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清代是中國經學集大成的時代，乾嘉時期又是清代經學極盛之時，戴震則是乾嘉時期經學的領袖人物，故了解戴震的經學，對於掌握乾嘉經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之發展，實具有關鍵的地位。戴震的經學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科學性的考據工作上，建立了嚴密的解經方法；其次，其經學更能由考據進至義理哲學的建立方面，樹立清代義理學的典範；最後，戴震的經學不純粹是「考古」，亦關心現實的社會問題，具有「經世」的觀念，觀其「理欲一元」與「達情遂欲」的主張可證。因此，綜合戴震訓詁考據與義理哲學，才能了解其學術主張之全幅，進而掌握「清學」發展之脈絡。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論 文 摘 要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今日以焦竑為主題的研究成果，皆承認他在明代學術史上的身份有兩種定位：泰州王門傳人、考據學者。但在現有的學術史論述中，這兩重身份恰好是互相衝突的。因此對焦竑學術的描述，多認為他是「斷裂的」學術性格，或者是身處於「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的學術過渡人物。而本文則試圖扭轉此種認知，以焦竑所繼承的心學傳統為根柢，重新架構其學術中「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學術邏輯。 本文共分六章，首章為緒論、第六章為結論。正文部份共分四章：第二章透過考據學源起的數種說法進行分析，探討現今學界對王學的既定印象。第三章以焦竑與考據學的關係為核心，說明他學術行為的內在邏輯。第四章則說明焦竑學術行為背後的理論依據。第五章則補充說明「知識」與「道德」在焦竑思想體系中的定位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