本差異，三則可對前人褒貶宋詩之說有所辨正，四則確立宋代以文為詩之意義與價值，五則對以文為詩之優缺點可得一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