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舉取士以程朱注解為準繩，推動了程朱學與四書學的興盛。經過明初一以朱說為是的「述朱」時期，明中葉的程朱學出現僵化、教條化的趨勢。面臨此學術困境，陽明心學趁勢而起，成為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指標。而同時期堅守程朱立場的學者也紛紛以個人學思，戮力於程朱學之續存。呂柟身為明代中期的理學大家，在程朱基礎上透過「理氣」關係的修正，強調「人事中實踐天理」，於心學洪流下，建構出一獨特的「實踐之學」。其學於當時幾與陽明中分其盛，對程朱學的繼承與發展實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本論文藉由呂柟《四書因問》的探究分析，嘗試通過四書詮釋，檢視歷來對呂柟學術內涵之評價。由經學角度印證、檢覈其理學思想，釐清其學術旨趣，進而衡定呂柟的學術地位，判斷其學術歸屬。同時，以呂柟四書詮釋為核心，透過與朱子、陽明詮釋的參照、比較，從中觀察明代中期程朱學的演變，以及四書學的發展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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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以成德為其生命本懷，並以《四書》為其學問宗旨，其以知行互進的方式體證儒學義理而留下大量重要的哲理文獻，其中，《四書章句集注》乃其終生心力的智慧結晶。因此，本文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然後旁及相關文獻，並立足於此乃朱子以其實踐所得之真實體悟，然後對其所言說的心性洞見與成德工夫進行詮釋。簡要言之，朱子在肯認道德心性之價值的同時，對氣稟物欲的限制也深有體會，是以其成德工夫乃採內外參合、循序漸進之實踐進路。

羅近溪之學以圓熟通透著稱，其經典詮釋展現思想家自成一格的思路。本論文旨在研究近溪《四書》之詮釋，以了解近溪《四書》學一貫之理路。依近溪之《四書》學：《中庸》、《大學》為孔子親作，先後次第依序為《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強調「先天性地」之肯認，為內聖之根據，「天命」信仰之所在；《大學》重「聯屬天下為一體，立外王之規模，並從「至聖格則」與「講學」來談「格物」；《論語》則與《易經》互為文本，「仁」即「乾之生生」，「時」可分為「生生之時」與「因時」，「克己復禮」則釋為「能己復禮」，工夫重在「復以自知」；在其《孟子》詮釋中，「赤子之心」朗現「天命之性」，「形色天性」重「身」為聯屬天下之本，「良知」為「孝弟慈」意義下的「知愛知敬，《四書》義理相通。 近溪之《四書》詮釋，以「見心事」、「得口氣」為體貼聖賢之旨的竅門，以「仁、禮兩端」為內在之理路，仁為「生生之本體」，禮為「天命」，落實之則為「聖賢格則」，合「仁禮兩端為一體」之關鍵在「悟得透」、「信得及」。近溪亦要求聖學當下朗現於此「身」，並認為不容已地實踐是體仁之下必然的要求，以「孝弟慈」通天下萬世為一體而「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如此方為「一貫」，始能「了結孔子公案」。 近溪的《四書》詮釋，對於明道、朱子、陽明、心齋、顏鈞有所繼承發揮，看似有調和朱、王之折衷傾向，實則為進一步的發展，能成一家之說。

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本文以周汝登《四書宗旨》為研究對象，探究周汝登詮釋《四書》的內容和方法，以對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有所瞭解，進而確立此書在《四書》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立基與安排。第二章「周汝登生平、著作與學術思想」，概述周汝登的生平、著作及整體思想。第三章「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探討周汝登對《大學》「明德親民」、「格物」、「誠意正心」和《中庸》「天、性、道、教」、「致中和」、「誠」等重要概念的理解與詮釋。第四章「周汝登《四書宗旨》—《論語》、《孟子》部分」，探討周汝登對《論語》「仁」、「禮」、「學」的內涵理解和工夫實踐；及其對《孟子》性善、修養、仁政王道的闡釋。第五章「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歸納周汝登詮釋《四書》的核心思想和解經方法，彰顯此書的《四書》學史意義和價值。第六章「結論」，綜論以上的研究成果，並檢討本論文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可再發展的研究空間。 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周汝登《四書宗旨》呈現了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樣貌，補足二王《四書》著述未完足的缺憾；其次，承繼陽明心體為上的精神，具體展現為自由開放、三教同旨、漢宋明經說兼採的新《四書》學精神；最後，書中返求己心和要求落實體證的工夫，不僅澄清陽明後學空虛狂蕩的誤解，也代表汝登對當時學術風氣反思後的兼融主張。

本論文以討論〈文言〉的思想內容為主，略其作者、時代、來源的考察而專注於思想內涵的探討上，輔以現代觀點，彰顯出其中的意義價值。論文共計三章，第一章討論〈文言〉對乾坤卦辭的解釋，首先與《左傳》的兩份資料對照比較，再看乾坤各自不同但相關的性質。第二章則討論爻辭部份的解釋，注意其中變化發展的不同，與本卦其它爻的相關關係、異同之處，以及乾坤各爻之間得以相互對照、比較、互有關聯之處。第三章則取乾卦初九爻的遯世無悶、九二爻的閑邪存誠，坤卦六三爻的陰性含美和六四爻的括囊思想等，與四書義涵融通，以觀其思想之會通。

《讀四書大全說》是對《四書大全》進行批判，而在文句中往往批評《四書大全》的見解，而肯認朱熹注釋的正確。大體而言，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對《四書大全》的批判不外乎幾點。對《四書大全》注疏引用朱熹部份，認為是《四書大全》曲解朱熹本意，再者對於胡炳文、蔡模、陳淳、黃榦、饒魯、陳櫟，等人的注釋，相當不以為然，認為這些人不懂義理面貌，而對《四書》本身的句子常常切割來分開解釋，以及把《四書》之間互屬不同章節的文句比附在一起，甚至有轉變成文字訓詁的意義，而少了義理的闡揚。

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 　　《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 　　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

陸隴其品行端正，性格謹嚴，致力於《四書》，畢生以承繼聖學聖道為己任。學術路徑尊崇朱熹步履，依實探求聖賢本意，對《四書》的闡釋採取經世致用的求實理解，歸納出可力行實踐的為學進程。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學術氛圍中，陸隴其對陽明心學流弊做出徹底檢討，亦從儒家道統觀延續的角度提出「朱子之學即為孔子之學」的看法，而其於《四書》學裡尊崇朱注、罷黜陸王的嚴格態度，奠定了「朱學正脈守護者」身分，對朱子羽翼衛道之功甚大。陸隴其結合學問和生活，倡導實學實行，將《四書》與朱子理解所注重的抽象道德思維，化為現實環境中修己治人的參考，把所學真正實踐於所行，提出「道不離人身」的日用踐履工夫，凡事必求之於「實」。這種肯定和注重現實的經世精神，強調後天的人為努力，在《四書》學上的開展，承接朱熹格物致知、居敬窮理想法，兼融「尊德性、道問學」二者，講求內外動靜兼具的存養工夫，以「立志、居敬、窮理、躬行」為實踐《四書》的義理進程，日益擴充，積累做熟，下學上達，進而建立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本文經由探究陸隴其《四書》學內涵、特色和影響，從其對朱子《四書》學的承繼與開展歸納出陸隴其在《四書》學上的貢獻，並且從生活中踐履的新定義，為《四書》帶來詮釋深度及廣度，期以對陸隴其《四書》學擁有更客觀公允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