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隋唐時代的大一統，儒家最主要的學問――經學也得到官方上的一致性。然而，中唐以後對於傳統經注感到不滿的士大夫開起新的研究取向，希望在經典當中再次尋求古代聖賢的「道」，並且「道統」也逐漸被確立起來。與此同時，佛教界也有新的變化。 天台宗與禪宗是影響唐代士大夫最深的兩個佛門宗派。儘管士大夫在以儒家思想作為治世的原則，但其內心也多皈依佛法。唯韓愈欲以儒家的心性之學取代佛法，成為士大夫的內在精神價值。然而，直到理學家張揚心性之學以前，韓愈的主張只得到少數士大夫的認同。 時至北宋，士大夫繼續追尋「道」，其中古文家頗致力於此。經學也延續唐代的新學風，正逐漸推翻傳統經注，至慶曆以後全面開展。同時，宋儒排佛的浪潮與此相應和。然而，兼通儒、釋的佛教高僧對此有所回應。先是天台僧智圓在排佛尚未激烈的時代大談儒家的「道」，並援引《中庸》會通佛家的「中道義」。禪僧契嵩則與復興儒學的士大夫正面對抗，與智圓同樣先在理學家之前，發展具儒學內涵的心性之學。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佛教在宋初儒學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像智圓、契嵩這類的僧人如何運用儒、佛二家的思想，以回應儒當代的儒學，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再者，儒學與佛教都在唐代有所變化，須自此探求其歷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