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本論文旨在探討毛奇齡及其《春秋》學之理論。毛奇齡，號西河，為清初學者，對於清代經學復興，卓有倡導之功。有關經學之著作，層面偏及諸經，數量冠絕當時，其中《春秋》類之著作，有《春秋毛氏傳》、《春秋屬辭比事記》、《春秋條貫篇》、《春秋占筮書》、《春秋簡書刊誤》等五部之多。 然而西河《春秋》學之著作雖多，但后世學者卻并未有人加以研究，所以本文由相關之論著中，作整體之省察、綜合其要旨、剖析其目的，以期了解其理論脈絡，以論證之得失。 本論文首為緒論：略述筆者撰作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以及資料來源。其后凡五章，第一章：毛西河之生平及著作；以西河生平及著作為論述重點，并纂輯簡譜，考訂西河生平大略。第二章：毛西河《春秋》學之撰述背景及目的；探討西河《春秋》學與時代背景之互動關系，半歸納其概述目的，乃在批駁《胡傳》謬失，力求回復《春秋》本經地位。第三章：毛西河《春秋》學之要旨；歸納西河《春秋》學之特殊見解，如提出簡、策分書之概念、強調屬辭比事之應用、歸納經文為二十二個門部、以及立四例解經等。并探討這些見解的來由，以及在西河《春秋》學之理論體系中的作用。第四章：毛西河《春秋》學之得失；針對西河所提的見解，加以檢討、定位，對於西河強調經典之價值，以及重視史實之精神，予以肯定，至於引文不當，以及說解的缺失，則加以檢討。第五章：結論；歸納前文之研究成果，力求確實呈現西河《春秋》學之特色。 本文之研究成果，在於具體呈顯西河《春秋》學中，許多獨到之見解，例如以經文歸納門部，屬解比事以求史實，彰顯經文本身所呈顯之義理等，打破歷來《春秋》學以傳明經之方式，使《春秋》經文之地位相對提高，也提供我們對於《春秋》經的新思考方向。