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都市發展與產業發展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不同之都市型態會吸引不同的產業，且不同的產業結構也將影響都市的發展，因此在探討經濟發展時，需要同時考慮都市與產業條件，以符合相互影響之關係。 早期台灣的製造業，或可稱為「勞力密集傳統產業」的潛力來自於低廉的勞動力，一旦優勢不再，廠商關廠、外移，對於都市發展的產業需求將有所衝擊，依據當地的產業發展條件，可能因此而沒落，或是轉型成不同的產業發展。此外，當政府有鑑於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力不再，提倡產業升級，發展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雖然能夠創造國家整體的經濟成長，但是也因其所需的高技術，並無法吸收原傳統產業過剩的勞力。再者，因早期產業政策、地方資源與歷史因素等有不同的產業發展型態，使各都市的產業發展條件與產業優勢不一，因此，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並無法完全的移植到全部的地方發展，在生產條件無法配合的情況下，不僅產業發展困難，更會影響都市的整體發展。因此在台灣經濟轉型時期，各都市應如何尋找自己優勢之產業，為本研究的重點。因此本研究將從都市的產業條件與發展優勢來分析，以做為都市發展其有利產業之依據，進而提升其生產效率，並促進都市發展。 在考量都市與產業交互關係屬於多投入與多產出的特性，將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依據生產要素與產出，來評估都市內產業發展的效率，期望得出都市內發展相對有效率的產業。 本研究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從都市產業發展理論與相關文獻，以及生產理論與相關文獻的探討，選取衡量生產效率的相關變數，以作為實證的依據；第二部份為研究方法之設計，包括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之基本理論與應用模式內容與模型之建立；第三部份則依據研究目的所選取之模型變數，評估各都市之產業生產效率，以及利用DEA分析法所估計出之效率值，為被解釋變數，利用迴歸模型衡量外生變數對其的邊際效果；最後針對本研究進行之實證分析，作一綜合性的概述，配合都市產業發展提出建議。 根據實證結果與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依據都市產業效率評估分析，製造業中的傳統產業類、基礎（重化）工業類與技術密集產業類均普遍在北部區域的生產效率表現較理想，這與製造業現況中，北部區域的製造業員工數與產值均為全區域最高之情況顯示，北部區域不僅是產業的集中地區，其生產情況也較理想。誰然依據比較利益原則，產業集中於北部區域，對於台灣整體的產業發展有利，但卻不利於區域的發展，只會更加促使人口往北部區域的集中，長期將影響區域均衡與國家成長。 二、由都市規模因素普遍對產業生產效率，反映出大都市對於傳統產業的負面影響，但卻有利於基礎（重化）工業與技術密集產業的生產效率的結果，符合聚集經濟的相關文獻中對於近來的都市產業發展，有傳統產業朝向小都市而高科技產業卻朝向大都市發展的趨勢。 三、根據都市產業結構的多樣化對於產業生產的技術效率是呈現負面影響，與早期學者出台灣製造業呈現地方化經濟的情況相符合。 四、從產業專業化（集中度）能夠提升產業生產效率。符合MAR與Porter對都市產業的專業化將加速都市產業成長的預測，顯示產業生產應該要朝向較大規模與專業化發展。 因為各產業與各都市的發展條件不同，應有不同的產業政策，因此本文在瞭解都市特性對於都市產業發展效率所造成之影響，俾以藉此提供相關決策者在進行都市產業發展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本章係注意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的關係，自「如何使專案成本為最小」出發，討論控制成本的問題。使成本為最小，可自二方面來看： 一、成本的絕對數額為最小。 二、成本的相對數額為最小。 本章第一節即介紹此項概念，第二節「最小的總成本」及第三節「以延長作業時間降低成本」，皆屬使成本的絕對數額為最小。因為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皆為時間的函數，而二者對時間的關係恰好相反，故在直覺上認定：必有某一特定時間，使成本總額為最小。本章第二節即在尋找這個特定的時間與成本的組合，消除比這組數字的成本高而耗時久的不可行組合。當最低的總成本數額及專案期間為已知時，是否可能保持已知的專案期間，而使總成本進上步更減少，第三節則討論延長作業時間減少成本的可能性，並研究應延長何作業及選擇延長作業的標準。 第四節係本章的重心，討論如何使相對成本為最小的問題。所謂相對成本為最小，是指為加速作業進行而增加之成本為最小。第四節中首先討論縮短作業時間的方法，然後將注意力集中在以增加資源加速作業上，分別基於時間與成本互易可能點為連繼直線或離散點的假設，討論互易的規則，並舉例說明。最後則列舉若干實際採用時間成本互易時，可能受到的限制，以提醒使用者須與實務配合，若一味拘泥理論，反而不能發揮功效。

全球藥品市場持續成長，然而我們卻看到其成長腳步漸趨緩慢，其中的一個因素乃各家藥廠暢銷藥品（Blockbuster）陸續專利到期所致，因此本研究將專利藥到期視為一環境前提之改變，以司徒達賢(2005)的策略形態分析法，分析個案公司在專利藥品到期以前之策略形態及其組織結構之搭配，也就是瞭解其何以成功之策略以及背後之環境前提與條件前提，接著分析專利藥到期對於個案公司之衝擊與影響，最後探討個案公司採取怎樣的策略、背後之環境前提、如何調整組織結構及功能政策。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國內也愈來愈多在中國隔海投資相關產業或是實際營運的公司，因此本研究的對象主要為中國的上市公司，希望能找出影響一家公司營運狀況的最佳財務指標，繼而建構出最能準確預測一家公司危機發生與否的危機預警模型。 本研究選取2005年與2006年符合財務危機定義的72家危機公司，以一對一的配對方式再以公司「產業類別」與「規模大小」為準則，挑選72家正常公司進行研究。以12項財務變數以及危機發生前三個年度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危機發生當年度的數據作為測試樣本，首先進行常態性檢定，確立以何種分析法建置模型，再分別以逐步迴歸分析法輔以合理的財務理論篩選適合的財務變數，並以Logistic迴歸分析法建構危機預警模型，最後則是以測試樣本去判別模型的正確判別率。 研究結果顯示，經由基本統計量分析發現財務數據異常的情形，危機公司幾乎所有的財務變數平均數愈接近危機發生的年度，呈現的表現愈好，與一般的認知正好相反；此外，危機預警模型的正確判別率三個年度有愈來愈好的趨勢，但是仍舊沒有預期的高。綜合來看上列情形發生的原因，推測可能是大陸上市公司之公開資訊較不透明，財務報表有可能虛報所導致的結果。 I

本文根據2001年至2007年的普查資料，採用三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針對台灣47家國際觀光旅館進行效率評估。DEA評估結果顯示，國際觀光旅館各項效率值皆存在顯著差異，且在產出不變下，平均可以減少48.89%的投入使用量，而無效率主要來自不適當的生產規模，多數國際觀光旅館規模無效率原因為產能未充分發揮；SFA迴歸評估結果顯示，業務集中度及旅客類型集中度愈高、市場集中度愈低、加入國際連鎖集團、於國內增設分館、位於風景區、旅館客房數愈少、其他費用比率愈高及無SARS事件影響，皆對管理效率有正向影響；2002年至2003年國際觀光旅館純技術效率呈現顯著負成長，2003年至2004年純技術效率則呈現顯著正成長。 關鍵詞：效率、三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隨機邊界分析法

自從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被提出以來，至今已經受到全球廣泛地注視，更儼然成為一個所有社會中皆不可抹滅的重要課題。台灣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生活水準與環境品質的要求也隨之提升，因此人們開始注意到環境是需要被改善的，然而企業社會責任便是改善的作為之一，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在國內才開始逐漸地受到重視，而企業也開始逐漸地會去關注到這個面向。在國外存在不少探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對企業績效（銷售額、營業收入）影響的文獻，而其中大多數文獻所作的實證分析結果都顯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對企業本身的績效是會帶來正面幫助的，相較之下國內關於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文獻卻是十分地稀少，因此本文研究想要藉由兩層級資料包絡分析法（Two-level DEA）的應用來探討國內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對企業本身績效的影響究竟為何？本文研究以台灣19家大型製造業為例，特別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納入企業產出的投入項之中，希望利用此方法的應用所得到的效率值差異，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表現高低對企業產出效率的影響程度，而能進一步瞭解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企業績效的關係。

稅捐分處是最接近民眾之第一線機關，直接影響民眾對稅捐機關之觀感，其亦為最小的單位，卻肩負稅收稽徵、防止逃漏、為民服務等業務，故衡量分處的稽徵績效刻不容緩。本研究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13個分處為研究對象，並以員額、稽徵成本與設備數量等作為投入項、以各稅實徵淨額、違章裁罰金額、欠稅清理金額與人民申請案件數作為產出項，運用三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衡量，評估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各分處之技術效率，探討外生因素對產出差額的影響，並與原稽徵績效考核成績進行比較。實證結果顯示，在排除外生因素之影響後，整體效率值是較前提升的，而造成無效率的原因，部分可歸責於資源的浪費、部分可歸咎於未達最適規模；外生變數對大部分的產出差額具顯著影響，轄區內營業家數愈多，稅收金額較高；位於臺北市南區，稅課收入亦較多；前年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對大部分技術效率有負向影響；實務面之稽徵績效考核因考慮面向較廣、涉及過多非相關考評項目而淡化了各分處稽徵效率，為使對分處考核制度更為嚴謹，建議使用一套客觀的效率準則來衡量稽徵效率並加以評估，較能反映分處實際之稽徵績效。

本研究首度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台灣證券商的經營效率，主要研究目的有三：（一）評估現有證券商的效率情形，及個別證券商之最適投入產出數額；（二）探討效率值的解釋因素；（三）比較資料包絡分析法與傳統一般獲利指標的評估結果。本研究以現存之專業經紀商及綜合證券商為研究對象，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其八十至八十三年之效率情形，並以兩組投入產出組合（模型一與模型二）作分析；再以迴歸模式，探討效率值是否由於成立年數、股價指數、經營型態及營業據點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44最後以Spearman相關分析比較效率值與一般獲利指標排序的相關程度。關於效率值的解釋因素方面，本研究設立八個研究假說：(1)經紀商的純粹技術效率值比綜合證券商高；(2)成立年數越久，純粹技術效率4值越高；(3)營業據點數越多，純粹技術效率值越低；(4)純粹技術效率值會隨股價指數的漲跌而有顯著不同；(5)經紀商的整體技術效率值比綜合證券商低；(6)成立年數越久，整體技術效率值越高；(7)營業據點數越多，整體技術效率值越低；(8)整體技術效率值會隨股價指數的漲跌而有顯著不同。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一）在模型一下效率值最好與最差的證券商與模型二幾乎完全相同；（二）全體證券商之純粹技術無效率及規模無效率的程度類似，表示就全體而言，若要徹底改善效率，資源的善用與規模的調整皆須進行；（三）不論在模型一或模型二下，經營型態、營業據點數及成立年數對整體技術效率值的影響均為顯著，其中綜合證券商較經紀商的效率值為佳，營業據點數對效率值有負向影響，成立年數對效率值有正向影響；而純粹技術效率值的解釋因素，只有成立年數和股價指數為顯著，其中成立年數對效率值有正向影響，而股價指數對效率值有負向影響；（四）整體技術效率值與四項獲利指標的相關程度較高，表示整體技術效率的表現與獲利高低有關；而純粹技術效率值與四項獲利指標的相關程度卻較低，因為獲利良窳除了與純粹技術效率有關，還會受到公司本身競爭策略、政府課稅因素、規模報酬狀況及其它環境因素的影響。

中國的開放式基金近年來高速發展，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與日俱增。然而目前在中國境內對基金所採用的基金績效評價方法仍為較為傳統的方法，如夏普比率、特雷納指數等。而傳統的基金績效評價方法未能很好地顯示基金的真實績效情況。鑒於美國基金有較為先進的績效評價方法，本文利用DEA數據包分析法模型，構建一個包括從基金期初規模、風險收益情況、基金經理人能力及投資人風險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基金績效評價體系。 本研究選擇中國181檔股票型開放式基金，從基金規模及投資風格兩個維度展開深入研究分析。此外，為比較交易量不同期間基金績效的表現情況，本研究依照深證、滬證市場交易量、交易額，將2012年至2015年此段實證期劃分為交易活躍期及交易低迷期兩個階段，對基金績效進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交易活躍期的基金績效遠高於交易低迷期；並且無論是交易活躍期或是交易低迷期，小型基金及主動型基金績效表現最佳；而基金的相對績效情況於其基金管理人的資產規模並無顯著相關關係。 在文章最後部分，本文從投資人角度建議投資人在證券市場交易活躍期可增加股票型基金的投資額度，在基金選擇上無需盲目傾向選擇大公司的基金產品，而可以適當傾向投資於小型基金及主動型基金。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tual funds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s, open-ended fund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new methodology to analyze open-ended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This paper uses data de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which considers asset size, risk return, managers’ ability and risk performance of the investors. By utilizing 181 open-ended stock fund data from 2012 to 2015, this paper yields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 fund performance is better in strong market periods than that in weak market periods. Second, small size and active funds are more efficient. Third, fund performance is not significant associated with fund asset size and fund units in the fund company.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investors could do more investment on the open-ended stock funds in the strong market periods. And investors are suggested to invest small size and active fund. What’s more, there is no necessary to consider if the fund’s management company is big enough.

本研究探討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1997年至2006年間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與發展情形。利用此10年間臺灣出版之7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共1,388篇研究性文章，以及中國大陸出版之11種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共23,937篇研究性文章，以內容分析法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並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分析結果的異同。研究結果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特性與發展情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而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 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1. 在文獻數量成長方面，臺灣的成長現象較不明顯，而中國大陸的文獻數量有累積成長的現象。研究結果發現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期刊每年僅維持穩定數量的發刊文章，且臺灣期刊發刊的刊期頻率較中國大陸的為低，亦造成文獻數量的差距。 2. 在文獻成長趨勢方面，本研究顯示，臺灣地區的文獻數量，整體而言呈現負成長，中國大陸則為緩慢的指數成長模式。研究發現，兩地圖書資訊學研究社群的大小及期刊數量的多寡，使得臺灣與中國大陸在10年間的文獻成長有顯著差異。 3. 在期刊內容特性部分，臺灣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基礎」，次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次要的是「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基礎」。在研究小類主題方面，臺灣與中國大陸同樣關注的為「資訊組織」、「資訊儲存與檢索」以及「網際網路」等三個研究主題。整體而言，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注重資訊與技術層面，中國大陸則較為著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理論與基礎。 4. 在關鍵詞研究部分，研究結果顯示，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發展與提升的需要，唯臺灣的關鍵詞定義較為嚴謹，中國大陸則顯得較為活潑而彈性。 5. 在引用文獻特性研究方面，對於引用文獻數量，臺灣的引用文獻數量多呈穩定持平的狀態，而中國大陸對於引用文獻規範未臻成熟，卻也開始逐年成長，顯示其正逐漸發展的現象。 6. 在引用文獻的語言類型分佈，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的引用文獻中最常引用英文文獻，其次為繁體中文文獻，簡體中文文獻的引用有逐年增加的情形；中國大陸則是以簡體中文的資料類型引用最多，其次為英文文獻，但對於繁體中文文獻的引用情形亦有增加的趨勢。 7. 在引用文獻的資料類型分佈，兩地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所引用的資料類型最多的皆為期刊資料，其次為圖書資料，網路資源是第三名，排第四名的是會議論文集，但深入分析兩地於各引用資料類型之百分比發現，臺灣較中國大陸在資訊獲得上較豐富且多元，中國大陸仍屬於較為封閉的學科研究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