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集解。何氏乃選輯漢魏諸儒訓釋而成；論語集注。朱子選輯宋世周程遺說而成。雖一係漢學。一係宋學。而在學術上。實具有同等之價值。朱子始嘗撰為論語精義矣。其自序有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話。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此」即謂所撰精義也。是朱子注釋諸經。其於名物訓話，非竟略而不講也。特以漢魏諸儒。詳之在前。此序。正所以昭示學者，義理考據。二者未容偏廢；當亦不獨論語為然。故論語一經。吾人苟但讀朱注，而不讀何解；或但讀何解。而不讀朱注。均非善讀書者也。末學所以不安淺陋。而奮筆作為何解朱注比較研究者。此也。何解朱注，二書各自有其精神與歷程。辨其旨趣。析其異同。是為首章。二書體製既別。章節離合自亦不同。觀學而首章，何解訓學為經業，朱注則云學者效也。實各據勝地。故次章即就此作一般性之探討。三章。則就二書內容。一辭一義，必詳加比較。細心細繹。即凡名物制度。訓話音讀亦無敢或有忽視。二書固皆有其偏倚。亦皆有其所獨到。不容妄有軒輊，亦不敢率爾軒輊。末學淺陋。重以為時匆促，不賅不偏。舉鼎絕脰。深用惶愧。大雅閎達，不鄙而正之正實所深企。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日 卓忠信謹識於政大中文研究所

朱子是宋明儒學中舉足輕重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國文化裡也是足以和孔子媲美的大儒，其歷史地位由此已可見一斑。儘管在他之後的儒者，對其有肯定與否的差異，但總的說來，傳統上朱子是被定位在集理學之大成的位置上的。這樣的定位，在現代依然被許多學者所肯定和接受。然而，在此之外，臺灣的學界也出現了另一股不同於以往且位居主流的評價，這便是以牟宗三為代表的「別子為宗」說。在牟先生的詮釋下，朱子的思想不再是集理學之大成，而是成為了儒學的歧出者。對於這樣的界定，筆者深感不安。與此同時，同樣身為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唐君毅，對於朱子的思想卻有著一番十分不同於牟宗三的詮釋樣貌。在唐先生的詮釋下，朱子和陸、王都是儒學中可以有的兩種義理型態，彼此是相互補足，而非相互排斥的關係。而當我們進一步閱讀朱子的文獻，以及相關的研究時，便發現唐先生的詮釋確實有其獨到的洞見在，可惜的是，他的觀點在當代還沒有得到廣大的重視。本文的研究，便是希望藉由唐先生對朱子理氣、心性、工夫等思想的詮釋作為進路，一方面闡發唐先生的觀點，二方面對其他當代朱子學研究提出商榷，由此而期望對朱子的哲學能提供一些可能性的參考理解。

朱熹以成德為其生命本懷，並以《四書》為其學問宗旨，其以知行互進的方式體證儒學義理而留下大量重要的哲理文獻，其中，《四書章句集注》乃其終生心力的智慧結晶。因此，本文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然後旁及相關文獻，並立足於此乃朱子以其實踐所得之真實體悟，然後對其所言說的心性洞見與成德工夫進行詮釋。簡要言之，朱子在肯認道德心性之價值的同時，對氣稟物欲的限制也深有體會，是以其成德工夫乃採內外參合、循序漸進之實踐進路。

在朱熹思想中「心」是最關鍵之處，朱熹的「心」不僅負責知覺「理」，也是道德實踐的樞紐。因此，要了解朱熹思想，其「心」的意義便是至要關鍵處。然而朱熹思想中的「心」該如何了解，卻是有爭議的。如：朱熹的「心」與「理」的關係，究竟是為一或者二分的；以及朱熹的「心」是否僅有認知意義，而非是道德實踐之主體。這些爭議，也延伸出朱熹思想是否偏離了儒家正宗的問題。本論文試圖為此爭議提出一個解答，為朱熹思想中「心」的意義給予一清楚的定位。 為了回答以上的問題，本論文將以三個步驟去說明。首先，對於朱熹為何會有以上之爭議，以及其「心」之概念如何偏離了儒家正宗作說明。然後藉由朱熹的太極思想，來釐清、界定其「理氣關係」乃至於「心理關係」。從而可知朱熹的「心」與「理」乃是二分的，且朱熹的「心」乃是「氣心」。最後，則是說明以上論述之形上架構，如何在朱熹的道德思想議題上產生影響，進而說明朱熹為何以「認知意義」來定位「心」的原因。

本論文旨在探討十七世紀朝鮮極端排斥「夷狄」清朝，但十八世紀中葉，卻又提倡「北學中國（清朝）」運動之兩極態度的思想演變。全文除前言與結論外，計分四章八節，共約九萬餘言。第一章朝鮮傳統的中國觀。第一節以朝鮮之前的慕華思想，與高麗對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夷狄觀為中心，說明十七世紀前，朝鮮傳統對外的華夷思想與認識；第二節以中韓源遠流長的歷史關係，分新羅前、高麗與朝鮮前期三階段，探討此一華夷意識的作用與功能。第二章事大意識的轉變。第一節以朱子學（性理學）在朝鮮社會之發展與深化為重點，討論朝鮮社會現實與理論思考分離現象，影響對外政策的情形；第二節以朝鮮的北伐意識與尊周義理論等問題，論述朝鮮提倡北伐運動失敗後，轉為倡論尊周義理論與朝鮮中華思想等反清活動。第三章康雍乾時期的中國觀。第一節由清朝皇帝、國運、民族關係、索賄貪贓、衣冠服飾等，討論燕行使者的中國（清朝）觀；第二節由社會繁盛、利用厚生技術、學術文化等各項觀感與體驗，探討北學派的中國（清朝）認識。第四章北學思想及其華夷觀。第一節說明北學興起之背景，並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為中心，論述北學其以中國經驗，大力提倡效法清人改進技術的利用厚生論思想；第二節論述觀遊中國回還後的洪大容從傳統華夷觀，修正至強調世界各國平等，以及朴趾源與朴齊家二人，主張將中國區分為政治屬清，文化屬華的二元論華夷觀主張。

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 　　《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 　　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

無論從思想史或哲學觀點的進路研究宋明儒學的發展，愈深入研究，諸多線索無不顯示並指向於「心」這一重要概念。從最初「周孔」、「孔顏」至「孔孟」並稱，表明孔子由一位傳經承繼者，轉變成儒學成德之教的始者；另一方面，《孟子》的地位獲得擢昇，孟子乃是先秦儒學中首先確立心性的哲學課題，隨後在宋明儒學中視為正統，反之，荀子則被視為是別宗，但其在卻朱子思想卻扮演一重要地位。對於先秦儒學的理解有助於闡明宋明儒學內部各種不同型態的義理規模，通過孔孟之後的理學家，特別是朱子對心的詮釋，是一窺宋明儒學發展的適切入手處。 這不是意指瞭解某位理學家的哲學思想，單單掌握「心」的意義便可足夠，此「心」是指包含心及其相關概念的心性論研究，乃是宋明儒學整體的血脈精髓。勞思光先生曾經詳盡剖析「天道觀」、「本性觀」、「心性論」三者的理論效力與距孔孟原旨之遠近，這大體是無誤的。只是如果依據理論效力而判斷各家的隸屬層次和高低，這是未能深入了解宋明儒學的內部精神。借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語之衍義，心才是使天道性命貫通之落實處，性必須仰賴於心，才能明捱展現出理學中既內在又超越的特點。但若是祇言心性，缺少諸儒對天道觀、本性論的擴充，宋明理學便不可謂臻向完備圓滿。欠缺天道，性命亦無貫通的可能性。是故，正是那些致力於天道觀、本性論的儒者，擴充並豐富了聖學的不同面貌與多元性。 本文便是要進入理學家內部的思想剖析以展現此觀點，本文擇取一些有代表性儒者的立場，呈顯出「心」在不同儒者的哲學理論中之意指和地位，以及思想之間的過渡與轉變。本文主要透過哲學分析和思想史的互相參照與應用，並依據此領域中諸多當代重要學者如牟宗三、劉述先、勞思光、金春峰等人的觀點，加以進一步發展或改造，兼顧哲學和思想史的脈絡，期盼能建立一條通貫宋明儒學的線索、合理且無悖於史實的看法。我將集中討論於影響朱子思想的先秦諸子及北宋儒者，再進入朱子思想內部，最後連結到王陽明。要理解這些變化的發生，就必須把握心性之學這個通貫宋明儒學的線索，這是我最終想要達到的目標。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823号 / 文博第753号 / 新制||文||65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教授 武田 時昌, 准教授 古勝 隆一, 中 純夫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2019号 / 人博第909号 / 2019||人博||909(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小倉 紀蔵, 教授 太田 出, 教授 江田 憲治, 教授 片岡 龍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南宋的學術思想，乃朱子理學、象山心學、浙東學派三足鼎立的局勢。其中程朱理學與象山心學很早即受學界注意及研究；而浙東學派中的永嘉、永康學派，標榜著經世濟民、開物成務的經世致用之學卻鮮為學界重視與研究，甚至有視其為專重功利的異端之學。本論文乃盼望在南宋偏安，國家內憂外患的大時代環境下，學術界盛談理氣心性的理學氧氣中，對永嘉學派之薛季宣、陳傳良、葉適及永康學派之陳亮等四人的經世致用論，作一研究。以期看出此四人之思想內容及所呈現的價值意義。 本論文采「基源問題研究法」，即以經世致用統攝此四人學術思想之範疇，從經世致用之學所包含的五大方面，即道德持養、待人接物、政事、厚生、軍事五方面，呈現其經世理論，并探討有否躬行實踐其經世理論。在分論的基礎上，再進而對永嘉永康學派之形成背景、價值意義、思想異同、衰落與影響，作一綜合評論。由於采「先分論，后綜論」的程序，盼能使整體性的判斷立基於堅實的基礎。 經過本文之研究，發現永嘉永康學派除了是程朱學派格物論部分的具體實踐外，更欲結合道德持養與典章制度，使治世之體與治世之法本末一貫，其不專主一家之說，實事求是的論學態度，正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具體呈現；其所謀求的全是百姓的利益、國家的福祉，豈可以功利視之？其非但不是南宋學術界的異端之學，更是在當時環境下的異軍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