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賜是兩漢每朝皇帝的必行之政，這項行為因何而來？為什麼這是皇帝遂行統治的要務？皇帝賞賜的對象、原因、內容與目的為何？隨著時間演變，兩漢之間的賞賜曾經發生哪些變化？從中又可看到哪些漢代國家統治的特徵？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本文共有四個部分，首先，是討論賞賜與皇帝展現有德、維繫天命的關係。第二，是經由不同賞賜對象、原因與內容，探究賞賜的目的，貴族與職官扮演輔助國政的重要角色，是君王維繫統治時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不論生前或死後，皆有獲賞的機會，內容不但種類豐富，經濟價值也較高。三老、孝悌與力田等基層社會領袖具有導民與教化的功能，能夠協助統治者穩定鄉里秩序，同貴族與職官一般，都是皇帝必須拉攏的對象，因而所獲賞賜內容貴於一般庶民。庶民在兩漢時期是稅賦、役力與士卒的主要來源，對他們的賞賜場合絕大多數是災異之後，可見災後賞賜收拾民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社會邊緣人是需要統治者特別照顧的一群，對他們的賞賜多出現在災異發生後，用以顯示君王對他們的照護與仁政。第三，是藉由賜予民爵與大赦令的頒布，看兩漢賞賜的演變，並試圖解釋東漢末年的賞賜已難以作為連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媒介。第四，是經由三老等基層社會領袖獲賞內容較庶民豐厚的現象，探討兩漢的國家統治，認為當時縣以下的鄉里社會自主性依然非常強大。

漢代孟子學發展是一「承上啟下」的重要樞紐。就「承上」而言，從戰國末期的萌芽時期，至秦朝受到政治影響，孟學的發展與流傳有所衰落，至漢代，知識階層開始注意到孟子的思想理論，使得孟子之學能夠幸運地在秦火劫後中有所重生，免於如墨學般消跡沒落的命運，漢代知識階層在無意識中，自然地對孟學的傳承與開展有所貢獻；就「啟下」而言，漢代孟學的義理闡發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在唐宋之際，孟學逐漸興盛活躍起來，時至宋代，更是達到高峰，唐宋儒者在注《孟子》時亦多引用與討論漢儒之注，漢代孟學與黃老學說交涉之思想，更是成為唐宋儒學思想的養分。然而對於漢代孟學的研究較為缺乏，或成為概要性的論述，研究較不完整與深入，且多集中在思想脈絡的發展上，對於思想義理的闡發與探討論較為不足，或多集中在《孟子》注上，較少對漢代孟學發展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問題，尤其在漢代，思想理論的提出往往是從「實踐」作為出發點，職是，本書題目為「漢代孟子學解釋的轉變與實踐」，將時間範圍鎖定在漢代，欲從「時代背景」、「歷史形象」、「思想詮釋」三條軸線來論漢代孟子學的發展，透過這三條軸線，試圖建構出全面且深入的漢代孟子學系統，由大背景入手逐漸著眼深入於細微之處，分析此時期孟子思想的轉變與理論的實踐，試圖彌補孟子學在漢代較為空白的一頁。「轉變與實踐」，乃是從孟學在漢代的轉變中看見其中的「不變」，也就是孟學中最純粹的本質，最恆久的真理，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漢代知識階層在既有的儒家學說之中，賦予新的時代色彩，對孟子學說加以「轉變」進而「實踐」，使得孟學在漢代得到實踐的可能，也因為知識階層將融攝孟子理論於漢代思想之中，讓漢代思想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以及更卓越的成就，也因為漢代思想家巧妙的繼承與轉變，更證明了《孟子》能夠呼應時代的課題，即使歷經時間的洪流，歷史的變遷，仍能夠對每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本訥文討訥兩漢民間樂府與後人擬作，根據宋郭茂倩所撰樂府詩集為研究範圍。全文 共一冊，約十九萬字，分六章十八節。首章導論，說明民間樂府定義、再從樂府詩集 選出合乎需要標準的兩漢古辭三十九首、由魏至唐之擬作四百零九首為研究對象，並 言及研究方向。第二、三章依擬作與本辭內容之相關程度分類，作個別說明，以為探 討之基礎。第四章探討環境與作者身分對擬作之影響及其擬作特色，茲先分析各代政 、經、文學思潮，再將作者身分區別為帝王、貴族、仕宦、文人、僧徒、婦女分別考 察。第五章作品分析，舉凡從本辭到擬作一包括標題採擇、擬作方式、主題意識之連 想與轉變，與兩者在創作動機、藝術特色、精神風貌之比較等，均納入本章範圍。第 六章結論，總述擬樂府之流變、評價、影響，再從中分析中國敘事、抒情詩之消長， 從以美學、心理學等觀點比較民歌與文人擬作之差異，以總括前說。

水崇拜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話中皆有所展現，其中對河崇拜在初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可掌控之特性、既神聖又恐怖的特質，都變成了祭祀的源由。祭祀是崇拜中極重要的一環，世界各地皆有不同的河祀活動，而中國的河祀活動起源甚早，早在商代即有卜辭記載。而祭祀又與神話有關，河祀風氣的盛行與河神神話的發展，亦有密切之關聯。其中河伯之神話敘事是中國河神神話的重要發展之一，本文即以傳世文獻和考古出土資料作為研究材料，分析河伯及其相關稱名的文本敘事，並探析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的構成元素與圖像組合，進一步比較傳世文獻中的河伯及其相關稱名形象與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上的神人形象、傳世文獻中的河伯及其相關稱名車騎形象與考古出土資料中魚車圖車騎形象，並論及魚車圖的寓意。

以漢代有入獄經驗的文人及其相關作品為討論核心，藉由文人生平、作品及心態，和漢代政治學術氛圍相互參照，剖析書寫特色，交織出漢代監獄文學的梗概。研究方法以嚴可均輯《全漢文》、《全後漢文》為基礎，和史傳中文人生平事蹟相互印證，整理出漢代監獄文學作品共有15人19篇，個別分析探討，著重討論西漢初期的鄒陽、中期的司馬遷、東漢初期的馮衍、晚期的蔡邕。書寫特色從文體形式、發憤抒情、比興用典三方面，探討漢代監獄文學作品的共性與特性。 　　大一統政治集權時代，上位者的心意凌駕於法令之上，文人因受讒毀或不合上意而入獄，書寫遭遇和心情：鄒陽投奔梁孝王，見嫉入獄，〈獄中上書自明〉連用典故，語氣慷慨，具有戰國策士遺風；司馬遷為李陵說情而入獄受刑，藉〈報任少卿書〉表白心路歷程及著史志向；馮衍見疏於光武帝，因與外戚過密而入獄，幸得赦免，後以〈顯志賦〉自傷懷抱；蔡邕因金商門之禍入獄，〈戍邊上章〉寫盡不得繼續漢史的擔憂。文人以上書求得赦免，藉書信傳達感情與志向，抒發內心不遇的怨憤和對上位者的批判，例舉君臣相知的史實典故，同情共感，表白自我的信念，增強論述說服力。

有唐近三百年，是詩歌大放異彩的黃金時代．對於題材的選取，可謂包羅萬象；自應 制宴遊、風花雪月，以至靈異鬼怪等均有．其中關於詠史懷古的題材，每為詩人墨客 所取用，他們常將個人存在的意識，融入作品當中，將朝代的興亡，與自然永恆不變 的定律互相對照．或嘆王者偉業的徒勞，或憐美人命運的坎坷．期望依循歷史腳步的 探索，得到心靈的激盪與迴響． 漢唐兩代，是同為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偉大時代，迄今「漢學」、「唐人」，猶為光榮 的稱號，得以聞名於世．然此兩大帝國建立的徹會型態，均呈現出禮法較為疏闊的情 形．因此，女主臨朝，獨斷擅行者有之；女性離婚、再嫁者亦不以為諱．漢唐有如此 相近的時代背景，自亦影響於詩歌的流衍．是以欲借唐人以漢代婦女為主題詩歌的研 究，以探求唐代歷史的部分真貌． 本研究以文獻法為主，從全唐詩中蒐羅提及漢代婦女，如王昭君、陳皇后、班婕妤、 李夫人、趙飛燕、戚夫人等之詩作，計有四百六十餘首．其中援引以為主題者，約有 一百六十餘首之多．進而分析此一百六十餘首詩歌的內容、作者、歷史故實；繼而探 討唐代相關的歷史，蹦尋繹其中的脈絡，加以綜合歸納．期能一窺這些詩歌與唐代歷 史的關係，對中國文學、歷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參考．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蓄論．第二章漢唐婦女生活的異同．第三章唐人借漢代婦女為 主題以突顯和親政策的詩歌．第四章唐人借漢代婦女為主題以突顯后妃得寵怨棄的詩 歌．第五章結論．論詩部分重其大意，而略於技巧與風格．至於作者部分，則多參考 前賢成說，間中有所發明者，則稍作補充．

玄武是四靈之中最難以辨清面貌者，從先秦至今夾纏著重重迷團。本論文以「漢代」為切入觀察時代，期以綴補現今玄武研究集中於先秦及宋元兩大區塊間的橋樑位置。首先釐清玄武釋名與內涵等聚訟已久的基礎論題，其次從三方面釐清漢代玄武面貌，包括玄武與龜的粘合與相混、漢代宇宙模型中的玄武、畫像石中的玄武等面向。漢代玄武與青龍、白虎、朱雀三者難以分離處理，文獻中玄武殊少單獨出現，多以「四靈」穩定結構呈現。論文的主要的成果在於透過文籍整理以及考古資料的蒐集，從現象面整理出玄武與龜二者各司其職的情形，釐清了玄武與龜之間的分野後，可檢討過去相關討論將玄武與龜文獻相混使用所造成的問題；而透過畫像石、瓦當、銅鏡等多種玄武圖像資料的整合也可看出在玄武在漢代較細緻的面貌。

一、動機與目的 唐代文治武功，均臻極盛，其時蕃胡，慕義尚化，梯山航海，輻輳並至。全國三分之 一州郡，無不有其蹤跡； 近歲極倡復與固有文化，而有唐文化，汲漢、魏餘緒，開兩宋先河；秉承上啟下之樞 紐，具兼容並包之特質。欲窺中華文化之堂奧，宜先探李唐文化之門牆，而李唐文化 ，又因廣攝異族精髓，而大放異彩。故研究在唐蕃胡生活，以及其對文化之影響，則 沿波討源，由枝入幹，亦研究中華文化者所當務也。 二、釋蕃胡 蕃者，化外民族之通稱。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唐人稱外使 為「蕃客」（註三），外商為「蕃商」（註四），外國大船為「蕃舶」（註五），外 國神祇為「蕃神」（註六），皆采蕃之通義；偶爾稱吐蕃為「蕃」（註七），用作專 詞，例不多見。至於「胡」，本泛指北方塞外民族，唐人亦兼指西方諸族。 本文既以在唐蕃胡為對象，則當總括唐人意識中之所有蕃胡：東自日本、新羅、高麗 、百濟；南至占城、真臘、室利佛逝；西習拂菻、大食、波斯、吐火羅、昭武九姓諸 國、天竺；北至結骨、薛延陀、鐵勒；而今日視為邊疆民族，當日實同敵國之突厥、 回紇、吐蕃、奚、契丹、室韋、靺鞨、渤海、吐谷渾、南詔、驃國人民，凡流寓於唐 者，莫不包焉。 三、取材 自兩漢以還，蕃胡即大量入華，漢宣帝時，聚居長安附近胡人以萬數（註一三）；其 時胡人眾多，可由胡奴、胡婢胡巫、胡人從軍、胡人入仕、酒家胡之屢見載籍者推知 之（註一四）。其人入華既久，遂受同化，而與華人無異矣。 本論文亦方軌茲塗，以「文化」為判別蕃胡之準繩，並釐定取材二原則： 原則之一：所謂「唐代蕃胡」，係指唐時來華之蕃胡。 原則之二：蕃胡祖先或其本人唐以前已入居中國，逮唐而華化未深者，仍以蕃胡視之 。 依第一原則，除載籍明指為新入康蕃胡，如質子、使節、降人、俘虜、教士、商胡… …均收入本文外，凡於體質、姓名、風習、職業中，有兩項以上足以證明其可能為蕃 胡者，亦予採納。 至原則二所謂「華化未深」蕃胡，大抵皆載籍尚稱為「胡」者，如唐高祖時之「舞胡 安叱奴」（註四五）、「商胡何潘仁」（註四六），太宗時之「工胡琵琶胡人曰明達 」（註四七）等是。

為求徹底釐清漢代博士與經學之互動關係，故在論文綱要之安排上，使博士制度為經，漢代經學為緯，交叉比對研究，希望能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效，將制度與學術互相影響之情狀勾勒清楚。 在章節安排上，第二章主為考證博士制度之初形而設，而後論及其蛻變。博士官雖至秦代才制度化，不過在戰國初年，博士人才已被廣泛需求，此論可從戰國初期諸國國君之求賢令中驗證。隨著國際情勢的白熱化，國君對博士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此時博士人才大概多為國君之顧問、智囊。入秦以後博士官偶爾也提供顧問之服務，不過秦始皇時期之博士，最顯著亦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帝國意識型態的塑造，至此已具漢代博士官的氣象。透過此章，可使讀者領會博士制度產生的具體歷史脈絡。 第三章主要討論五經博士立為學官後，其制度的變化，以及博士制度如何影響漢代經學的運作。隨著經學的制度化，對博士制度與經學體系兩方都產生了一些影響。五經博士秩卑而位極高，更是漢朝皇帝推廣德政的象徵，為了爭取這一榮耀，自宣帝起便陸續有學者為此爭立博士家法，這一系列爭論便是經學史上極有名的今古文之爭。透過此章之論述，可望釐清經學中今古文之爭之真正原因，以及師法／家法施用於漢代之意義。 第四章則以漢代太學（含制度本身）之興衰為論述骨幹，從校舍、弟子員數、進用辦法，具體呈現今文經學興衰的實況。除此之外，更從今古文釋經之異同，以及當時學術環境之氛圍，對章句學的內涵與特徵進行推論；更可從章句學興衰起伏的發展情勢，一探今文經學枯榮與共的原因。 第五章則在具體經義的致用上，探討漢人詮釋經典的方法與目的。基本上漢人習經、用經的習慣可從本章所論三方面（即為本章之三節）得知。其一，漢人受的經學教育相當徹底，這並不是指漢代太學與郡國學之設相當全面，而是漢代今文經學家篤信經典中的教訓，並以為天地綱常。其二，漢人對經學的信仰是一回事，但這股信仰要在國家成為一個普遍的共識、權威的力量，則有賴制度的推廣。漢代以明經取士的仕進辦法確定後（含太學與察舉明經）則產生一批新興士人，亦形成了一股可觀的力量，必要時可制衡君權。其三，也就是本文第三節處，則探討漢代經學內部分化之情形。西漢中期以後，不論是今文經學內部，抑或今古文之間，它們的分歧漸趨明朗，立場也益發鮮明。細究原因，可能不只是文字版本之異，政治情況的複雜，也是促此學術分途的可能原因。

漢代畫像石提供了有別於傳世文獻的研究新視角，是研究漢代文化的重要材料之一。雙龍穿璧圖是漢畫像石中常見的圖像，頻繁出現於門楣、門額等墓門上部。觀察本文所搜集之各地區出土的雙龍穿璧圖，可發現山東地區之雙龍穿璧圖數量最多，與雙龍穿璧共同組圖之其他圖像也較為豐富，其上方拉直的「Ｘ」型構圖更是一大地區特色。故本文以山東地區之雙龍穿璧圖為主要研究對象，先考察先秦兩漢璧與龍的文化象徵，並特別關注雙龍穿璧構圖如數個圓環相扣的意義，探討圓環的象徵及其與璧、龍文化象徵意涵呼應之處。接著，探討雙龍穿璧圖頻繁出現於墓門上部的空間位置意義，以門作為中介空間的角度，分析雙龍穿璧圖的象徵意涵及其功能。最後，針對與山東地區雙龍穿璧圖共同組圖次數較多的圖像：魚、鳥、鋪首銜環及熊，探討其與雙龍穿璧圖間的內在聯繫，以期更完整的了解雙龍穿璧圖的象徵意涵。本文在四重證據法的理念之下，將以文獻分析為主，並以圖像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圖像分析，試圖發掘雙龍穿璧圖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