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解釋」這個概念不再只是單純做為一種使用的功能之後，也就是說，當「解釋」這個概念不再只是反思活動上的一種行動之後，那麼「解釋」這個概念的所有存在樣貌將會開展出它自身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存有。這一點是詮釋學從技藝學進入到哲學的關鍵之處。本論文藉由從《真理與方法》與《詮釋的衝突》那裡汲取而來的對哲學詮釋學的初步認識，欲求更加領會此「解釋」概念的哲學轉變，這樣的領會指引出一種超越自我有限視域的可能性。 在詮釋學領域中，「詮釋學」自身這個概念就是個需要釐清的概念，而這釐清的準備性功夫，需要對其歷史發展的脈絡有一定程度上的認識。隨著對詮釋學漸次逐步的認識，「理解」的概念也展現出它作為存有學上的重要觀點；因此諸如像「解釋」、「說明」、「體驗」等等概念也有其新意上的把握。不過在高達美的《真理與方法》中，關於理解的存有學論述的部份，「循環」佔據著一個很先在性的領會部份，由此方能稍有所領會其「實效歷史意識」、「時間距離」等等他的重要見地。而在呂克爾的《詮釋的衝突》中，「繞道」的抉擇是他落實詮釋學研究的重要見地，也因此他讓充斥在各篇論述中的矛盾、衝突等糾葛，形成一種「詮釋弧」 (the interpretative arc)的張力，而突顯出「中介」的詮釋學態度。

漢代孟子學發展是一「承上啟下」的重要樞紐。就「承上」而言，從戰國末期的萌芽時期，至秦朝受到政治影響，孟學的發展與流傳有所衰落，至漢代，知識階層開始注意到孟子的思想理論，使得孟子之學能夠幸運地在秦火劫後中有所重生，免於如墨學般消跡沒落的命運，漢代知識階層在無意識中，自然地對孟學的傳承與開展有所貢獻；就「啟下」而言，漢代孟學的義理闡發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在唐宋之際，孟學逐漸興盛活躍起來，時至宋代，更是達到高峰，唐宋儒者在注《孟子》時亦多引用與討論漢儒之注，漢代孟學與黃老學說交涉之思想，更是成為唐宋儒學思想的養分。然而對於漢代孟學的研究較為缺乏，或成為概要性的論述，研究較不完整與深入，且多集中在思想脈絡的發展上，對於思想義理的闡發與探討論較為不足，或多集中在《孟子》注上，較少對漢代孟學發展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問題，尤其在漢代，思想理論的提出往往是從「實踐」作為出發點，職是，本書題目為「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將時間範圍鎖定在漢代，欲從「時代背景」、「歷史形象」、「思想詮釋」三條軸線來論漢代孟子學的發展，透過這三條軸線，試圖建構出全面且深入的漢代孟子學系統，由大背景入手逐漸著眼深入於細微之處，分析此時期孟子思想的轉變與理論的實踐，試圖彌補孟子學在漢代較為空白的一頁。「轉變與實踐」，乃是從孟學在漢代的轉變中看見其中的「不變」，也就是孟學中最純粹的本質，最恆久的真理，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漢代知識階層在既有的儒家學說之中，賦予新的時代色彩，對孟子學說加以「轉變」進而「實踐」，使得孟學在漢代得到實踐的可能，也因為知識階層將融攝孟子理論於漢代思想之中，讓漢代思想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以及更卓越的成就，也因為漢代思想家巧妙的繼承與轉變，更證明了《孟子》能夠呼應時代的課題，即使歷經時間的洪流，歷史的變遷，仍能夠對每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羅近溪之學以圓熟通透著稱，其經典詮釋展現思想家自成一格的思路。本論文旨在研究近溪《四書》之詮釋，以了解近溪《四書》學一貫之理路。依近溪之《四書》學：《中庸》、《大學》為孔子親作，先後次第依序為《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強調「先天性地」之肯認，為內聖之根據，「天命」信仰之所在；《大學》重「聯屬天下為一體，立外王之規模，並從「至聖格則」與「講學」來談「格物」；《論語》則與《易經》互為文本，「仁」即「乾之生生」，「時」可分為「生生之時」與「因時」，「克己復禮」則釋為「能己復禮」，工夫重在「復以自知」；在其《孟子》詮釋中，「赤子之心」朗現「天命之性」，「形色天性」重「身」為聯屬天下之本，「良知」為「孝弟慈」意義下的「知愛知敬，《四書》義理相通。 近溪之《四書》詮釋，以「見心事」、「得口氣」為體貼聖賢之旨的竅門，以「仁、禮兩端」為內在之理路，仁為「生生之本體」，禮為「天命」，落實之則為「聖賢格則」，合「仁禮兩端為一體」之關鍵在「悟得透」、「信得及」。近溪亦要求聖學當下朗現於此「身」，並認為不容已地實踐是體仁之下必然的要求，以「孝弟慈」通天下萬世為一體而「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如此方為「一貫」，始能「了結孔子公案」。 近溪的《四書》詮釋，對於明道、朱子、陽明、心齋、顏鈞有所繼承發揮，看似有調和朱、王之折衷傾向，實則為進一步的發展，能成一家之說。

溪蘭是目前經學者証實的嘻瑪蘭人舊社，這個聚落自1813年出現於文獻記載中，至二十世紀末仍保存其地理與人文風貌上的特殊性，現人口僅約三十位，乃今日宜蘭平原上尚具清一色平埔族裔意識者聚居的地方。本論文，以一年的田野工作期，進入溪蘭人地方生活世界，以詮譯現象學的認識論觀點，撰寫一個溪蘭人的民族誌文本，此為本論文的第一個部份。其次，以擷自此一文本的詮釋和隱喻論點，在論文第二部份中進行文化的詮釋和評論。最後筆者冀望透過田野工作的實踐和論文撰寫，為既有的人類學書寫方式，增加實證研究方法外的視角──即一種更具人文氛圍的研究與書寫方式。

本論文主要聚焦在「詮釋」的問題上。旨首先在瞭解《詩經》文本詮釋巨大的差異性，進而梳理其中轉變的過程，側重探討「反」傳統的論述架構下，其中的傳承與溫故知新、再出發的部份；再者，探討近代《詩經》詮釋變異現象的問題。即欲瞭解原有以中國傳統式的「文學」觀點欣賞、評點《詩經》與清末民初以來，運用西方「文學」概念闡釋、翻譯《詩經》，這兩種不同的詮釋方式，除了有著中西「文學」定義上的不同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的思想背景及內在原因？接下來，探討學術分科下詩經學文學轉向的形成與發展。曾經是中國文化精髓所在的「經」書，在清末民初引進的西方學術分科體制下，已被分化為各別專業的學門，《詩經》因而被歸入文學領域，那麼參照西方的學科分類，「文學」的定義云何？《詩經》如何改頭換面成為新文學定義下的典範性文本？換言之，民初詩經學文學化的形成與發展、特色為何？最後，探索詩經學文學轉向的接受與影響。民國以來，《詩經》的闡釋愈來趨向多元化，其中自以文學性質的解讀為居多，通俗大眾化的《詩經》白話翻譯及賞析，不僅出版有專書，同時單篇的白話翻譯，更充斥於各大報刊雜誌，甚至坊間的通俗愛情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中，也有不少引述運用《詩經》為說，這些現象似乎可以印證文學化的《詩經》，已經受到多數讀者的接受。基於前述，期望能比較實際的探索《詩經》文學化的詮釋轉向與接受影響的狀況，以彌補詩經學史方面的不足。 經由這篇論文從文學角度觀察近代詩經學演變的結果，證實詩經學有轉向類似西方純文學研究與詮釋的趨勢，研究成果有助於補充詩經學史在近代文學類科中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並能在近代巨變的時空下，藉探討「文學」一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由廣而狹的變動介說，進而將《詩經》由經學到文學概念的轉向，作有力的脈絡性梳理與分析。

本文題為《聊齋誌異》子弟書研究，計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至第四章為本論，第五章是為結論。 第一章從「研究動機與意義」、「前人研究成果述評」、「研究範圍與材料」、「研究目的與方法」等角度，概述本文的研究對象——「《聊齋誌異》子弟書」。作為俗文學的一種，子弟書頗具研究價值，然而其相關研究又尚未完全展開，本文即就其中的《聊齋誌異》子弟書進行分析。 本論部分主要分兩個部分來進展。其一是從外部檢視子弟書「創作」——「表演」——「傳抄」——「販售」的過程，探究其作為文學成品在社會中的流轉，此為第二章的內容。其二是從內部檢視《聊齋》子弟書，是為本論文第三、第四章的論述重點。第三章通過分析《聊齋》子弟書，展示了子弟書的一般體制及《聊齋》子弟書的藝術風格；第四章則將《聊齋》子弟書放置到《聊齋》及《聊齋》衍生作品這一個大的系統中來，從選題出發，分析子弟書作者的寫作傾向，進而從「經典詮釋」的角度探詢文本之意義，並最終延續這一分析，簡述《聊齋》子弟書對於《聊齋》傳播和經典化的貢獻。 第五章結論部分總結了本文對於《聊齋》子弟書在「資料蒐集與整理」、「社會史補正」及「文本分析」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並檢討了本篇論文因學力所限而存在的一些侷限之處。

本論文試圖設計一套讀者如何理解（強納生•史威夫特的）《一個謙遜提議》為諷刺文的認知過程。此認知過程包含兩個步驟：（A）推論出作者是諷刺的，（B）推論出作者意圖諷刺某真人。本論文分三部分來處理（A）與（B）。 第一部分（第2至5章）處理（A），而（A）又可細分為：（a）判斷《謙遜提議》似乎為錯，（b）推論出作者意圖它為錯，（c）推論出作者意圖讀者發現它為錯。然而，（a）阻礙了（b）與接下來的（c），因為《謙遜提議》在讀者眼中是似乎為錯，而非應該為錯。因此，讀者有困難去最終詮釋《謙遜提議》為一諷刺文。然而，當讀者閱畢《謙遜提議》後若能感到極度被娛樂（feels extremely amused），他將比較容易有（b）與（c）的反應，因為他會推論出作者在開玩笑。 第二部分（第6至7章）試圖設計一個娛樂（amusement）的認知理論與一個幽默（humor）的認知理論。我定義「娛樂」為一種情緒，成因是一個人在認知上評價「幽默」為愉悅的。而我定義「幽默」基本上是對失諧（incongruity）的反應。幽默可以是：（1）知覺到失諧；（2）知覺到失諧，並解困之；或（3）知覺到失諧，並求甚解地解困之。 第三部分（第8章）則處理由（A）到（B）的認知過程。讀者於此階段理解到《謙遜提議》裡的虛構第一人稱是一個隱喻，隱喻對象為某個針對愛爾蘭問題提出殘暴荒謬解決辦法的真實權貴。 終其此論文，我試圖拆解作者的《謙遜提議》（為一諷刺文），並藉由讀者的各種可能詮釋（《謙遜提議》是一個好計畫、偽善謊言等等）來重組之。有時，作者已死，而其身分不可辨認。於論文結論，我將運用此（對《謙遜提議》的）詮釋不穩定性，來解釋針對2004年台灣319（槍擊）案反應的意見分歧。 / This thesis aims to design a cognitive process of how the reader comprehends Jonathan Swift’s “A Modest Proposal” as a satire. This cognitive process includes two steps: (A) to infer that the author is satirical, (B) to infer that the author intends to satirize some real person. This thesis is cut into three parts to tackle (A) and (B). The first part (Chapters 2-5) is on (A), and (A) is subdivided into: (a) to judge that AMP1 seems to be false, (b) to infer that the author intends it to be false, (c) to infer that the author intends the reader to find it false. However, (a) impedes (b) and the sequential (c), because AMP is seemingly false, not normatively false, in the eyes of the reader. The reader thus has the difficulty to eventually interpret AMP as a satire. However, when the reader feels extremely amused after reading AMP, he will more easily fulfill (b) and (c), because he will infer that the author is joking. The second part (Chapters 6-7) aims to design a cognitive theory of amusement and that of humor. I define amusement as an emotion, caused by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of the humor as pleasant. And I define humor as basically a reaction to incongruity. Humor can be: (1)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 (2)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 and its resolution, or (3)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 and its resolution with comprehension. The third part (Chapter 8) is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from (A) to (B). The reader in this stage comprehends that the fictional speaker in AMP is a metaphor of some bigwig in reality who proposes an outrageous solution to the Irish problems. Throughout this thesis, I try to demolish the author’s AMP (that it is a satire) and restructure it with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s (that AMP is a good plan, a hypocritical lie, etc.). Sometimes, the author is dead and his identity is unrecognizable. At the end, I will apply this interpretative instability (to AMP) to the dissension over the Taiwan 319 (gunshot) incident in 2004. ------------ 1 Herein Jonathan Swift’s “A Modest Proposal” will be referred to as AMP.

本論文旨在討論大學生參與中國短期宣教的經驗，對於其自身信仰體驗的影響。本研究藉由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來再現短宣生活經驗的意義層面，並在宗教經驗的討論中，提供一個案例式的觀察。透過十位受訪者的經驗呈現，本研究發現短宣過程出現以下層次的經驗意義：(1)行在水面上的經驗：包含，「革命」、與「跳脫常規的壯遊」 (2)踏上應許地的經驗：包含，「文化轉換的衝擊」、「文化轉換的適應」、以及「矛盾的中國想像」(3)屬靈家庭的經驗：包含「同甘共苦的關係」、「屬神國度的大家庭」(4)神聖巧遇的經驗：包含「好奇的磁力」與「關係的感動」(5)親眼看見的經驗：包含「天堂之夢」、「改變」。

科學議題是大眾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訊息類型，它可能大至科學政策的討論，或小至個人決定是否選用某項產品的生活細節當中。然而大眾對科學訊息的接近與使用，多侷限在對媒體訊息的依賴，並以新聞報導為主。因此，大眾如何理解與詮釋新聞媒體中的科學訊息，便是探討大眾與科學傳播中重要的環節。大學生處於正式進入社會場域，並離開以學習為主之校園生活的預備階段，是探討科學教育及媒體訊息傳播都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討論了大學生對科學新聞報導的理解與詮釋互動，以及其所展現的科學素養表現。 本研究發現受訪大學生對科學報導的詮釋展現了六種詮釋態度。分析與其詮釋表現相關的因素，「科學新聞文本」對受訪者的詮釋影響展現在三個層面：學生對「科學」本身所採取的態度、報導主題的性質以及報導論述的方式。而「讀者本身的差異」，包括科系、所學背景，特別是高中所學以及科學性通識課程之修習，以及媒體使用習慣等，對受訪大學生的理解與詮釋也產生影響。 此外，受訪大學生在對科學新聞報導的詮釋上共享特定的詮釋策略，包括慣用「自身所學」（主修科系）作為詮釋報導的主要基模與互動內容；對教化（教師及專家權威）及同儕論述的信任；以及以網路為主的媒體使用習慣。而受訪大學生在理解及詮釋科學新聞時所展現的科學素養方面，整體而言主要僅呈現對科學報導知識層面的理解，例如對特定概念、科學過程及方法的認識；但同時也展現對科學報導一定的批判及懷疑態度。本研究亦進一步提出對科學報導產製及科學教育未來發展之建議，期待國內在未來能擁有一個更好的科學傳播環境。

本文以周汝登《四書宗旨》為研究對象，探究周汝登詮釋《四書》的內容和方法，以對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有所瞭解，進而確立此書在《四書》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立基與安排。第二章「周汝登生平、著作與學術思想」，概述周汝登的生平、著作及整體思想。第三章「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探討周汝登對《大學》「明德親民」、「格物」、「誠意正心」和《中庸》「天、性、道、教」、「致中和」、「誠」等重要概念的理解與詮釋。第四章「周汝登《四書宗旨》—《論語》、《孟子》部分」，探討周汝登對《論語》「仁」、「禮」、「學」的內涵理解和工夫實踐；及其對《孟子》性善、修養、仁政王道的闡釋。第五章「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歸納周汝登詮釋《四書》的核心思想和解經方法，彰顯此書的《四書》學史意義和價值。第六章「結論」，綜論以上的研究成果，並檢討本論文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可再發展的研究空間。 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周汝登《四書宗旨》呈現了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樣貌，補足二王《四書》著述未完足的缺憾；其次，承繼陽明心體為上的精神，具體展現為自由開放、三教同旨、漢宋明經說兼採的新《四書》學精神；最後，書中返求己心和要求落實體證的工夫，不僅澄清陽明後學空虛狂蕩的誤解，也代表汝登對當時學術風氣反思後的兼融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