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清代是中國經學集大成的時代，乾嘉時期又是清代經學極盛之時，戴震則是乾嘉時期經學的領袖人物，故了解戴震的經學，對於掌握乾嘉經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之發展，實具有關鍵的地位。戴震的經學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科學性的考據工作上，建立了嚴密的解經方法；其次，其經學更能由考據進至義理哲學的建立方面，樹立清代義理學的典範；最後，戴震的經學不純粹是「考古」，亦關心現實的社會問題，具有「經世」的觀念，觀其「理欲一元」與「達情遂欲」的主張可證。因此，綜合戴震訓詁考據與義理哲學，才能了解其學術主張之全幅，進而掌握「清學」發展之脈絡。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儒學，跳脫以孟學為儒家唯一價值的衡量標準來看待荀子思想及荀學的流衍，是本文論述的基本態度。全文可分成兩部分論說。首先釐清荀子思想中最受矚目及爭議之議題，即：天人之分、人之性惡及法後王，作為論證清代思想的對照範式。整體而言，荀子思想所關懷的是人在具體經驗世界中的安頓問題，因而其追求的目標是「盡倫」、「盡制」的聖王，相對於孟子言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超越、內在性格，其理路有顯著不同。 其次論述清代的荀學。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清儒校釋《荀子》書的著作及荀子學說的評論。基本上，清人校釋《荀子》是在「以子證經」的前提下所衍生；同時，清儒在尊經及經典傳承的體系研究中肯定了荀子，使荀學得以擺脫「異端」之名而回復於儒家之列；且《荀子》書的整理，也使得荀學獲得重新被檢視的契機，具有一定的意義。清儒試圖對宋明以來非議荀子思想的議題提出新的解釋，包括性惡、非思孟、法後王等論題，然而，這些迴護荀子的論述卻受限於以孟學為學術唯一準則的意識型態所囿，往往只是在以孟學為主體的思考下調和孟、荀差異，在深究荀子思想體上的論述上則相對貧乏。因此，清人考校《荀子》書、評述荀學，雖具價值，但並不能全部概括清代荀學的內涵。 清代荀學的另一層面，是以顧炎武、戴震、焦循、淩廷堪、阮元為主軸的清儒，在「以氣為本」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心性論以及成德工夫論所呈現的荀學理路。清儒在「以氣為本」的立場下，肯定了人性中情、欲存在的正面意義，而理義即內在於欲、情之中；心知本具有思辨、擇取理義之能，人們透過以問學為主的修養工夫加以擴充培養之後，便能衡定人欲人情合宜的進退得失，由個人所欲所情推及至群體，能通達天下人之情，遂天下人之欲，使之無所差謬、不爽失，即是理義。在此理路下所呈顯的成德工夫，一方面重視經典及文獻史料之價值，強調由文字訓詁以明理義的問學；另一面，由於所論理義的內涵是群體生養之欲的滿足、情感過與不及的調節與疏通，故而講求人我間言行事為依據準則的禮學興起，清儒藉由禮制的考證、禮意的論辯重新核定社會禮儀秩序，作為修己治人之具。 分析了清儒的人性論及成德工夫論後，對照荀子所論人性的內涵及道德修養的主張，不難發現二者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包括以欲望情感及心知為人性本質，強調培養智識在成就道德上的重要性，倡議禮儀法度以調節人欲人情等，均呈現了強烈的荀學色彩。只是，清儒並沒有意識到其理路與荀學同途；批判宋明理學，卻認同理學家所建構以孟子為孔子思想正統繼承者的道統觀，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作《孟子正義》，自詡為孟學真正傳人，欲取代宋明理學在儒家道統的傳承地位，但實際上闡揚的卻是荀子的理路。因此，本文將清代傾向荀子理路的人性論、工夫論稱之為「潛藏的荀學理路」。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抉發清人在義理思想上的荀學傾向，相較於清人肇因於經典考據而擴及《荀子》書校釋、荀學評價等層面的討論，無疑是更具意義的。至於二者的主從關係：如前所言，清人從事校釋《荀子》、評述荀學，從而提高了荀子的學術地位，而這個校釋、評述是源於經典考據的擴大而來，而考據學的興起是源於問學的成德工夫，而問學的成德工夫又是源於「潛藏的荀學理路」。可見，清代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在無形中促進了荀學的研究，荀子地位的提升，恰恰呼應了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的存在。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論 文 摘 要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