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來台灣文學的研究當中，討論到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一脈相承的浪漫耽美系譜，以及深受其影響的西川滿與其《文藝台灣》集團同人。事實上，有別於此一路線，與三○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日本左翼文壇，對於當時台灣文壇更是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楊逵以〈送報伕〉入選一九三四年《文學評論》雜誌徵文第二名，得到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好評便是一例。此外，更有並非耽美派作家所寫下的、呈現出台灣做為殖民地的多元面向之作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當屬身為「勞農藝術家連盟」一員，秉持左翼立場的伊藤永之介筆下取材自殖民地台灣的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及〈平地蕃人〉。 一來作者伊藤永之介的左翼色彩在殖民地書寫上產生怎樣的效用使人感到好奇，二來不具台灣經驗的作者如何呈現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使人產生興趣。本論文即針對伊藤永之介上述兩篇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進行討論，除了逐一釐清小說外部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同時分析小說內部的文本性格，進一步探勘作者的書寫策略與其寫作意圖。 伊藤永之介一方面透過在地風物的描寫以及語言的混用，突出殖民地台灣的地方色彩與混雜的台灣印象。另一方面，〈總督府模範竹林〉以渲染性或煽動性的字眼取代嘆願書中平直的文字，意圖達到挑撥讀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目的；〈平地蕃人〉結局則停留在主角最終的反擊，同樣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並且藉由生命的消逝、生活的崩潰來強調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困苦，而相同的書寫手法在另一篇殖民地作品〈萬寶山〉中更是表露無遺，不只透過文獻資料灌注其對殖民地的想像，同時筆下的殖民地面貌往往是平面而刻板的，呈現出左翼文學作家一貫公式化與類型化的傾向。 但不論是公式化的書寫，抑或藉由資料想像未曾謀面的台灣，都正代表著作家觀看台灣的角度，前者源自於左翼文學作家的背景，後者則是由於未曾涉足台灣的緣故，伊藤永之介在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點，使日本人筆下的台灣不再只是耽美浪漫的單一面向，而閱讀三○年代的殖民地台灣，於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本文以《文壇》為研究對象，嘗試說明文學光譜上傾向官方的文學刊物，支持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如何影響刊物的經營與文學實踐的傾向，基本上我認為支持官方立場的刊物帶給戰後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正是借用官方的資源，《文壇》的影響力才得以開展。論文以《文壇》史料的整理與閱讀為主軸，先概述刊物發行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與經營策略，說明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使經營獲得利用官方資源的優勢，再加上以讀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拉攏各界寫作人才的努力，使《文壇》在50、60年代有辦厚大刊物的實力，也有持續經營的條件。但傾官方的習性也讓編者抗拒過度商業化，難以適應商業機制的挑戰，促成此刊60年代後期之後，影響力逐漸式微，顯現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對《文壇》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其次，由《文壇》的中外文學介紹，可發現《文壇》為了解決反共困境而介紹中外文學，但意識型態不完全主導傳播效果。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造成對外國文學側重技巧面的學習，抗拒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限制心理分析技巧表現尺度，但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暗藏批判的火種，雖然因當時文學環境的禁制力量，無法完全發揮力量，但給讀者留下了文學暗示。《文壇》的中國文學介紹亦然，著重文學脈絡和知識的介紹模式，以及用「匪情描寫」的框架詮釋三十年代文藝，皆和《文壇》文學位置有關，甚至《文壇》致力於寫作教育，也為了培養反共文學寫手。但其文學教育卻不限支持反共者才可享受，而向任何有志於創作者開放。在創作實踐方面，雖然《文壇》反共立場鮮明，但反共懷鄉和台灣書寫始終是《文壇》並存的書寫趨勢。本文著眼當中的台灣書寫，發現《文壇》的台灣書寫，一方面如同范銘如討論5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般，有關注家台灣困與樂的傾向，但反共活動的支援，亦為《文壇》台灣書寫的一部分，作家們並未因為關注台灣生活，就完全放棄書寫反共或懷念原鄉，此現象給予我們補充「家台灣」論述的機會。過去，「家台灣」論述提醒研究者注意「反共之外的異聲」，但由《文壇》的個案差異，可發現家台灣書寫不一定是反共之外的異聲，而可能是反共內外作家們同時關注的課題。從不同作家書寫台灣的差異，也可發現刊物雖有特定立場，但編者極力傳播反共立場之餘，也努力實踐開放園地給創作者的初衷，盡量容納不同觀點的創作，使《文壇》中的創作彼此有對話空間，而不只是服膺官方文化政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