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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花木詩研究—以《清詩匯》為主的觀察

蕭淑芬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清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詩歌以豐碩的面貌,煥發動人的風采。本文以貼近人們生活的花木詩為研究對象,將清代花木詩的生命活力與千萬風情呈現出來。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說明研究的動機與方法,再檢視清代詩歌的研究現況,並在前人的基礎上填補清代花木詩空缺部分。 第二章為清代花木詩的分類,清代花木詩依花木屬性可分成開花、草木二大類。各類花木詩大多獨具特點,故詩人多藉花木的特質抒發個人心志。開花類部份以呈現花卉之美、突顯花卉人格象徵意涵為主軸,草木類也寄託人格理想、書寫不遇及歸隱心迹,或寫社會國家的關懷。 第三章為清代花木詩的內容,清代花木詩的內容中突顯出遺民詩人的生命超脫,其生命表現煥發出另一種光輝,而個人情志抒發與人我之情的部分則深切刻畫詩人情志高潔與濃厚的人我深情。另外,直書物態的花木詩呈現花木之美,而對社會國家關懷的內涵的花木詩也呈現詩人對家國的深情。在自然化育萬物的表述部分展現自然不凡的面貌,生命境界的表達部分則鮮明呈現詩人心境。 第四章為清代花木詩的藝術特色,清代花木詩的藝術手法特色為意象組合方式多樣化,意象的疊加、對比、並列、遞進、輻輳式組合手法豐富詩歌意涵,而花木詩審美特色則以比興寄託、情景交融、形神兼備為其審美的終極追求。 第五章為清代花木詩文化意蘊,由於詩人與民族文化生命是相繫的,花木詩的創作也與文化一同脈動,因而以文化的視野,挖掘花木詩中側重的道家、儒家、佛家文化傾向,既可明晰地掌握詩人的生命趨向,也可尋得清代文化脈動精髓。 第六章為結論,內容扼要綜論本論文研究成果,並突顯清代花木詩獨出的風貌,肯定其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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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詩現,詩以彰學----清代讀書詩探究

劉靜宜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論 文 摘 要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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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詩學理論與柳詩的闡釋

李玉華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神韻是詩歌藝術的本體或生命,它直指詩歌的純粹性,是詩「美」之所在。神韻講求「聲外餘響、意在言外」,這份餘響與言外之意,不在有形處求取,而在無形處心領神會。司空圖、蘇東坡為明清以前相關於神韻論述之詩論家,前者提出「味外味」;後者提出「枯淡」說。司空圖拈出柳詩的「深遠」;而東坡對柳詩「枯淡」的闡釋,或成為明清詩論家闡釋柳詩的起點。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有謝榛、王世貞、胡應麟、陸時雍等人;清代主神韻的詩論家則有王士禎與宋犖二人。謝榛以為柳詩意傷直切;王世貞以為柳詩刻峭,不若蘇州平淡;胡應麟以為柳詩偏於清峭;陸時雍則以為柳詩多直寡委。凡此,顯示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多點出柳詩在「神韻無跡」的藝術成就上之不足,他們大大地翻轉了東坡「韋不如柳」的評價,以為就神韻的藝術標準來說,柳詩是不及韋詩的。清代集歷代神韻詩論大成的王士禎,原則上仍舊沿續了明代「柳不如韋」說,明白點出「柳州哪得並蘇州」的論評,並闡明神韻不僅是論詩的最高境界,也是詩人處世的最高原則,而宋犖論柳詩著重其「古淡」,基本上仍不出東坡論柳詩的範圍。 格調著重的是詩歌的「體格聲調」、「風標品格」;講求詩歌的聲韻平仄等遣詞造句之外在形式,以及美善的詩品與人品等內在涵意。比起「神韻」詩來說,它多了一份教化,審美追求在於「善」。張戒、嚴羽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格調論述之詩論家。張戒論柳詩,著重在其「字字如珠玉」的語言風格;嚴羽則是明確以「騷」字許「柳詩」的第一人。明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李東陽、謝榛、王世貞、胡應麟等人。李東陽拈出柳詩「精刻」的語言風格;謝榛則突顯柳詩「字澀韻險」的藝術風貌;王世貞關注柳詩「風雅騷賦」的面向;胡應麟則關注柳詩的「骨與格」。凡此,顯示了格調詩論家在評注柳詩時,多從「體格聲調」的角度切入,值得注意的是,此等詩論家在關注「體格聲調」的同時,都不忘再以「知人論世」的觀點深入論述子厚的貶謫生涯,並歸結出詩人貶謫生涯的文學主調--騷怨精神。而柳詩之所以「騷」,正在於詩人對理想人格的執守與堅持。換言之,詩人那高潔的懷抱,正是此等格調詩論家正視柳詩的理由--他們注意到了柳詩以及詩人那份「風標品格」之善之美。清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沈德潛、施補華、李重華、黃子雲、紀昀等人。沈德潛論柳詩的潔與騷;施補華論柳詩的騷;李重華論柳詩的本色;黃子雲論柳詩的儒者風貌;紀昀論詩人的心境。比起明代格調詩論家來說,清代詩論家論柳詩時,在「知人論世」方面,論述的更為精細與深入;評價的角度、論斷的口氣更顯得圓融與折衷。 性靈強調詩人個性、才情的真實表露。相對於神韻與格調二派而言,性靈派給予作家充分的創作自由,以為只要情真具可成詩。「真」即是性靈詩派極度重視的審美追求。楊萬里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性靈論述之詩論家,其評賞柳詩,直指其「淡」,反而偏於神韻派的審美取向。明清二代主性靈的詩論家有袁宏道、吳喬、袁枚、趙翼、洪亮吉等人。神韻與格調派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大致符合了各自的審美追求與原則,相形之下,性靈詩論家在求真的審美原則下,反而都未從「情真」的角度去評賞柳詩。蓋「詩為心聲」,不能真實傳達心聲的,大概也成不了歷史上的詩人,是故「情真」似乎不是此等詩派據以與其他二派崢嶸的藝術鑑賞法則。此等詩派的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顯示了評賞角度的駁雜性--袁宏道指出柳詩的儒者風貌;吳喬評述柳詩「鍛鍊」的語言風格及「構思精嚴」的創作心理;洪亮吉評述柳的人品與胸襟。凡此,皆顯示此等詩論家在評述柳詩時不自覺地陷入了格調派的思維裡。大概只有袁枚、趙翼二人,純粹從性靈層面之「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肌理詩派論詩講究「義理」與「文理」的統一,簡言之,此派以為,完美的詩歌是「內容」與「形式」的兼具,比起其他詩派,肌理詩派是比較接近格調詩派--呈現了重學與爬梳史料的鑑賞特質。肌理詩派崛起於清代乾嘉時期,主肌理的詩論家有翁方綱,翁氏弟子梁章鉅以及肌理餘緒陳衍。翁方綱闡發了元好問關注的柳詩面向,深入挖掘柳詩承繼大謝「醞釀神秀」的語言風格,而陳衍則更細緻地深論了柳詩「縈青繚白」的語言風格與詩境。而梁章鉅則是從「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 大致而言,詩論家評賞柳詩時大約不出流派本身審美追求的範疇。一旦出現相離情況,或受個人境遇轉折的影響,或受時代文風的影響,或受詩學本身後出轉精的趨勢所左右。直言之,接受與鑑賞,本屬極端個人與複雜的行為,雖有法則可循,卻又不全然依樣畫葫蘆,在在顯示了它的靈動性與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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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詩學的韓詩評論及其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etics's Han Yu poetry commentary and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significance

許友齡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以明清詩學批評論著中對韓詩的詮釋與評論為基軸,針對明清詩學對韓詩所提出的多面向議題加以歸納析探;同時兼及明清詩學理論與背景之探討,以呈現韓詩在明清詩學中之評論的各種樣貌,並評述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第一章緒論中先將晚唐至宋代的韓詩評論加以分析。本文第二到四章是主要部分,所要處理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韓詩」各項議題的評論,另一部份是著重在明清詩學的評論之意義。第二和第三章針對韓詩的在明清詩學理論的評論中所提到的議題,分為兩大類來整理與探討,第一類是關於韓詩創作體製方面的議題,第二類是關於韓詩風格特色方面的議題。在這一方面的評論中,詩評往往表現詩人及其詩派之詩學主張。第四章將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放置於明代,乃至清代初期、中期、末期的文學批評史中,加以分析比對,以期檢討出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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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裳載酒園詩話研究

王熙銓, WANG,XI-QUA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清代詩話的重要著作,前人研究已多,其價值也已受到充分的了解與肯定。然而一些頗有價值的詩話,因少見而未受注意者,也所在多有,賀裳「戰酒園詩話」即屬此類。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即是認為這種有價值的著作,不應任其埋沒,因思對「戰酒園詩話」做一番整理與探討。 本論文以郭結虞所主編之「清詩話續編」中「載酒園詩話」為底本,加以討論。所使用之方法,不主一端。大致以歸納法、類比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使用,以見其詩話之原貌,并盡量發掘顯明其微旨。 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賀裳之傳略與載酒園詩話之體例。凡三節,敘述作者傳略,文學思想淵源,及載酒園詩話之體例。 第二章:載酒園詩話論詩之本質。凡四節,敘述詩話中討論詩之本質,及作詩之原則。 第三章:載酒園詩話論詩之創作。凡八節,敘述詩話中所揭示作詩之方法與技巧。 第四章:載酒園詩話論讀詩的問題。凡九節,敘述詩話中對於讀詩所可能產生之問題的討論。 第五章:載酒園詩話論各代詩說。凡七節,敘述詩話中對其他一些重要詩話的批評與意見。并歸納論述一部理想詩話所應具備之條件。 第六章:載酒園詩話之實際批評。凡三節,敘述唐詩宋詩之不同,并唐人詩作與宋人詩作之批評,及作者評詩之標準與方法等。 第七章:結語。凡二節,總論整部詩話之特色,并對作者評詩之得失,做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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