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壇》為研究對象，嘗試說明文學光譜上傾向官方的文學刊物，支持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如何影響刊物的經營與文學實踐的傾向，基本上我認為支持官方立場的刊物帶給戰後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正是借用官方的資源，《文壇》的影響力才得以開展。論文以《文壇》史料的整理與閱讀為主軸，先概述刊物發行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與經營策略，說明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使經營獲得利用官方資源的優勢，再加上以讀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拉攏各界寫作人才的努力，使《文壇》在50、60年代有辦厚大刊物的實力，也有持續經營的條件。但傾官方的習性也讓編者抗拒過度商業化，難以適應商業機制的挑戰，促成此刊60年代後期之後，影響力逐漸式微，顯現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對《文壇》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其次，由《文壇》的中外文學介紹，可發現《文壇》為了解決反共困境而介紹中外文學，但意識型態不完全主導傳播效果。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造成對外國文學側重技巧面的學習，抗拒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限制心理分析技巧表現尺度，但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暗藏批判的火種，雖然因當時文學環境的禁制力量，無法完全發揮力量，但給讀者留下了文學暗示。《文壇》的中國文學介紹亦然，著重文學脈絡和知識的介紹模式，以及用「匪情描寫」的框架詮釋三十年代文藝，皆和《文壇》文學位置有關，甚至《文壇》致力於寫作教育，也為了培養反共文學寫手。但其文學教育卻不限支持反共者才可享受，而向任何有志於創作者開放。在創作實踐方面，雖然《文壇》反共立場鮮明，但反共懷鄉和台灣書寫始終是《文壇》並存的書寫趨勢。本文著眼當中的台灣書寫，發現《文壇》的台灣書寫，一方面如同范銘如討論5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般，有關注家台灣困與樂的傾向，但反共活動的支援，亦為《文壇》台灣書寫的一部分，作家們並未因為關注台灣生活，就完全放棄書寫反共或懷念原鄉，此現象給予我們補充「家台灣」論述的機會。過去，「家台灣」論述提醒研究者注意「反共之外的異聲」，但由《文壇》的個案差異，可發現家台灣書寫不一定是反共之外的異聲，而可能是反共內外作家們同時關注的課題。從不同作家書寫台灣的差異，也可發現刊物雖有特定立場，但編者極力傳播反共立場之餘，也努力實踐開放園地給創作者的初衷，盡量容納不同觀點的創作，使《文壇》中的創作彼此有對話空間，而不只是服膺官方文化政策而已。

本研究旨在從俄國學者Mikhail Bakhtin（1895-1975）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觀點探討「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並且以台灣當代女性主義小說家李昂於1999年出版的《自傳の小說》為主要的案例，重新思索和說明語言／意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涵與可能性。 有別於過去論述分析雖然言明語言／意義與政治社會之間並非單向的因果關係，而是相互影響、建構的辯證關係，但在實際進行案例分析時，卻較少著墨於語言如何「由下而上地」對象徵秩序進行意義的顛覆，本研究以Bakhtin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說明，依序對抵抗的意涵、抵抗的可能性以及抵抗如何在文本中呈現，提出理論性的再詮釋。本研究發現，Bakhtin對於抵抗的想像，乃是一種在傳播／溝通與對話中，藉由特定語言形式而動員的意識形態鬥爭。積極而言，抵抗旨在透過言說主體的表述建構自己的意義系統；消極而言，抵抗至少具有解構他人意義系統的政治意圖。 然而，由於Bakhtin在狂歡節研究中，並未確實回應他企圖探討的「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融入Laclau與Mouffe的「接合實踐」、Butler的「論述行動」與「身體展演」，從「形式層面」推敲Bakhtin在「眾聲喧嘩」對話模式中所暗示的政治機會，並對「抵抗如何可能？」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包括：眾聲喧嘩的文本空間、對話與敵對關係中的再意義化、諧擬的身體展演、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本研究並且藉由對李昂情慾書寫中的抵抗策略進行「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具體說明「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概念架構。 本研究發現，李昂的情慾書寫呈現出「歷史書寫的性別化」與「性別論述的狂歡化」這兩個主要的特性。藉此，李昂一方面揭露了父權意識形態的意義生產邏輯，另一方面也藉由批判父權意識形態建構另類的意義系統或敵對／反對論述。從這點回過頭來再詮釋「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抵抗的可能性可說是在眾聲喧嘩或「弱敘事性」的文本空間中，藉由「接合實踐」動員由下而上的「論述行動」，並以「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此一政治方案建構霸權化論述的意識形態鬥爭過程；而「身體論述」所誇大展演出的敵對關係，則是最具渲染力也最為具體的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